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俄罗斯的翻译与传播

作者: 刘早

《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华夏文明哲学思想的源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认知自然、开展人文实践的理论根基。《周易》的哲学体系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认为,在过去两千多年来,《周易》和《圣经》一样,是世界文化典籍中阅读最多和评论最多的译本①。《周易》对于中国思想如此重要,其传播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发展史②。

《周易》是经传一体的系统,经指《易经》,传指《易传》。西周初至东周春秋前期是《易经》从成书到逐渐遗忘其本义的阶段。春秋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对《易经》哲学化阐释的《易传》。至汉代,经传一体共同经典化形成“易学”③。相较于“五经”中其余四部典籍,《周易》文本的高度简约决定了阐释、翻译的高难和多歧,此外《周易》版本问题和经传体系使其俄译更具特殊性。然而《周易》依旧是最早被俄罗斯汉学界研究的儒学典籍之一,其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史,实质上是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系统在俄落地生根,成长嬗变的进程。

18世纪初,中俄两国政治经济交往日渐频繁,双方文化交流不可避免。18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史学家拜耶尔(Gottlieb SiegfriedBayer)首次将《周易》的相关信息传入俄罗斯。拜耶尔不通俄语,作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首位研究汉学的院士,他于1730年出版了拉丁语两卷本《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首卷中包含介绍《易经》相关内容的部分。他论述了《易经》作为儒学典籍的地位,以及其公认的起源年代④。书中在描绘阴阳两仪、四象、八卦时出现了些许偏差,尤其是先天八卦图出现了上下颠倒。拜耶尔援引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以及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理论,对八卦中涉及的二进制算术进行了简要评述。受限于篇幅和拉丁语受众,拜耶尔对《易经》的节译与研究更多是引介性的,其读者群体主要为学者和教士,但仍旧为《周易》在俄传播铺下基石。

同时代的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列昂季耶夫(А.Л. Леонтьев)是18世纪推动俄国汉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编译的《大清会典》俄译本于1782年出版。在该书中,列昂季耶夫著有《中国典籍〈易经〉中的阴阳作用》一章,对《易经》片段进行了翻译,并配有解释性图片和相关论述⑤。列昂季耶夫在法国神甫尼古拉·博多(Nicolas Baudeau)的建议下,并未参照已有的拉丁语译名,开创性地用俄语阐释《易经》之书名,将“易”直译为容易、方便,将“经”意译为基本原理,进而将《易经》书名阐释为“方便的基本原理”。

列昂季耶夫在译文中再现了朱熹《周易本义》一书的开篇,将河图的白珠十字等命理占卜图案置于正文之前,以神秘学因素吸引潜在读者群体。列昂季耶夫受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郭中傅(Jean-Alexis de Gollet)、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三人的观点影响颇深,将《易经》视为中国的《圣经》,在二者间寻求相似性,还将伏羲与同历史年代的赛特⑥相提并论⑦。与此同时,他在论述过程当中承认,“只能尽自己所能翻译,作为发端,而书中更多的图形和术语,则无法翻译”⑧。列昂季耶夫翻译《易经》片段并介绍其辩证思想,是《周易》在俄罗斯翻译的起始。尽管当今对其翻译质量有不同评价,不妨碍其具有里程碑意义。拜耶尔与列昂季耶夫在18世纪对《周易》的研究和翻译限于《易经》,或有借助《易传》,但鲜有涉及《易传》之翻译。

18世纪百年可视作《周易》在俄罗斯翻译传播的萌芽时期。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周易》在俄的译介未见显著成果。

时至19世纪末,俄罗斯汉学家中第一位科学院院士王西里(В.П. Васильев)在其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论述中国文学史源头时,对《周易》进行了关联性的文献学评述。王西里对中国易学宣称的《周易》成书年代持怀疑态度⑨,他认为“中国人在开始写字的时候还不大会连词成句。然而,由于这种语言为卦书所特有,而这也正是《易经》的用途所在,所以,现在这种有关《易经》为儒家所知的时间要晚于其他文献的观点,让我们对该书中曾经可信的文字也疑窦丛生”⑩。此外,王西里认为《易传》中相当一部分言过其实的注疏和增补,在遣词用字上并非出自儒家,更像道家文献,至少也是儒家之外人士的手笔11。王西里一生翻译了诸多儒学典籍和佛经,对儒家思想有较为全面的整体认知,他对《周易》的研究以俄罗斯及欧洲汉学为立足点,受中国传统易学的影响较少,阐释了易学研究的俄国观点。

20世纪初,俄罗斯汉学界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名字:舒茨基(Ю.К. Щуцкий)。舒茨基是俄罗斯汉学史上首位系统性翻译研究《易经》的学者。他师从著名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В.М. Алексеев),早期研究唐代诗歌作品。舒茨基的中国哲学、古诗词和古汉语研究常常会溯源至《周易》,或需要引用《周易》的文本,致使他做出研究《周易》的决定。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支持下,舒茨基以史学和文献学角度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易经》的文本内容及其结构特点,花费八年时间,于1935年完成了题为《中国典籍〈易经〉——语文学研究及翻译经验》的博士论文,并全文翻译了《易经》。值得关注的是,舒茨基还另辟蹊径,从神话学角度对《易经》进行命理学阐释,对其中包含的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进行了详细注疏。舒茨基认为,《周易》的文本极有可能起源于古代占卜活动,后来才成为哲学思辨的土壤,因为这个晦涩且神秘的古老文本呈现了各类宽泛的创造性哲学思想12。

舒茨基对《周易》的翻译和研究超出了俄罗斯易学原有的框架。他没有走通过“传”研究“经”的传统路径,而选择关注《易经》本身。因此,他得以在有限的篇幅中为后世研究者解决《周易》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舒茨基对《易经》翻译研究著述由两部分以及附录构成。第一部分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史,作者概述了《易经》在欧洲(包括俄罗斯部分)的传播和研究史,并耗费相当笔墨介绍了远东地区的非注解性翻译研究。第二部分是研究本体,舒茨基论述了《易经》文本结构完整性,肯定了其内容构思、逻辑严密性、语言技巧,进而对《易经》文本的可靠性做出肯定论断。他试述了《易经》全文各部分的编年顺序协调性问题,然后研究中国各注解学派对《易经》的解读,最后论述了《易经》对中国儒学传统、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附录是舒茨基对《易经》的全文翻译,他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借鉴中国和日本各注解学派的诠释,翻译了卦爻辞,配有详细的译者注、编者注和参考文献。

阿列克谢耶夫对舒茨基的翻译和研究给出了极高评价,也指出缺憾之处。他认为舒茨基并未阐明《周易》中是否有某种体系存在。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卦象与卦辞之间,卦象间的语义结构联系中都应当存在一种体系13。由此,师徒二人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潜在研究领域及其路标。

遗憾的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舒茨基于1937年离世,博士论文书稿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雪藏,至1960年才以精简版《中国典籍〈易经〉》面世。该书一经问世即震动欧洲与俄罗斯汉学界。批评家儒兵(В.А. Рибин)写道:“毫不夸张地说,舒茨基的该本著作可被称为极高意义上的文化功绩与成就。”14贝科夫(Ф.С. Быков)指出,在舒茨基之前,欧洲尚无任何人尝试去解决这一极为复杂的工作15。该书于1979年被译至英语,在欧美陆续出版,为西方学者所广泛认可。全本直至1993年才在俄罗斯出版。

舒茨基对《易经》的翻译研究为俄罗斯易学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杰出贡献,有力推动了《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他的《易经》俄译本翻译质量高,加之解决了《周易》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让后世苏俄研究者可以登高望远。

舒茨基之后,著名汉学家、外交家费德林(Н.Т. Федоренко)于1978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文学古典名著》(Древн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其中详细介绍了《周易》及其研究史。他以古文字学为研究切入点,借鉴了中国古代易学研究者的普遍观点,指出《周易》是一本描述宇宙变化规律的经书,并给出了文献学论断,即《易经》是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所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之间。费德林的研究循规蹈矩,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往来于中苏两国外交界及学界之间,客观上对《周易》在苏联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

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是《周易》在俄(苏)翻译与传播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俄罗斯易学的成就绝大部分是由翻译构成的,主要贡献可以说集中于舒茨基一身。存在零星的文献学研究成果,散落于各家著述当中。由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以及中苏两国关系经历波折,《周易》在俄(苏)的翻译与传播受到很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俄社会科学领域中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研究方法的飞速发展,学者纷纷采用新方法对《周易》展开研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连续多年举办的“中国社会和国家”研讨会促进了该前沿领域的开拓。例如,利谢维奇(И.С. Лисевич)撰文《八卦介释问题》、科洛科洛夫(В.С. Колоколов)撰文《周易八卦及其在〈春秋〉一书中的应用》,提出要使用数学分析法和计算机方法来研究经卦和别卦,研究卦象分布的内在规律。科洛科洛夫还认为,别卦(即六十四卦)是行星和恒星在天穹上运动的图像表现。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和国家”年度研讨会上开始涌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周易》文本结构、其语义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系列研讨会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苏俄易学研究的主要路线,可分为四个方向:数学方向、命理学方向、医学方向和史学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命理学研究方向的出现,标志了《周易》通俗化研究的萌芽。一些学者研究河图、洛书、卦象,试图将其与天象、内脏系统、疾病成因等建立关联,还研究古代中国的占卜仪式。这些新兴研究方向为《周易》在俄罗斯的普及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2年,卡拉佩季扬茨(А.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选译单独翻译《易传》中的《说卦传》,开启了俄罗斯汉学界翻译《易传》十翼的新篇章。此后,苏俄汉学界开始关注《周易》经传一体系统的翻译与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原有的意识形态管控问题不复存在,《周易》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迎来新阶段。俄罗斯处在思想紊乱,信仰缺失的过渡时期,急需挖掘历史的或寻求舶来的精神价值。中国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与俄罗斯国内形成极大对比。越来越多社会文化精英将目光转向中国,关注东方儒家哲学中修身、求道、治世的智慧。这一时期,雪藏逾半个世纪舒茨基的《中国典籍〈易经〉》重新回到社会视野,受到各阶层热捧,不断脱销不断再版。其中固有商业利益使然,究其根本,人民的精神需求才是决定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汉学界迎合社会需求,一批易学研究者开始开拓《周易》翻译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路径。其特点是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关注东方哲学与俄罗斯土壤的结合,尤其主张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来研究中国典籍。

卢基扬诺夫(А.Е. Лукьянов)于1991—1993年间翻译了《易传》十翼其六,包括《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1993年将其结集出版为《易经之道》(Дао Книги Перемен)翻译注解本。卢基扬诺夫的研究主要关注《周易》中图形文字系统的构建,试图破译六十四卦中蕴含的“大道之谜”。在苏俄汉学界,他独辟蹊径地将道家对《周易》的阐释与儒家观点糅合,详细论述了两家“从神话到理性”16哲学思辨过程,拓宽了俄罗斯易学研究的方向。2018年,卢基扬诺夫出版了《周易》中俄对照翻译注释本,该书包含《易经》和《易传》十翼,补全了1993年未曾翻译的《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

世纪之交,俄罗斯出现了两种《周易》新译本。分别是1998年出版的雅科夫列夫(В.М. Яковлев)所作《易经及其经典注释》17,以及1999年出版的维诺格罗茨基(Б.Б. Виногродский)所作《周易:易之系统与循环之变》18。此两种新译本标志着《周易》在俄罗斯的传播进入了新阶段,即从学院派的纯学术性易学研究中分化出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周易》民间实践派。雅科夫列夫属前者,其新译的《周易》以中西译学界的普遍公认的观点为基础,并无太多理论创新之处。维诺格罗茨基则是后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国家前途个人命运错综复杂,普遍陷入迷惘,对命理学、占卜观星的兴趣提升。维诺格罗茨基对《周易》的翻译研究着重关注命理学领域,提出若干种新式的占卜实践,正迎合普通民众对易学的庸俗化需求,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周易》的自然哲学思想及人文实践在当代俄罗斯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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