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乡愁

一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大部分时间里，或者说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乡村始终被视作是一个与城市相对立的地方。当然，这种对立的观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即便是在西方世界，这种城乡对立的观念，其源头也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各阶段特征曾经做过高度的总结，他所指出的古典时代“城市乡村化”、中世纪欧洲“城乡对立”、亚细亚古代“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近现代“乡村城市化”等结论，揭示了世界历史上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的城乡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很多时候，城乡对立的关系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相反，它们彼此映衬甚至彼此代替。也正是这种看似对立又共融的状态，让乡村和城市获得了一种共同的发展，互相凝视，又互相接受。当然，另外一个铁定的事实是：在中国，我们对乡土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几乎一直未变。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是承认乡土对于我们始终有着特殊的精神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主流还是乡村文学，或者说是有着乡村底色的文学。我们盘点一下20世纪的中国小说，几乎就可以看到，不管是现代时期的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孙犁的小说，还是新时期的伤痕小说、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等，都可以看到这种“乡土”的鲜明印记，毫不夸张地说，一部20世纪中国小说史，就是一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

即便是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城市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乡土观念和乡土经验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中国经验之一种。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这中国经验对于我们如何理解乡村和城市具有一种永恒的重要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很多关于城市书写的作品中，几乎都能读到一个相反的空间意向——乡村，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很多书写乡村中国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个反面意向——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对立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学的乡村和城市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而混沌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一种所谓纯正的城市或乡村写作。如果换个说法来理解就是，一个作家，他可能写了一个城市题材的作品，但可能很“乡村”；相反的，他写了一个乡村题材的作品，也可能很“城市”。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下作家所身处的位置——一个大的城乡系统之中（这既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乡村），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赓续，也有不可抵挡的深重危机。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系统依然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因此，就是在时下的中国，乡土叙事依然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占据着十分主流的位置。仅以这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来看，阎连科《中原》、贾平凹《秦岭记》、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胡学文《有生》、罗伟章《谁在敲门》、王跃文《家山》、王尧《民谣》、范稳《太阳转身》、陈应松《森林沉默》、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乔叶《宝水》、付秀莹《陌上》、张忌《南货店》等，都是这一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乡土叙事并没有伴随着乡村文明的式微而衰弱，相反，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政策号召下，乡土叙事呈现出前所未有之繁荣。由此来看，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的判断，至少在21世纪前期的中国仍然是可以依据的思想恒言。

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上述所列举的作家中，时间横跨了1940年代到1970年代4个代际，而80后作家几乎是缺席的。也就是说，在关于乡土叙事的当下和历史建构中，少有80后、90后更不用说00后青年作家贡献的想象和才情。或许，在我们既往的认知中，这两代人的写作更多的是和青春、成长、城市、自我有关，这当然也是事实，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笛安、张怡微，到双雪涛、班宇、郑执、孙频、郭爽等一大批80后作家，以及周恺、郑在欢、陈春成、陈思安、三三、杨知寒、王苏辛、周于旸等90后作家，几乎都是伴着青春的疼痛和时代的骚动一起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身上，既没有乡土气息，更没有乡土意识，他们作品中给予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孤独个体的生命叹息，以及那种既盲目又清醒的自我意识。

当然，如果以此来判断80后不再书写乡土，那又有失偏颇了。根据我的阅读和观察，当下青年作家的乡土叙事，既非青年作家表现现实生活和进行虚构想象的首选，也并未被纳入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之中，他们所竭力呈现的现实和历史并未被重视，甚至于他们只是留在现实的喧嚣和时代的背景之中，等待着被牺牲掉的命运。但文学的意义也在于，只要记录了，就会有痕迹，就像一条条溪流，并不为所有人看见，但它们依然倔强而坚定地在大地上默默地流淌着。而本文论述的就是不被人所重视的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同样的现实是，关于当下青年作家乡土叙事的研究也并不充分，我以“80后作家”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检索，发现仅有《“80后”作家乡土小说书写论析——以甫跃辉、郑小驴、马金莲小说为例》《“80后”作家的“乡愁”书写》《代际视野中的“乡土崩溃”——论80后乡土小说中有关“乡土崩溃”的书写》等极少的相关研究论文和文章。研究的“不景气”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下青年作家乡土书写的“不景气”，而下面，我即以部分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为例，来分析80后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现实面貌和精神图景。

二

80后作家乡土叙事的衰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大的时代环境有关，80后出生、成长的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的步伐越发快速，乡土世界的风貌渐趋消失，真实的乡村社群也开始瓦解，在这种被破坏的侵犯中，乡村逐渐沦为一种田园的幻象。二是和80后这代人的个体成长经验有关。这代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也几乎都赶上了大学扩招，更多的人有了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而进一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因此，即便是在乡村出生的80后，乡村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少年的记忆，而更多的经验则是来自伴随着其青春期的县城和城市。三是和地方性语言的衰落有关。1995年，我国开始推行普通话水平测试，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方言的衰落以及相伴生的普通话的全面推行，让在这过程中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基本上渐渐丧失了与乡土表达相匹配的乡土话语体系，离开了乡土，不仅离开了在场的生活，也离开了孕育自身语言的丰沃土壤。四是和大的文学传统有关。当代中国文学，乡土叙事是一种主流，乡土叙事的探索和可能在几代作家的书写中，几乎很难再有罅隙和空间让青年作家去勘探，而此时，不管是出于现实的需求，还是出于开拓文学新空间的需要，城市空间和城市经验势在必行地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文学选择。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几乎少有作家一直和乡土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大部分作家，即便是一直从事乡土写作的作家，其生活空间也基本已经转移到城市，这种情况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更为普遍。因此，一种乡土在场经验的精神转化，对青年作家来说，就显得难度特别大。没有了生活的第一现场，我们只能从记忆中去挖掘乡土经验，只能从过去的文本中去捕捉乡土感觉，只能从当下的碎片化新闻中去打捞乡土消息。在这样一种现实中，在场就显得尤为珍贵。在80后作家中，魏思孝可能是少有的乡土在场写作者之一，他以一种近似于偏执，且不畏惧的写作姿态，执着地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一个位于山东的地盘不大、人口不多的小村镇，并以一种同样执着的小说信念，以虚构的方式勾勒着鲜活而真实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就是他书写乡土生活的代表性作品。他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揭示的是熟悉的情感、熟悉的关系，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他笔下的人物既有着贫困、小气、势利的缺点，也有着善良、脆弱、挣扎的秉性，这一切呈现出同样的真实。他们在这个时代紧锣密鼓的发展节奏中，在这个环环相扣的人情社会里，既保有着亲密，也透露出冷漠，既有着一种天然的精神自卑，也毫不吝惜地表现出某种无法言说的思想优越。

王能好是后来才知道，眼前这块道路宽阔、高楼林立、车流不息比家乡的县城还要繁华的地方，只是上海的乡下。放在十几年前，此地到处还是农舍、稻田、荒地。当地的村民，拆迁到手几套房，住进去还没几年，当初一张张忠厚怯弱的脸写满了愤怒和刻薄，抱怨到处都在施工，外地人多了治安不好。此后，王能好再见到街上那些体面自在的老头老太，心里不再畏惧，甚至生出了一股鄙夷，心想，你们也就是命好而已。①

读到王能好这个人物形象，会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想到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千百年来的农民形象，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底色。在魏思孝的笔下，那些乡村人物可爱而可恨、真实又无奈，这是很有趣的一群人，但同样的，也是背负着命运之痛的一群人。他通过小说制造出来的，不是乡愁、乡怨，而是实实在在的乡村真相、真真实实的乡村人物，没那么冰冷，也没那么温暖，就是现实而平淡的一切。就像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所说：

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家乡待着，并没有产生特别浓重的乡恋情结，但既然我能一直留在家乡，就说明我在这里还是感到很舒服的，我喜欢待在村子里，这点和逃离农村或者不喜欢家乡的人对比，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接受在一些人眼中是困扰的东西，比如熟人社会带来的麻烦，亲戚邻里之间的问题。②

这样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情态，决定了魏思孝的小说中没有那种非常强烈而明显的批判意识，更多的时候，它是表现的形态——人物的表现、情感的表现、生活的表现，但这些看似平淡的表现背后，其实隐藏着作者的文学观和生活观——一种近似于同情和悲悯的精神关切。比如在《都是人民群众》中，他为这片土地上的中老年男人和青年男人立传，在《王能好》中，他为王能好撰写“墓志铭”，几代农民工的人生命运，他们的悲欢、生死，令人痛苦，也令人无奈，那种种的难，和一个时代的滚滚车轮相比，既渺小又真实。这些怯懦又勇敢的人，面对生活之难、生命之痛有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几乎毫无例外地，他们又终究被命运击溃。

在关于城乡关系的问题上，魏思孝的小说也秉持着一种十分开放的姿态，不但不排斥，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接受，这点在小说中也有所表现：“依照他二十多天的打工经验，城市里的生活就显得简单多了，似乎就是剩下钱。钱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冷漠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没人关心，保持距离，恰好可以维系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③但令人悲伤的是，王能好最后死在了城市，死在了象征着现代化进程的汽车之下。“王能好骑着电动车往家走，在临淄大道和闻韶路的交叉口，闯了红灯，被一个左转的雷克萨斯汽车撞倒，后脑勺着地。送到医院，做完开颅手术，王能好在危重病房住了两天，花了一小万块钱（老二垫付的），死了。”④由此来看，《王能好》不是关于乡土的寓言，而是城乡变奏中对人的品质和命运的审视，它是一出乡村与城市双重映射下的人生悲剧。

同样在场的，还有80后作家索南才让。作为一个长期在西部边疆生活的游牧作家，索南才让用他独特的在场经验为我们呈现了乡土叙事的别样风景。他的小说集《荒原上》，紧紧围绕终生与马相伴的牧民、追击偷猎者的巡山队等展开，既现实地反映了草原之上当代牧民们的真实生活，又生动地展现时代巨变给传统牧民性格、精神以及生活等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构筑起一个独特的乡土小说世界。当然，与一般的、传统的边地乡土叙事不同，索南才让并不痴迷于自然风光的旖旎所带来的审美异变，而是在气候变换的时间更迭中，时刻关心着人在草原上的命运流转，那些在草原上兀自生长的故事，随风而来，也随风而逝，而索南才让就是那个敏锐的捕风者，以他敏锐的本能、过人的才情记录下风行在草原上的民族轶事和隐秘故事。那些粗粝而有个性的牧民，那些神奇而坎坷的故事，让索南才让的小说有一种超越了边地的动人气息。

与传统的、纯真的草原牧歌相比，索南才让的笔下极少有对边地风景的诗意描写，在这一点上，他是吝啬的。“我回到小屋里，睡了一觉，当傍晚的霞光照耀着我青色的小屋，千万条彩线系住了碧绿草原，那些静止的山峦开始移动时，我再次整装待发，带着我的火焰去那深深的山谷，去看看那不变的夜晚，以及永远不会看见我的姐姐。”⑤这是他小说中少有的对风景的迷恋。在更多的乡土叙事中，索南才让放弃了风景，他直接与现实交锋，与日常对抗，他用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提醒着我们重新思考土地与文学的意义。索南才让的小说有一种压制了草原气息的独特味道，这气味中混杂着现实小说的经验和现代小说的直觉，尤其是那种独特的荒野之意，以及这荒野之下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和表现，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德州商店》里，罗布藏关于他身世的困扰，让人悲伤也让人叹息，尤其是结尾那句“这时，他猛烈地、强烈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是一个拥有两个父亲的成年男人了”⑥，令人生发出无限的叹喟，再比如《荒原上》中，那几个加入灭鼠队的牧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他们在草原上的生死离合，“来的时候是六个人，朝气蓬勃，走的时候却成了五个人，死气沉沉。金嘎留在了草原上，他所向往的大世界……”⑦一切的人和事，在索南才让的笔下都转换成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模样。我们好像还没来得及遗憾于他对草原自身的轻描淡写，就能感受到那种从一个作家心灵内部生长出的广大和辽阔，而伴随着这心灵的，还有一望无际的孤独和悲伤。那是属于草原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