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病痛与现实问题的双重聚焦

在21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中，有关现实生活的作品，绝大多数都聚焦于某些重要的现实问题。譬如梁鸿的“梁庄系列”、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关注，罗伟章的《凉山叙事》、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对于乡村脱贫问题的书写，王小妮的《上课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对于高等教育的探讨，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对于社会阶层变迁的记录，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对于西南联大理想主义精神的当下追寻等，都是从具象化的日常生活图景出发，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并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微观化表达的叙事策略。

在这些现实题材的非虚构写作中，李兰妮的作品可谓别具一格。从《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以下简称《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以下简称《我因思爱成病》）到《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下简称《野地灵光》）等，她始终聚焦于抑郁症等精神病领域，以令人敬畏的执着和顽强，通过自身的病患体验，对于各类精神病患者及其疗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持续性、多维度的关注。这些作品都是从普通的个体病患者出发，对现代社会生存环境、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家庭关系、疾病伦理等复杂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展示了作家对现代人的精神疾病与现实问题的双重思考。

一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生活方式不断变更的时代，受制于城市化、物质化和阶层化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精神焦虑，继而引发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精神疾病。从李兰妮在《野地灵光》中所引用的数据来看，“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精神卫生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①。但是，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制约，这种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全社会应有的重视。中国更不例外。事实上，“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有一千六百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这是二〇一二年的官方数据”②。面对这个庞大的病患人群，无论是医疗资源、治疗方法，还是病理认知、社会关怀，都远远不够，并由此导致他们成为一个边缘、脆弱而又神秘的群体。

李兰妮的智慧和勇气在于，她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我疗救，在深渊般的体验中，开始对这种精神疾病进行艰难的揭秘。在《旷野无人》中，李兰妮呈现了82篇认知日记，以亲历性的体验，详细记录了自己患病时的内在感受和精神状况。每当抑郁症发作时，她要么蜷缩在衣柜里，孤立无援，浑身瑟瑟发抖；要么站在阳台上，渴望纵身一跃，完成生命最后的飞翔；绝望难受时，她用针筒抽自己的鲜血，无法遏止各种自残行为；各种噩梦或消极性的梦境，侵袭着她的睡眠，使她每每醒来都浑身无力。这种疾病的折磨，使她无数次体会到“活着比死了更痛苦”。同时，她又灵活地融入大量与认知日记有关的随笔、链接、补白，对自己的疾病进行各种辨析，从家庭、成长、社会、历史等方面，不断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探寻自己的发病缘由，以及有关抑郁症书籍的摘录等。可以说，“认知日记”部分，表明她是一个抑郁症患者；“随笔”部分，意味着她是一位作家；“链接”部分，表明她似乎是一个读者，呈现了自己的大量病历、化验单，以及自己觉得有助于治疗的相关书籍之片段；“补白”部分，展示的是作为思辨者，理性地看待如何拯救自我。从文体上看，这部作品无疑是比较零乱、碎片化的，除时间顺序之外，很难找到叙事内在的逻辑关联。但也正是这种看似无序的碎片，真实地呈现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中艰难抗争的景象。头脑清醒且身体良好的状态如此之少，更多的时候，她都处于各种难以预判的崩溃之中。所幸的是，她控制住了自己，并从深渊般的泥淖里逐渐走向洒满阳光的旷野。从发病时在“认知日记”里的苦苦挣扎，到“随笔”中的人生回忆和自我剖析，再到“链接”里那些病历、书籍的事实呈现，李兰妮以自身隐秘而又复杂的泣血体验，既聚焦于个人，又延伸到社会，尤其是母亲因为家庭成分填写的错误所导致的一生坎坷，不仅对母亲自己的精神人格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且直接影响了李兰妮的抑郁症。

在《我因思爱成病》中，李兰妮继续讲述自己与抑郁症的艰难抗争，并从“宠物疗法”中寻找治疗经验，验证治疗效果，以唤起疗救的注意。在作者的笔下，小狗周乐乐既是自己的宠物，又是自己的医生。他们之间，同样经历了种种误会、对抗、敌视，甚至因爱成伤，但最终心心相印，甚至相濡以沫。尤为令人动容的是，在讲述自己与医生周乐乐的相处过程中，李兰妮毫不留情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剖析了人的自私和狭隘，坦示了人性的偏执和幽暗，呈现了小狗乐乐在饱受各种委屈之后依然对主人有着无限之爱。在作家看来，这种爱的救赎，不仅是治疗人之精神抑郁的关键所在，更是人对于万物众生的应持态度。特别是当乐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拯救自己疾病的一叶扁舟，李兰妮又不断陷入失去的恐惧之中。她“天天担惊受怕，一会儿怕被人偷去炖狗肉煲，一会儿怕他被人打死”③。这种内心深处的隐恐，折射了小狗周乐乐作为“医生”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存在意义，也诠释了爱之于生命的疗救价值。

如果说《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主要立足于作家个人的精神疾病，向人们真实地呈现抑郁症患者的精神状态、病痛感受、治疗方法、自救手段以及内心的所思所想，并以作者应有的知识能力，对这种疾病产生的家庭和社会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那么《野地灵光》则开始全面围绕抑郁症等精神病患者的群体，聚焦于家庭环境、学习环境、工作关系、公共医疗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更复杂的社会化呈现与思考。为了进入真实的现场，揭示精神病患者的真实状态，李兰妮选择了广州和北京这两座中国一线城市的两所精神病专科医院，以病人的身份住进医院，对不同病人进行了独特的观察，颇有些现场报道的意味。由此我们看到，从忧郁症到精神分裂症、强迫症、酒精依赖症、躁狂症等诸多精神疾病，也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那里，有患严重强迫症的朱莉娅、重度抑郁症的吉他哥、酒精依赖症的官叔，还有患厌学症的小蘑菇、进食障碍的娃娃、精神分裂的小澳洲，等等。作家不仅将目光聚焦这些精神病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还罗列了大量的专业数据和资料，表明精神疾病远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不可忽视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譬如，当叙述忽宝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生活状态时，李兰妮又叙述了疲于给女儿收拾残局的忽妈糟糕的精神状态，揭示了病患者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剖析豆姨的个案时，作者采集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调研报告的数据，指出“中国现有百分之四十（约七千四百万）的老年人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④。在书写小迷糊的生活时，李兰妮同样触及了儿童精神障碍这一庞大群体及其可能的困境。几乎每一个精神病个案背后，都会引出一类庞大的精神疾病群体。因此，受精神疾病影响的不只精神病人自己，还包括病人家属、照护者、医护人员等与精神病人、精神病院密切相关的人群，“受影响的人，少说有四亿”⑤。可以说，当李兰妮向人们呈现这些精神病个案及其背后庞大的精神疾病人群时，她的用意，绝不仅仅是对个体病痛的关注，而是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急迫的吁求。

李兰妮之所以如此执着地将目光聚焦于精神疾病，不只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患者，一个与抑郁症进行了漫长抗争的特殊角色，更重要的是，她深知精神疾病的发展态势与社会关注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⑥基于这一认识，李兰妮摆出大量专业数据和资料，强有力地证明了精神病问题，其实是个人、家庭和社会急需共同面对的重要病症。然而，事实却难如人意，能够得到相应的、及时的诊治的病人极少。包括病人在内的社会群体，对精神疾病的认知程度偏低，精神疾病似乎成了某种文化的隐喻。在《野地灵光》中，李兰妮开篇就申明自己不是疯子，却要住精神病院。它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却极为荒谬的现实观念，即人们通常将精神病人统统视为疯子。精神病作为心理疾病，与身体的病痛不同，人们常常对自己的疾病羞于启齿，甚至讳疾忌医，这也是人们无法了解真相的内在伦理缘由。

不了解真相，并不意味着真相就不存在。李兰妮的勇气在于，她以罕见的坦诚，撕开传统伦理的帷幕，通过持续性的非虚构写作，展示了现代精神疾病的真实状况。如果说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意义，就是通过“行动的文学”，呈现那些被现实或历史记忆所遮蔽的真相，那么李兰妮的努力就是要借助亲历性、现场性、资料性，多维度揭示精神疾病对个体生存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李兰妮的理想显然不在于此。她渴望的是，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提供有关精神拯救的一些有效方法和途径。——尽管谁都明白，这是一个关乎人类心灵的难题，也是一个涉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系统性难题，各种单一的方法和途径，可能永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精神上的疾病。

但这不妨碍李兰妮对这种精神疾病的救治进行不懈的探讨。无论是在《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中，还是在《野地灵光》里，李兰妮以自身作为实验对象，尝试了药物疗法、音乐疗法、宠物疗法、电击疗法等，甚至详细比较了各种疗法的特点和效果，但从作家本人的经历来说，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可以信赖且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或许是“爱”。在《旷野无人》中，作者已感受到“爱”的力量，尤其是当她给母亲庆生时，和父母一起唱着碟片里的老歌，生命瞬间变得充满生机。在《我因思爱成病》里，狗医生周乐乐为她提供的，同样是“爱”和信任，并驱使她更深入地理解了“爱”作为精神拯救的价值和意义。在《野地灵光》的结尾“我要面对镜头说”中，李兰妮直接表明了精神病人在长久的内心荒漠中对“爱”的渴求和呼唤。她鼓励精神病人克服病耻感，勇敢地面对镜头公开说出“我是抑郁症病人”，以寻求内心之爱。只要“说出来，就有得救的希望”⑦；只要“面向镜头”坦然地说出自己是病人，就意味着病人实现了与自我的对话，也意味它可以帮助精神病人承认和接纳自己的疾病、克服病耻感，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并由此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

二

精神疾病的最大难点和痛点，或许就在于它被我们的日常伦理紧紧地夹裹着，使患者承受了远比一般疾病更为沉重的病耻感。因为它颠覆了人类理性能够容纳的生活范畴，并使非理性的生命状态成为一种拒斥现实秩序的存在，也阻断了人们在理性层面的认知通道。所以面对精神病患者，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要么避而远之，要么嘲而讽之，偶尔有人投以注目，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内心的好奇。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曾指出，“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部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⑧，并且“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⑨。精神病患者更是如此。它涉及情与理的悖论。从道理上，人们都知道应该体恤和关爱他们，然而在情感上，人们又会利用自身的伦理优势，使他们承担更大的精神重负。所以我们看到，在《野地灵光》中，当记者以关怀的名义，扛着摄像机闯进精神病院时，病人和家属都不自觉地逃避镜头。这不仅反映了精神病人强烈的病耻感，也表明社会大众对精神病患者的不理解。李兰妮的意义在于，她无意去做一个中国精神疾病的启蒙者，而只是基于“一个‘人’的使命感”⑩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勇敢地站出来发声，试图唤起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广泛关注，呼吁大众重视和正视精神疾病，从而祛除人们长久以来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和偏见。

这种祛魅注定是艰难的。因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无论是马斯洛心理学，还是人类社会学，在定义人的个体存在价值时，都强调社会群体的判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被社会群体判定为精神不正常的人，那就意味着他的所有努力都将难以获得群体的价值认同，也很难回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中。因此，精神病患者的尴尬处境，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疏离造成的。这同样是精神病患者病耻感形成的重要原因。用李兰妮的好友田惠平的话说，“因为不了解，世界不宽容；因为不宽容，世界缺乏尊重；因为缺乏尊重，这个世上有多少生命在扭曲中挣扎”11。病患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因为无法达成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病患者在伦理层面不断陷入恶性循环，这其实是李兰妮关注的重点。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中，德国学者孙志文也指出，与自然的疏离，与社会群体的疏离，与神的疏离，是构成现代人焦虑的核心缘由。这种判断虽然未必科学，但多少也道出了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困境。李兰妮倾心书写的焦点，就在于精神病患者与群体之间的巨大疏离。在《旷野无人》中，在抑郁症发作时，她只能一次次面对自己，甚至囚禁自己，无法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因为她不想接受更多的伤害。在回忆母亲一生都无法摆脱的负面情绪时，她总是不断辨析母亲因家庭成分的误填所造成的终生伤害。而在《我因思爱成病》中，李兰妮更是将社会群体拒之于外，沉浸在自己与小狗周乐乐之间的情感交流中，并从人与宠物的各种伤害事件中，质询社会群体对于生命的漠视和践踏。

在《野地灵光》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群体与病患者之间更多的疏离。从司机对精神病院敬而远之、初入精神病院时护工审视的目光和大声的呵斥，到泥塑室管理员的轻蔑与敌意、病房门口家属拒之门外的冷漠等，无不显示出病患者与正常群体之间的疏离，以及由此给病患者所带来的巨大的病耻感。譬如，同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酒桌成为牟取实利的场域，导致良好的合作无法实现，如官叔和烤鸭哥；家庭中夫妻在互相提防、猜忌中恶语相向，如木姐和丈夫；父母与子女互不理解，甚至反目成仇，如小蘑菇、莫有爱、高儿、小澳洲、许小仙；学校的应试教育体制对学生个性的抹杀，如小宽子、哈利；个人作为集体中的螺丝钉，只有在有利于集体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如阿生和阿仔被亲人厌弃。可以说，无论是职场、官场还是家庭、学校，现代社会中的集体主义孕育了功利性群体文化，催生了大量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已被非人化或是正在非人化当中的文化”12。“这种集体主义把个人排除到同伴身上及其真实人的团体里所蕴含丰富、温暖的治愈力之外，它不但没有拯救现代人脱离在科技世界里人性的疏离，反而更进一步将人往全然的孤立和生命被剔除意义，被简化成为求自保的野蛮斗争的骇人的幽谷底推去。”13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兰妮认为“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或早或晚地遭遇精神疾患”14。这无疑显示出她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深刻洞察。既然人们无法在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中相互扶持，那么精神疾病成为时代的隐疾也就具备了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