《周易》在俄罗斯的翻译与传播

《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华夏文明哲学思想的源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认知自然、开展人文实践的理论根基。《周易》的哲学体系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认为，在过去两千多年来，《周易》和《圣经》一样，是世界文化典籍中阅读最多和评论最多的译本①。《周易》对于中国思想如此重要，其传播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发展史②。

《周易》是经传一体的系统，经指《易经》，传指《易传》。西周初至东周春秋前期是《易经》从成书到逐渐遗忘其本义的阶段。春秋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对《易经》哲学化阐释的《易传》。至汉代，经传一体共同经典化形成“易学”③。相较于“五经”中其余四部典籍，《周易》文本的高度简约决定了阐释、翻译的高难和多歧，此外《周易》版本问题和经传体系使其俄译更具特殊性。然而《周易》依旧是最早被俄罗斯汉学界研究的儒学典籍之一，其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史，实质上是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系统在俄落地生根，成长嬗变的进程。

一

18世纪初，中俄两国政治经济交往日渐频繁，双方文化交流不可避免。18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史学家拜耶尔（Gottlieb SiegfriedBayer）首次将《周易》的相关信息传入俄罗斯。拜耶尔不通俄语，作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首位研究汉学的院士，他于1730年出版了拉丁语两卷本《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首卷中包含介绍《易经》相关内容的部分。他论述了《易经》作为儒学典籍的地位，以及其公认的起源年代④。书中在描绘阴阳两仪、四象、八卦时出现了些许偏差，尤其是先天八卦图出现了上下颠倒。拜耶尔援引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以及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理论，对八卦中涉及的二进制算术进行了简要评述。受限于篇幅和拉丁语受众，拜耶尔对《易经》的节译与研究更多是引介性的，其读者群体主要为学者和教士，但仍旧为《周易》在俄传播铺下基石。

同时代的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列昂季耶夫（А.Л. Леонтьев）是18世纪推动俄国汉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编译的《大清会典》俄译本于1782年出版。在该书中，列昂季耶夫著有《中国典籍〈易经〉中的阴阳作用》一章，对《易经》片段进行了翻译，并配有解释性图片和相关论述⑤。列昂季耶夫在法国神甫尼古拉·博多（Nicolas Baudeau）的建议下，并未参照已有的拉丁语译名，开创性地用俄语阐释《易经》之书名，将“易”直译为容易、方便，将“经”意译为基本原理，进而将《易经》书名阐释为“方便的基本原理”。

列昂季耶夫在译文中再现了朱熹《周易本义》一书的开篇，将河图的白珠十字等命理占卜图案置于正文之前，以神秘学因素吸引潜在读者群体。列昂季耶夫受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郭中傅（Jean-Alexis de Gollet）、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三人的观点影响颇深，将《易经》视为中国的《圣经》，在二者间寻求相似性，还将伏羲与同历史年代的赛特⑥相提并论⑦。与此同时，他在论述过程当中承认，“只能尽自己所能翻译，作为发端，而书中更多的图形和术语，则无法翻译”⑧。列昂季耶夫翻译《易经》片段并介绍其辩证思想，是《周易》在俄罗斯翻译的起始。尽管当今对其翻译质量有不同评价，不妨碍其具有里程碑意义。拜耶尔与列昂季耶夫在18世纪对《周易》的研究和翻译限于《易经》，或有借助《易传》，但鲜有涉及《易传》之翻译。

18世纪百年可视作《周易》在俄罗斯翻译传播的萌芽时期。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周易》在俄的译介未见显著成果。

二

时至19世纪末，俄罗斯汉学家中第一位科学院院士王西里（В.П. Васильев）在其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论述中国文学史源头时，对《周易》进行了关联性的文献学评述。王西里对中国易学宣称的《周易》成书年代持怀疑态度⑨，他认为“中国人在开始写字的时候还不大会连词成句。然而，由于这种语言为卦书所特有，而这也正是《易经》的用途所在，所以，现在这种有关《易经》为儒家所知的时间要晚于其他文献的观点，让我们对该书中曾经可信的文字也疑窦丛生”⑩。此外，王西里认为《易传》中相当一部分言过其实的注疏和增补，在遣词用字上并非出自儒家，更像道家文献，至少也是儒家之外人士的手笔11。王西里一生翻译了诸多儒学典籍和佛经，对儒家思想有较为全面的整体认知，他对《周易》的研究以俄罗斯及欧洲汉学为立足点，受中国传统易学的影响较少，阐释了易学研究的俄国观点。

20世纪初，俄罗斯汉学界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名字：舒茨基（Ю.К. Щуцкий）。舒茨基是俄罗斯汉学史上首位系统性翻译研究《易经》的学者。他师从著名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В.М. Алексеев），早期研究唐代诗歌作品。舒茨基的中国哲学、古诗词和古汉语研究常常会溯源至《周易》，或需要引用《周易》的文本，致使他做出研究《周易》的决定。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支持下，舒茨基以史学和文献学角度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易经》的文本内容及其结构特点，花费八年时间，于1935年完成了题为《中国典籍〈易经〉——语文学研究及翻译经验》的博士论文，并全文翻译了《易经》。值得关注的是，舒茨基还另辟蹊径，从神话学角度对《易经》进行命理学阐释，对其中包含的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进行了详细注疏。舒茨基认为，《周易》的文本极有可能起源于古代占卜活动，后来才成为哲学思辨的土壤，因为这个晦涩且神秘的古老文本呈现了各类宽泛的创造性哲学思想12。

舒茨基对《周易》的翻译和研究超出了俄罗斯易学原有的框架。他没有走通过“传”研究“经”的传统路径，而选择关注《易经》本身。因此，他得以在有限的篇幅中为后世研究者解决《周易》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舒茨基对《易经》翻译研究著述由两部分以及附录构成。第一部分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史，作者概述了《易经》在欧洲（包括俄罗斯部分）的传播和研究史，并耗费相当笔墨介绍了远东地区的非注解性翻译研究。第二部分是研究本体，舒茨基论述了《易经》文本结构完整性，肯定了其内容构思、逻辑严密性、语言技巧，进而对《易经》文本的可靠性做出肯定论断。他试述了《易经》全文各部分的编年顺序协调性问题，然后研究中国各注解学派对《易经》的解读，最后论述了《易经》对中国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附录是舒茨基对《易经》的全文翻译，他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借鉴中国和日本各注解学派的诠释，翻译了卦爻辞，配有详细的译者注、编者注和参考文献。

阿列克谢耶夫对舒茨基的翻译和研究给出了极高评价，也指出缺憾之处。他认为舒茨基并未阐明《周易》中是否有某种体系存在。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卦象与卦辞之间，卦象间的语义结构联系中都应当存在一种体系13。由此，师徒二人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潜在研究领域及其路标。

遗憾的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舒茨基于1937年离世，博士论文书稿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雪藏，至1960年才以精简版《中国典籍〈易经〉》面世。该书一经问世即震动欧洲与俄罗斯汉学界。批评家儒兵（В.А. Рибин）写道：“毫不夸张地说，舒茨基的该本著作可被称为极高意义上的文化功绩与成就。”14贝科夫（Ф.С. Быков）指出，在舒茨基之前，欧洲尚无任何人尝试去解决这一极为复杂的工作15。该书于1979年被译至英语，在欧美陆续出版，为西方学者所广泛认可。全本直至1993年才在俄罗斯出版。

舒茨基对《易经》的翻译研究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杰出贡献，有力推动了《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他的《易经》俄译本翻译质量高，加之解决了《周易》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让后世苏俄研究者可以登高望远。

舒茨基之后，著名汉学家、外交家费德林（Н.Т. Федоренко）于1978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文学古典名著》（Древн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其中详细介绍了《周易》及其研究史。他以古文字学为研究切入点，借鉴了中国古代易学研究者的普遍观点，指出《周易》是一本描述宇宙变化规律的经书，并给出了文献学论断，即《易经》是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所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之间。费德林的研究循规蹈矩，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往来于中苏两国外交界及学界之间，客观上对《周易》在苏联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

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是《周易》在俄（苏）翻译与传播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俄罗斯易学的成就绝大部分是由翻译构成的，主要贡献可以说集中于舒茨基一身。存在零星的文献学研究成果，散落于各家著述当中。由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以及中苏两国关系经历波折，《周易》在俄（苏）的翻译与传播受到很大影响。

三

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俄社会科学领域中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研究方法的飞速发展，学者纷纷采用新方法对《周易》展开研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连续多年举办的“中国社会和国家”研讨会促进了该前沿领域的开拓。例如，利谢维奇（И.С. Лисевич）撰文《八卦介释问题》、科洛科洛夫（В.С. Колоколов）撰文《周易八卦及其在〈春秋〉一书中的应用》，提出要使用数学分析法和计算机方法来研究经卦和别卦，研究卦象分布的内在规律。科洛科洛夫还认为，别卦（即六十四卦）是行星和恒星在天穹上运动的图像表现。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和国家”年度研讨会上开始涌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周易》文本结构、其语义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系列研讨会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苏俄易学研究的主要路线，可分为四个方向：数学方向、命理学方向、医学方向和史学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命理学研究方向的出现，标志了《周易》通俗化研究的萌芽。一些学者研究河图、洛书、卦象，试图将其与天象、内脏系统、疾病成因等建立关联，还研究古代中国的占卜仪式。这些新兴研究方向为《周易》在俄罗斯的普及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2年，卡拉佩季扬茨（А.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选译单独翻译《易传》中的《说卦传》，开启了俄罗斯汉学界翻译《易传》十翼的新篇章。此后，苏俄汉学界开始关注《周易》经传一体系统的翻译与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原有的意识形态管控问题不复存在，《周易》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迎来新阶段。俄罗斯处在思想紊乱，信仰缺失的过渡时期，急需挖掘历史的或寻求舶来的精神价值。中国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与俄罗斯国内形成极大对比。越来越多社会文化精英将目光转向中国，关注东方儒家哲学中修身、求道、治世的智慧。这一时期，雪藏逾半个世纪舒茨基的《中国典籍〈易经〉》重新回到社会视野，受到各阶层热捧，不断脱销不断再版。其中固有商业利益使然，究其根本，人民的精神需求才是决定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汉学界迎合社会需求，一批易学研究者开始开拓《周易》翻译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路径。其特点是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关注东方哲学与俄罗斯土壤的结合，尤其主张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来研究中国典籍。

卢基扬诺夫（А.Е. Лукьянов）于1991—1993年间翻译了《易传》十翼其六，包括《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1993年将其结集出版为《易经之道》（Дао Книги Перемен）翻译注解本。卢基扬诺夫的研究主要关注《周易》中图形文字系统的构建，试图破译六十四卦中蕴含的“大道之谜”。在苏俄汉学界，他独辟蹊径地将道家对《周易》的阐释与儒家观点糅合，详细论述了两家“从神话到理性”16哲学思辨过程，拓宽了俄罗斯易学研究的方向。2018年，卢基扬诺夫出版了《周易》中俄对照翻译注释本，该书包含《易经》和《易传》十翼，补全了1993年未曾翻译的《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

世纪之交，俄罗斯出现了两种《周易》新译本。分别是1998年出版的雅科夫列夫（В.М. Яковлев）所作《易经及其经典注释》17，以及1999年出版的维诺格罗茨基（Б.Б. Виногродский）所作《周易：易之系统与循环之变》18。此两种新译本标志着《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进入了新阶段，即从学院派的纯学术性易学研究中分化出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周易》民间实践派。雅科夫列夫属前者，其新译的《周易》以中西译学界的普遍公认的观点为基础，并无太多理论创新之处。维诺格罗茨基则是后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国家前途个人命运错综复杂，普遍陷入迷惘，对命理学、占卜观星的兴趣提升。维诺格罗茨基对《周易》的翻译研究着重关注命理学领域，提出若干种新式的占卜实践，正迎合普通民众对易学的庸俗化需求，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周易》的自然哲学思想及人文实践在当代俄罗斯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