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达内兄弟早期纪录片中的悲剧意识

达内兄弟是比利时最负盛名的导演，他们拍摄的故事片《美丽罗塞塔》《孩子》曾两度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在世界电影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们的故事片以独特的电影题材、电影风格、电影叙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可以说，正是一系列故事片的成就决定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电影地位。但其实，在进入剧情片拍摄之前，达内兄弟曾经很长时间热衷于纪录片创作和拍摄。他们拍摄的比较重要的纪录片包括：《夜莺之歌》（Le chant du rossignol：Sept voix，sept visages de résistants. Une ville：Liège et sa banlieue）（1978）、《莱翁·马齐的船在默兹河上的初次航行》（Lorsque le bateau de Léon M. descendit la Meuse pour la première fois）（1979）、《为了战争结束，围墙必须倒塌》（Pour que la guerre s’achève，les murs devaient s’écrouler；Le journal）（1980）、《真相不再回答》（R. ne répond plus…）（1981）、《飞行大学的课程》（Leçons d’une université volante）（1982）和《看看乔纳森》（Regarde Jonathan：Jean Louvet，son œuvre/sa vie）（1983）。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纪录片的拍摄经历对二人后续剧情片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事实上，达内兄弟早年纪录片与后期剧情片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彼此的影响不能做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达内兄弟的纪录片生涯对后续剧情片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一种粗犷的现实主义风格是构成他们纪录片作品和剧情片作品的相似性所在：“你去拍摄一个外在于你的现实，你无法掌控这个现实的世界——它反抗着你的摄像机，你必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因此，我们试着把纪录片的这一特质放在我们的剧情片中去。”①但问题是，达内兄弟在剧情片中实现这种风格特质的方式，只是对纪录片拍摄手法的简单延续和拍摄技巧的有意识沿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达内兄弟比较重要的几部纪录片，就会发现其技术风格与后续剧情片的拍摄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一，达内兄弟在纪录片拍摄时，往往受到加蒂的影响而选择对影片进行介入，不管是用诗意的画外音还是本人采访时声音图像入画的方式，它都体现了一种制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交流，而在剧情片的拍摄过程中，达内兄弟则试图尽量隐去拍摄者的存在；第二，纪录片中镜头的运用更加具有隐喻的效应和表现的功能，在《莱翁·马齐的船在默兹河上的初次航行》这部纪录片的结尾，一段迅速剪切的蒙太奇图像烘托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力量，而在《看看乔纳森》这部作品中，在展现戏剧内容时采取了一种类似法斯宾德的让摄影机持续左右横移的拍法来强调摄影机的本身运动；第三，在声音的使用上，背景音乐在纪录片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剧情片中达内兄弟似乎更偏向于对无源音乐的拒绝。

其次，达内兄弟剧情片中拥有纪录片生涯期间采访到的人物与故事的影子。事实上，达内兄弟本人也表达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纪录片和剧情片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观众交流……我们早期拍电影的方法——同我们现在的拍摄方法毫无联系。我们保留的，是我们在早年拍摄的人物和角色。”②怎么理解这种对人物的保留呢？在这里，我们还要引用达内兄弟在接受采访时另一段有些矛盾的表述。在谈到为什么在影片拍摄时专注于边缘群体这个话题时，他们表示：“如果我们选择了这一主题，是因为我们喜欢并愿意拍摄这样的故事，这并不代表着就不喜欢和拒绝别的类型……我想我们即便拍摄他们的故事，影片也并不是单纯讲这些人，它同样反映了社会的种种层面，也包括社会的中心地带。”③这意味着，达内兄弟只是将纪录片时期所接触到的人及其经历当作一种可利用的素材进行了编辑与再创造。如果将达内早期纪录片中所展示的主题内容和后续剧情片创作中所坚持的悲剧故事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纪录片创作的生涯给达内带来的真正影响并不是拍摄电影的方法技巧，也不单纯是某一类或一个人物的经历和故事，而是让达内兄弟学会了如何对人的生活经历、苦难和反抗进行观察、概括和反思，也进一步确立了他们在影片中所感兴趣的主题和人物类型。也正因为如此，当二者认为纪录片的局限性限制了他们去进行更多自我表达之时，他们就果断抛弃了纪录片创作，转而拍摄剧情片。

通过上文中的辨析我们发现，纪录片作为一种观察社会和自我表达的工具，对于达内兄弟后续创作的影响既不在于其技术性，也单纯不在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因此，笔者在这里试图阐释纪录片对达内兄弟后续电影创作的第三个影响：悲剧意识的成熟。所谓悲剧意识，指的是一种发现生命中的悲剧性的能力，即意识到“人类既有生存发展的强烈欲望又没有达到目的的可靠能力，只能依凭追求生存发展的意志和有局限性的能力冒险在世”④。但这种悲剧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世界上充斥着苦难、不公、孤独与无奈，但不是所有的逆境与不幸都可以等同于悲剧，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生命中的悲剧性。为此，雅思贝尔斯提出了“悲剧知识”这一名词。他认为悲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只能被一部分人所认识到的。所以，只有当主人公拥有悲剧知识时，悲剧才得以成立，当观众拥有悲剧知识时，他们才能够通过悲剧知识领会到尼采狄俄尼索斯式的生命感受⑤。同理，我们也可以推断，只有创作者拥有悲剧意识时，他们才能从现实或神话中发现悲剧性，并创作出悲剧作品。众所周知，达内兄弟的剧情片几乎都可以属于悲剧的范畴，而恰恰是纪录片的拍摄经历，让他们在基于人物观察和社会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更加成熟的对世界、对人生、对个体生命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促使他们不断坚持着类似的表达主题和拍摄对象，把目光聚焦边缘人物的生活状态，观察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悲剧性的行为，并不断尝试用适当的方式将这种记录和思考呈现出来。

一、达内兄弟纪录片悲剧意识的来源

达内兄弟的悲剧意识首先来源于左翼戏剧的影响。“左翼戏剧建构了以否定、反叛、颠覆为核心的美学意识形态”⑥，它强调戏剧不能作为一种被欣赏的纯粹艺术形式而存在，反而应当参与社会现实政治并对观众施加影响，它关注的重心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与斗争。达内兄弟是在左翼戏剧家阿尔芒·加蒂的带领下第一次接触视频领域的。他们以助理的身份参加了加蒂的戏剧创作La Colonne Durutti、L’arche d’Adelin。尤其是在L’arche d’Adelin的创作过程中，兄弟二人开始真正掌握了纪录片的创作思路。一方面，因为与加蒂的合作他们真正开始接触到电影创作相关的技术和方法，另一方面，加蒂左翼的政治主张也让他们学会了深入群众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思路。“正是在这些项目中，兄弟俩第一次接触到视频，并将其用作结识社区成员的工具。”⑦在L’arche d’Adelin正式拍摄之前，加蒂便要求参与者去视频采访各种群体，将包括学童、工人等人的经历编写成剧本的一部分，而这恰恰让达内兄弟更加了解了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关注到了周遭人们的经历，并掌握了这种调查和再现的工作模式。一方面，这些近距离走访中所接触到的故事和人物，往往会成为他们日后电影创作中人物的原型或者灵感的来源，比如，他们曾经在加蒂的要求下采访过一些东欧移民，而东欧移民的形象在后续达内兄弟的诸多剧情片中就常会出现。另一方面，对于达内兄弟而言，视频的功能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种观察和表现现实的工具，它既能够呈现对他人遭遇的记录和反思，又能够实现对历史和现实的还原。可以说，正是视频所具有的成为一种有效社会行动工具的功能激发了兄弟二人的强烈兴趣。当结束了与阿尔芒·加蒂的合作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赚钱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索尼相机，从而正式踏上了拍摄纪录片的道路，并于1974年成立了自己的视频工作室“集体漂流”（collectif dérives）。正如名字所展示的，“漂流指向默兹河的蜿蜒曲折，但它更是指从边缘流淌到城市中心的一种过程”⑧，暗示的就是达内兄弟对本地区边缘群体和那些通常被媒体忽视领域的关注。他们希望的是，通过视频的形式将那些主流社会中所忽视的内容带到引人关注的中心地带，将那些被压制的力量和悲剧性的命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正因如此，在踏入纪录片行业的初期，他们甚至没有要求自己必须成为一个视频工作者或者电影从业者，他们不是将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是当成了一种表达自己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愿望的视频工具。特别是，他们早期的视频创作很多在技术和画面上都是相对粗糙的，有些可能只是一次小规模放映后就被删除了。因此，对达内兄弟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艺术或存档，而是表现和创造一种意识”⑨。这种意识就是一种悲剧意识，一种基于社会观察的能力和社会表达的欲望而延伸出来的对于社会和人生悲剧性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也一直延续到了后续剧情片的创作之中。

除了左翼戏剧的影响，比利时的纪录片创作传统和时代氛围也对达内兄弟激进纪录片的拍摄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相较于剧情片发展的迟缓，比利时在纪录片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作为欧洲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之一，比利时的重工业发展极其迅速，一度成了国家的支柱产业，给比利时带来经济腾飞和短暂的黄金时期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一系列问题，比如环保问题、工人阶级待遇保障问题以及工业化转型后所带来的失业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导演伊文思便和比利时的进步电影人亨利·斯笃克一起拍摄了一部叫作《博里纳奇》的纪录片，影片对于比利时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当时工人团体所遭遇到的生活困境和他们之间的团结。而这部片子所获得的国际声誉，也进一步推动比利时纪录片延续这种激进、政治性的路线向前发展。比利时的电影人热衷于用更加敏锐的目光去观察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它们放到台面上进行探讨。而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相对便宜和便携的摄影设备的出现，“新的视频技术被视作拥有非凡的政治用途潜力”⑩。此时的电影作品往往聚焦于工人运动、失业焦虑、环保问题、“社会等级结构的毁灭和新社会的乌托邦基础”11这类激进的社会问题。而达内兄弟的出生地比利时瓦隆地区列日省的瑟兰，就是一个被工业化重重包围的地区。丰富的煤矿资源、通航条件极佳的默兹河，再加上新技术运用带来的钢铁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瑟兰地区成了比利时的重工业中心。可以说，达内兄弟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工厂、烟囱、工人、社团及其运动的氛围里，甚至他们的父亲本身也是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工业设计主管。这既加深了他们年轻时对于工业化繁荣的印象，又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工业衰败给地区和边缘人群体带来的沉重打击。而正是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时代冲击下，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了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衰败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命运。由此可见，在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衰落和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后，再加上他们自身的无产阶级立场，达内兄弟创作的人物就天然带有一种无产阶级焦虑症12。同时，该地区又是比利时一个重要的视频制作中心，许多纪录片都在此地进行制作，有着浓郁的纪录片氛围。这一切，既决定了他们对纪录片拍摄工作的兴趣，也决定了他们纪录片创作的风格和方向，他们的纪录片和当时比利时的主流纪录片是高度相似的，往往是激进的、政治性的，但同时他们的纪录片主题又是有个性的、因为他们在展示现实的悲剧性之外，还热心于“对政治、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结构化的探究”13，探讨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的悲剧性。

总之，对达内兄弟来说，进入纪录片领域既使他们找到了一种观察社会、表达自己思想主张的有效工具，也使他们在与社会现实人生直接遭遇过程中形成的悲剧意识得以凭借纪录片形式上的优势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具体到达内兄弟悲剧意识在纪录片中的表现，有两个特征是极其显著的：一是关注边缘人群的现实苦难以及他们对苦难的反抗；二是依托人物的回忆呈现记忆流逝后的个体性孤独。

二、现实的苦难与有限的反抗

如前所述，达内兄弟在进入纪录片领域时，首先是将其视作一种表达思想、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工具，而不是将其看作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由于长期在工业区生活，又受到了左翼哲学和文化的熏陶，他们既对工人等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及历史变迁有着感性直观的感受，又对历史洪流中工人阶级的衰落和苦难有着系统性的思考。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通过与周遭边缘群体的密切接触，他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在自身所处的社会中，幸福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许多边缘的个体，以及这些个体所代表的群体，都持续地在历史的大潮中经历着苦难和悲剧，并不断地试图为自己的权利和未来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