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证词

尽管披上了一层寓言的外衣，李浩的《灶王传奇》还是具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虚构与写实之间的张力关系，存在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精神碰撞。关于“灶王”的中国式故事，对于读者来说有一种很强的带入感，正是因为这种代入感，小说得以在虚构与写实之间自由穿行却并没有怪诞的感觉。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虚幻的神话世界，直接关涉的都是民众最为关注的日常生活事件，都在与人们的心灵世界发生着强烈共振。在叙事探索的表层之下，将历史记忆当下化是一种心灵冒险，是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寻找和自我确证的方式，由此开始的故事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正映照着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双重局限。

一

小说的奇妙之处是在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之间开辟了一个新的层级——神仙体系。这个层级在古典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当代小说中却并不常见。开掘这个层级，对于重塑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精神结构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增加了文学的层级结构。在卡彭铁尔看来：“小说是一种需要：展现一个世界。”①正是在“展现世界”的过程中拉丁美洲文学找到了自己最独特的部分。反观我们今天的文学，曾经无所不在的“神仙体系”却很少被深入开掘，李浩的探索在此意义上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需要强调的是，《灶王传奇》并不是向古典文学致敬，而是意在探究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神仙体系的出现改写了整部小说的精神格局，由此撬动起读者深层的心灵风暴。

为了强化各个层级的互动，小说的历史背景设定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前后的历史动荡时期。惨烈的战争、焦灼的皇权争夺和朝不保夕的生活影响到每个人，巨大的政治漩涡为神仙体系的出演做了足够的铺垫。当历史以灾难的方式降临时，民众最需要的是激发寻找富有意义的生活的信心。时局混乱时出现的各路神仙往往肩负着救世救人、重塑人间秩序和价值体系的重要职责，但是《灶王传奇》中的神仙们却根本无法完成这一重任，他们并没有对历史危机做出任何有效的补救，而普通民众对这个体系也没有太多期待。

关键是，《灶王传奇》并没有在神仙体系的框架内给定一个关于世界总体的真理体系，而是在动荡中撕裂了人们的美好幻想，甚至是对于神仙体系本身的幻想。因为在出现严重危机的历史时刻，神仙体系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或者说这个体系就是历史危机和灾难本身！小说就这样蛮横地阻隔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神奇想象，甚至没有任何文化怀乡色彩。千百年来人们安慰此世的白日梦并没有再次复活，这也是现代小说应有之义，它不是在造梦而是试图打破沉睡者的文化还乡之梦。

卢卡奇说：“作为对走到了尽头的主体性的自我扬弃，讽刺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所可能有的最高自由。”②小说在沉痛中祭出了讽刺的旗帜，令人艳羡的“百叟宴”中的灶王，无非是演绎重大盛世场景的一枚小小棋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接下来的一章中就“查抄了曹府”。刚刚见过玉皇大帝圣颜的“我”一下子变成了“候补灶王”，一切生计眼看都成了问题。一边是盛世繁华，另一边是民生凋敝，由灶王串起的仙界和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和价值的撕裂也一览无余。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讽刺中撕开了主体性的碎片。

在小说所呈现的神仙体系中，龙王是连接天上和地下的枢纽，是能清清楚楚勾画出仙界生态的重要角色。龙王在仙界的权力结构中如鱼得水，对上层的神秘威严和底层的无能为力一清二楚。他表面上看起来知恩图报、不慕虚荣，实际上却是虚伪老练，为了名利不择手段。龙王的形式主义不外露但却极为严重。按照蔚州城隍的说法，龙王依仗父兄的荫护，志大才疏、事事张扬，做了一就一定要吹成十。虽然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功业，但是作为一个老到的表面功夫十足的“仙场”老手，龙王总能在各种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大火中丧生错过投胎的小冠，在灶王的帮助下阴差阳错救了蔚州龙王。没有这个情节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传奇故事。然而这个情节本身是有非常明显破绽的，一个六岁儿童的中阴身如何能够拯下可以上天入地的龙王？这本身是说不通的！实际情况是龙王正在度劫，故意使用奸诈法术让自己脱身，所谓小冠救龙王不过是龙王用的一个掩人耳目的障眼法，是故意表演给大家看的一出戏，只不过刚好被小冠的中阴身赶上而已。为了让大家对自己导演的故事信以为真，龙王甚至指使灰衣河神暗中邀约灶王拍了一出戏唱给大家看。历史真相就这样轻易被龙王篡改了，并且还在一遍遍上演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一历史篡改的获利者，历史真相倒是成了真正的“受害者”！

小说阻断了人们对“史官”的幻想，因为他们的所有记录都是经过删选和审查的，是权力监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谄媚。

在这个神仙体系中生存的下层仙官无疑于奴隶，为迎接上天来使的检查，灶王和城隍们的地板需要一尘不染，藤条要一叶一叶地擦拭，枯黄的树叶也需要被重新染绿，安排酒席以及送礼都要恰到好处。甚至连装模作样摆谱的龙王也是一肚子怨言，在别人看来高高在上呼风唤雨，而他自己的感觉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被那些严苛的规则捆绑得动不得。底层的仙官，更加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接受安排，而且受到各种束缚。看似只要完成记录一个家庭好事坏事的灶王，每天也是瞻前顾后，需要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和下级。

小说中的神仙体系所呈现的分明是加了一层滤镜的人世间。神仙与人类无论是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还是心理活动上都基本相同，例如曹家厨房的饭菜与百叟宴上的饭菜并没有本质不同，灶王从田家灶王变为曹家灶王时反复提到的“小人得志”的心理状态，都是十分真实的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活动，其内在经验纹理依然清晰烙印着当下生活。仙界的生活就是人间的仿写，仙界的逻辑也就是世间的逻辑。表面繁华背后的真相是令人极为失望的，这里同样看不到可以告慰世间的救赎的可能性，甚至连基本的公平正义都不存在。和《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神魔世界相比，更加让人失望和不满，甚至是叫人愤恨的。

和人间权力结构一样，仙界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层级划分，是一个等级森严、法规繁杂的仙界，灶王需要上天述职，拜访上级需要经过层层登记，遵守各种条例，表面上一些设定与人间官场不同，但本质上两者是相同的。所谓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蔚州城隍，所谓地府里最公正廉明、刚直不阿的魏判官，他们本质上和人间的连吃个饭都要在饭菜的选择中标榜自己清清白白的张大人、见风使舵随风倒的三姓家奴胡经历等官员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两个场域时常交织在一起，人间官场上的变动同时会影响到仙界的官场，仙界和人界看似是两条平行线，实则早已穿插交织在一起，这个庞大的机构掌管着无数底层民众的命运。从玉皇、龙王、城隍到灶王，构成了一部“仙界官场现形记”。人情冷暖、官场幽微都得到真实展现。

二

《灶王传奇》中存在两个“小冠”：前世的谭小冠和今生的王鸠盈。他们一个行善一个作恶，恰好对应着人性中善恶的区分和转化。两个小冠在善恶之间徘徊，直接反拨了灶王们苦心经营的“好罐坏罐”的评价体系。在此过程中，小冠是因为“我”本不该有的“多余的感情”而获得了另外的人生，于是，小冠和豆腐灶王“我”构成一对相互缠绕自我反拨的叙述结构。

投胎转世到富贵大户人家的小冠摇身一变成了“王鸠盈”，完全成了刁蛮任性的纨绔子弟，射杀被捆绑起来的动物训练自己的胆量，锦衣玉食却迷恋上了偷鸡盗狗，想尽办法折磨教书先生……成年后，被爷爷托人安排到浙江都司定海卫任职后声称要做“定海的第一霸王”，从话语方式到行为做派完全是无恶不作的混子。这种从善到恶的转变对于小冠来说就是一种复仇！在谭豆腐家时的小冠是在屈辱中成长的。这就是为什么重新选择出身的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小冠”的原因。他不喜欢和这个名字相联系的前世的一切——缺衣少穿、挨打挨骂、受尽窝囊气，尤其是无法忘记眼睁睁看着父母被大火烧死的惨状。小冠的顽劣不堪源于前世被人欺侮的遭遇，前世被人污蔑偷鸡今生就真的去偷了，在别人的谩骂声中心理得到了变态补偿。与无赖混蛋们在闹市赛马仅仅是因为看不惯他们自以为是的德性。前世遭受委屈的巨大反弹使得化身为王鸠盈的小冠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更为严重的是，今生的小冠并非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命运安排的，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当马面拿了六户人家的新生册子让小冠选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最富有最有权势但是却不得善终的朝中大臣王家。为此，魏判官还保留了他前世的记忆，为了证明不是自己出的主意。小冠不清楚的是，大臣王家是和权力争斗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他们在权力格局中根本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今生的小冠一出生就有前世六岁的记忆，也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要尽早吃够、玩够、闯够、闹够。小冠很像把命运交付给魔鬼的梅菲斯特，在不受约束的状态下，善恶的转化竟是如此轻而易举。

有着前世记忆的小冠成了自我放逐者，无论是仙界还是人间的价值标准都在经受着严峻考验。小冠对前世所遇之人仍然心存善意，无论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豆腐灶王还是交集不多的过客，比如给高经承送三马车鸡爪回报其对自己去地府时的帮助。这种善意并不能阻止小冠今生的恶行，他的恶行并非只是出自个人道德品质，还是扭曲的权力传递和复制的结果！小冠憎恶侮辱自己的人，但却不是对曾欺辱他的人进行报复，而是转向那些无辜之人。他虽然也教训那些无赖，但是也会毫不留情伤害无关的路人。他的报复性心理补偿很多时候是无差别的，其实是内在权力逻辑的重演。他完完全全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成为连自己都讨厌的人。而他最终为百姓说话，并因百姓而死，是完成了一次新的轮回，终点回到了起点。

小冠的“双面人生”是对规则的挑战，同时也是对规则的利用。“好罐坏罐”的区分不仅不能左右死生，还体现出极大的不公正。仅仅出于灶王的个人判断，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就被定格，可实际上记录在好罐中的事情有可能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坏事。例如，小冠时常被父母责骂，灶王基于理性视角，看到的是事件背后的原则从而记录在好罐中，可是小冠却因此一直活在童年的阴影中，这也导致他投胎到王家后不顾一切享乐终成纨绔子弟。“我”和小冠之间构成的张力关系，恰恰说明“好罐坏罐”判断标准的不完善。小冠前世今生的悲剧直接暴露了整个权力规约和伦理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小冠的“变形记”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豆腐灶王“我”同样具有双重身份。“我”的今生是灶王，前世却是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书生，有一个和小冠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也是在六岁的时候出了意外。相同的际遇，让“我”格外看重和小冠的感情。甚至连小冠都承认，灶王更像自己的“父亲”。李浩小说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父子关系改头换面再次重现。小冠错过投胎为“我”提供了一次展现恻隐之心的机会。当小冠的恶行不断传入“我”的耳中，“我”甚至不住地流泪。没有任何法力的“我”在谭豆腐家的七年里，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小冠的家人。本来灶王最基本的职责是对所在家庭进行“真实的记录”，即使有恻隐之心也不能参与人间秩序，但是在目睹谭豆腐家的悲惨遭遇之后，灶王为了小冠的事央求龙王、高经承、城隍老爷、魏判官，由旁观者到“一家之主”的认知转变，使得灶王这一角色发生了错位。关心担忧家庭的人和事本来应是人应有的情感，而在灶王身上人的情感明显大于神的责任。在双重伦理规约的挤压之下，灶王几乎不存在“慎独”的可能性。

如果说小冠是行动者和体验者，那么“我”则是见证者和思考者，可是小说却让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转。过多的情感因素介入，使得豆腐灶王在面对小冠时缺少了理性判断力，显得进退维谷、疑虑重重。这时的小冠反而成了一个衡量“我”的所作所为的“罐子”，一个好坏不分的罐子，他的存在让一切变得不清晰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发生了错位和颠倒，小冠的一切行为变成了对“我”的质问和考验！原本应该公正无私的灶王，因为自己的恻隐之心便动用关系让小冠打破轮回规则，但从伦理规则来看，这明显是个体伦理超越了群体伦理，实际上在这里豆腐灶王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悖谬之境。人性本就复杂，而加上人情就会使得价值判断陷入泥潭之中，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良知系统”对神仙的理性价值体现进行了非理性的“涂改”③，这里暴露的恰恰是几千年文化结构的深层问题。李浩通过历史记忆的当下化呈现了这种文化结构的痼疾，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试图开拓当下经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