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时代·回归
时间:2023年4月22日上午
地点:复宣酒店四楼二号会议室
主办:长江文艺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南方文坛杂志社
主持人:金理、曾攀
与会者:陈思和、王安忆、潘凯雄、尹志勇、郜元宝、张新颖、叶立文、王宏图、季亚娅、方岩、陈国和、李丹梦、项静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尊敬的林白老师,尊敬的王安忆老师,尊敬的陈思和教授,尹志勇社长,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师友、各位同学:上午好。此刻我们在复旦大学召开林白老师长篇小说《北流》的研讨会,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时刻,我知道此前《北流》已经开过研讨会,复旦大学现当代学科以陈思和老师为代表的学者对林白老师的创作有多年的跟踪和研究,《北流》必须再流经一次复旦大学才能功德圆满。这次活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以及南方文坛杂志社共同主办。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到场的各位嘉宾(从略),下面有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老师致辞。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刚才走进会场,看到屏幕上有林白接受采访的镜头,一下子还没有认出林白,她像我一样,已经一头白发了。最近媒体把60岁以后的艺术家获得艺术成就说成是重新启动生命按钮,因为对人生而言,在西方是称作70岁,在中国是称作60岁,都为生命周期。过了60岁就叫一轮花甲,这么多老年人都在跳广场舞,或者在体验农家乐,也有的在为子女照顾孙辈,都在发挥生命的余热。但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还在走向生命新的爆发力。他们还在创作,而且不断地在向上攀登。林白就是这样。她最近几年一部又一部新作品问世,疫情也没有妨碍她,年龄、身体、健康都没有妨碍她,一直在那里翻出新篇,更重要的是她的每一部作品跟以前的创作相比,都有很大的超越。
以前读林白的长篇,都是十几万字一部,最近她的几部长篇都是三四十万字,砖头似的一本。本来这是年轻人干的活,老年人一般就写点随笔、散文、回忆录。她倒过来,年轻时先是写诗,写中短篇小说,后来写小长篇,现在就写史诗般的大长篇,《北去来辞》《北流》都是鸿篇巨制,看来作家的创作力不完全是生理的体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智的问题,只要心永远保持青春,创作也会迈向越来越高的境界。林白为大家树了榜样,向林白学习。
现在关于《北流》评论很多,研讨会也开过,媒体、文学界都非常关注,这也是林白的一部力作。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她在香港浸会大学做驻校作家,我正好去开会,碰到她,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她突然发现她可以用广东话与香港的学术界进行交流了。香港人讲英文,大陆的普通话听不懂,但是广东话却可以成为双方交流的桥梁。好像那次是她去朗诵诗歌,用广东话朗诵很受欢迎,我于是建议她可以试试用广东方言来写作。这样一说,大概已经过去十来年了。我也很久不到香港去,林白现在终于拿出了厚重的《北流》。这部《北流》获得成功,我可以见证她的辛苦。因为我多次收到林白寄给我的《北流》的新版本,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一个新版本,她一直不停地在修改小说,形式、叙述、内容,一直到书出版了还在改,每一次收到她的新版本,她都说还要接着修改,这是试读版本,不断地修改,不断地追求叙事完美。我虽然是广东人,但是我不会说广东话,林白的书里有大量的广东话、广西话、北流话,还有流行的普通话,读起来确实有点累,但语言很有力度,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因为这是当代最具有先锋意识的一部小说。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次叙事方式的转型,涌现出一个势头强大的先锋文学思潮,苏童、马原、孙甘露、余华等,莫言也算一个,他们都拿出了非常有力量的先锋小说,20年过去了,也可能是30多年过去了,先锋文学的思潮越来越弱,这些作家当然还在创作,但先锋意识越来越淡化。十多年前我在复旦中文系当系主任时,曾经与王德威教授合作举办过一个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研讨会,会议特意安排了一批年轻作家和资深作家进行对话,希望激发新的先锋因素,但是没有成功,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稳健的状态,那种探索性、实验性、否定性的先锋一时无法被激发出来。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论文学的“中年危机”,讲到现在的社会氛围更接近中年人的成熟稳健而缺乏激情。但是我看到像林白这样对创作充满探索的热情、还那么努力做实验性文学的作家,这非常珍贵。当下我们几乎找不出另外一部在艺术形式上、在叙事文本上做出那么艰苦探索的文本。尤其是在文学语言的探索上,不是说先锋文学比别的文学更先进、更前沿,关键的特点就是“非主流”,和走市场的文学、大众读物的文学相反,先锋文学不可能被流行,等到先锋文学流行了,这个先锋就不是真的先锋了。现在进入了“中年危机”的文学状态,基本上属于比较稳重、缓慢发展的文学状态。在这个文学状态中,林白宁肯把自己放在不成熟、实验性的位置上,放在流行市场的对立面,这种精神非常纯粹,也非常珍贵。
读这部小说肯定会碰到很多语言障碍,读起来觉得累,不那么顺,也是对当代先锋文学精神的弘扬。先锋文学并不是走到时代前沿就算先锋。回想100年以前的欧洲,乔伊斯、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从语言的实验开始,这个语言实验在今天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使用各种方言来打破大一统的官话,打破比较成熟、完整、顺溜、便利的流行语言;方言有两种,一种是走向市民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市井口语,一种是深深扎根于民间乡土,用反流行通俗的方式,用一个个读起来疙疙瘩瘩的语词,寄托了作家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或者说是反主流的思想。我比较欣赏的是后一种语言探索,是呈现出社会底层、反映出真正大众的生活内容和情绪表达,这样才可以创造出新的先锋文学形态。
王安忆(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直接谈小说,林白和陈染作为标志性写自我的作家,林白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是写作的第一材料,这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多陷阱,像在刀刃上走路,一不小心就滑到“私小说”,滑到大众写作刃面,另一个刃面的危险是深入的障碍,认识自我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隐私里的公共价值又是需要权衡的挑战。尤其是在今天,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抒发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么是什么来决定林白的“我”是虚构的,是文学,“我”是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是独立于林白的。
林白一直坚持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我认为创新不是林白所要做的事情,林白想尝试把个体的书写放在一个与现实隔绝的形式里,和真实、纪实性、非虚构区别开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如果书写他者,主体和客体的界线很清楚,就很安全,而当两者混淆的时候,如何设立边界就成了一个困难的工作。其实是很艰巨的。我个人很喜欢《北去来辞》,以为主客体边界分明又呈现互文的和谐状态,很可惜错过了“茅盾文学奖”,公布“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她这部书,这部书又不自然又自然。但是获“茅盾文学奖”需要很多工作,我记得“茅盾文学奖”有60个评委,可以想象票数如何分散了。现在马上又到评奖的时候,这本书更加悬了。我想这本书里林白做了非常大胆甚至鲁莽的尝试,我们提出很多的问题,林白总结发言时要回答的。为什么要用一个麻烦的叙事方法,把所有的故事、人物、场景甚至语言都切碎,再以怎样的逻辑和原则组织起来,你用的“注”和“疏”作章节题目,是企图离间写作的我和文本的“我”的亲密关系?光看目录绝对不会怀疑这是无意识的组织,不会写到哪里算哪儿,这一类小说需要有一个总体的策划和规划,能不能透露一点你的企图,出于什么理由,是不是唯一的理由?这本书需要诠释,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林白的回答作为诠释的最佳答案,有时候作家写东西不是那么清醒的自主,而是有另一个主宰者附在身上。
我对这类文本很好奇,比如说《尤利西斯》,我非常好奇,他到底要写什么,我做很多的功课。后来似乎慢慢找到答案,他想用经典解释,或者反讽日常生活,最日常、最琐碎、最无聊的生活细节,却用典籍进行解剖,比如《圣经》、《希腊神话》、爱尔兰历史事件等,我以为是对平庸市民社会的批判。找到答案以后,这本书就丢下了。这一类的书写对阅读的要求不能过高,应该允许有误会和错接,在林白很可能是想以“注”“疏”这样道统的合规性质和个人化的材料划一个界限,林白的写作一直坚持着对自我的表达,一定是有非凡的必要性,以至于无法用公众性的材料替换。这里的价值是林白写作的动力,那么是什么样的价值,以怎样的形式最大程度体现,最终独立存在。这些问题会不断地产生,一本书能够产生那么多问题很不容易,很多书看了以后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陈思和的话我有点不太同意,60岁的界限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会有一个对60岁的恐惧,我们不是用肢体表现为工作的职业,比如运动员、舞蹈者,为什么要给思想者一个60岁的界限,恰恰思想者60岁是成熟的阶段,60岁的暗示可能来自退休的年龄规定,每个人都觉得60岁已经老了,这是社会的一种暗示,觉得60岁就是一个槛,其实对作家来说60岁是很好的时候,有能力和自觉控制自己的某些状态。所以千万不要被年龄的暗示所影响。托尔斯泰在80岁的时候写出《复活》,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当然首先要身体健康,活下去,所以不要预先被60岁的陷阱困住。
潘凯雄(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我对林白的印象就是中国文坛特别不安分的一个人,又是特别具有个人标识性的作家。从1994年《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到现在已出版9部还是10部长篇,每一部都让你不舒服,没法一下子把这个作品读下去,老是对自己产生怀疑。这是第二次参加她的研讨会,第一次是《一个人的战争》的研讨会,当时看《一个人的战争》确实没有看懂,不知道怎么说,字都认识,但是就没法说。后来一直憋着不发言,最后逃不过,我就只好老老实实说真的没有看懂,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这不是林白的错,是我的错。《北流》这部作品似乎看懂了,但是自己又不自信,这个作品是2021年在杂志上连载,北京也开过讨论会,作品也看了,讨论会的纪要我也看了。我跟大家谈三点自己很肤浅的观感。
第一,林白是不断颠覆我们对小说写作认知的作家,其他很多优秀的作家也不断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不断丰富小说创作,但是林白在这一点上走得比较极端,自己对自己也是一个颠覆,对大家的阅读也是一个颠覆,这在小说史上也是非常态的事情。林白的每一部长篇都给我们一个重新的认识,让你去思考一些小说写作上根本性的问题,这在中国文坛上是不多的,所以是一个特别值得尊重的作家。
第二,这个作品的结构,用疏、注、笺、异辞、尾章、别册,一些近乎中国传统文献学的一些术语作为全篇的结构,这些术语的指向既是时间更是空间,这个空间似乎又没有边界,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四梁八柱,一会“我”,一会弟弟,一会奶奶,跟传统的阅读感觉不一样,在广阔的时空里需要足够的内容来填充,同时填进去的东西还要让读者看得懂,还要能够吸引读者,这是林白给自己出的一个难题。这样一个结构以及构想既是给读者出难题,更是给自己出的难题,但林白在这部(形态的)作品里完成度非常高,每一个字都可以看得明白,但是合起来整体想想还得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小说的丰富性、创新性得到了足够的体现。
第三,用疏、注、笺、别册这些特定意义的概念作为小说的结构,肯定有一个注是什么、疏是什么、笺是什么,于是在这个作品中就看到了中国现当代的发展史、林白的个人成长史,包括家人、包括她的周边,有集体的、有个体的,有家国的命运也有小家的命运,统统整合在里面。
林林总总的过去和现在,以及进一步荡开的种种枝枝蔓蔓,把特殊的结构、文本填充进去,这些东西既是小说内容的主体,读者又可以在里面有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些东西一定是先设计好的,临时搞不出来,因为整体的结构注、疏、别册、支册在这里,还是很严谨的,就像工程师一样先做好设计。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在1929年致韦素园的一封信里说,有些读者不爱看别的,只爱看小说,“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读者有此需要,许多作家果然也就专门写这类无须“费心思”而只觉得“畅快”的小说。《北流》肯定不是让读者读得“畅快”的小说,它需要读者“费心思”,帮助作者重新拼接。无论疏、注、笺、散章、异辞,林白都将它们从某个整体中切割出来,阅读时需要重新组装。《北流》属于罗兰·巴特所谓“可写的文本”,读者需要帮助作者再次写出已经完成的作品。《北流》人物活动的空间有三个层次,即北流这个“地方”(当然还有中国其他很多地方)微观历史,1960年代到新世纪的“国族”和“世界”的宏大历史。北流这个“地方”写得最充分,相对而言,小说只能透过一些北流人的活动,有限地触及国族与世界。跟上述三个层次的空间对应的是三种语言形态,即方言、普通话和外语(主要涉及突厥语和英语)。地方/方言、国族/普通话、世界/外语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有太多交叉重叠。比如北流人既说勾漏片粤语这种特殊方言,也不断接受普通话无所不及的渗透,包括不得不学习一些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