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学不科学？”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医学立竿见影的疗效冲击了中国人对于医学的认知。听诊器和手术刀对于中国人身体的进入可谓意义深远。病躯一一被疗愈，现代医学的有效性就愈发得以昭示，也让先进的中国人知道，疾病的躯体与节气、阴阳、功德、家运、天意无关。从此科学的概念透过西方现代医学移植于现代时期的医学革命及文化革命中。

另一方面，数千年来，传统的中国本土医学以其自身逻辑蔓延于广袤国土之上，牢固地连带着整个民间社会的生命认知乃至人际关系。但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在19世纪末遭遇的强烈冲击，现代科学开始接管中国人的肉体和精神，中医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应对危机，中医开始主动借助科学的话语，竭力抖落传统文化的负资产，开发和阐释其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最终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利于自身的医学格局中找到了一块根据地。在此过程中，辨析和转化这份复杂的传统，考验着社会的科学观念和新的国家的自我完成。

一、中医引入现代科学的成与败

1879年，晚清著名学者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以《医药说》详细说理，批判中医古籍，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医学家对于中医的批判，往往着力于认真与中医辩理。中医强调事物结构关系的总体及其外部环境的联系，反对孤立地看待事物。但五行结构借相互制约、相生相克来维持平衡的说法，无法兼容于现代科学理论。余云岫就抓住这一纰漏，认为科学里只有物质的交换、血液的循环，而不存在虚实转化的玄学。但对中医的药学他同样无多批驳。

相较而言，新文化运动诸子则更为直接地将医学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些新派人物，思想更为激进，如傅斯年甚至不承认中医的具体疗效，他认为中医无法用原理和预判来自证结果，因此“疗效”也不可信。傅斯年又言，“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前途仍是枉然！”①傅斯年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希望进化中的现代中国抛弃属于中世纪的陈词滥调，汇入现代世界的潮流。胡适也指出中医相当于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他在推荐《人与医学》这本西方医学科普书时说：“我们看他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②傅斯年及胡适不约而同强调了中医是进化论的敌人，是现代中国的倒行逆施者。

巴金以一系列可爱青年的遭际来痛陈中医之害与封建之毒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春》中巴金这样写道：“他忽然走到书橱前面。把余云岫著的《传染病》取出来，翻开《赤痢篇》反复地看了两遍。……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传染病》给国光送去作参考。”③郑国光即蕙的丈夫，面目丑陋，薄情寡义，连国文都做不通，却张嘴闭嘴就是卫道。妻子患痢疾后他一味信中医，直拖到回天乏力，才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送去（西）医院。一个静婉美好的青年女性就这样沉没在封建家庭的漩涡中。因此，中医不仅仅代表着中国人认知身体的原始方式和落后的医疗水平，更是旧时代的产物，与青年的命运和中国的未来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反对中医，进而主张医学革命，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利用科学进行现代意识宣传的绝佳入口。知识精英想象着自己国家的病态，不应该再调养病灶，而须以强烈的决心，抑制发炎的部分，切除坏死的组织，让身体重新获得封建道德之外的伸展空间，进而解放国民的思想，迎来民族的再生。

面对围攻，中医回护的方式是援引科学概念进入理论体系。这方面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是杜亚泉和章太炎。比如杜亚泉采用了科学的语言，拿“循环障碍”解释“阴阳不和，血气不和”等。他们已然认识到，在启蒙运动建立的现代“霸权”之下，唯一的合法话语便是科学。但科学的权威解释者也擭夺了置身于“现代”之外的中医挪用科学的权利。可见，中西医大论战早已逾出医学范畴，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科学与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政治之间话语权力争夺的问题。民国政府在1920年代企图以霹雳手段直接废除中医，旨在以程序化规范化的西医体系逐渐造就井然的社会和“健康”的国家。我们无法忽视一个不断“西化”的国家形象就这样被想象和标记出来。

然而，西医诊疗所费昂贵，且资源稀缺，只分布于大城市，普通民众难以触及，《寒夜》中汪文宣的遭遇就能反映出普通市民在中西医间的左支右绌。现实条件捉襟见肘，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见过拥有现代医学学位的执业医生，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农村亦不乏巫医神汉谋财害命。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本土旧医依然负担着沉重的责任。“毛泽东在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曾经说：‘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④这种团结旧医，培训新医的折中方略，体现出中国革命长期以来在“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中，总结出的因陋就简、团结一切力量的协调兼容思路。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即强调要有效开展对中医的团结工作。然而卫生行政部门只单方面推进“中医科学化”工作，其实同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主张不谋而合，实质上并不承认中医具有与西医平等位置，而只想临时性地借助“中医”的力量以弥补防疫和诊疗工作人手的不足。中医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部分分享了西医的知识资源，但与西医等值的身份认同依然遥不可及。

中医受到排斥的现象很快受到批评，相关卫生行政部门被扣上了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心理的帽子。于是，扶植中医，使之成为医学的正当组成部分，进入到绵延不绝的政策落实层面。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号召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目标是使中医“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创立反映中国地理、气候特点的现代化医学⑤。说是“合流”，其实已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医学应拥有本土特征。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文委党组提交的报告，主要为了改进中西医协调的工作。这条报告明确指出中药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号召一发出立马见效。随后出台的一系列纠偏政策，空前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虽然主要围绕着艺术问题，却再次强凋了让西医学习中医，“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的重要性，并直接批评鲁迅：“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⑥

众所周知，鲁迅一生常骂中医。然而，鲁迅的家人，许广平、周海婴、周氏兄弟等都曾谈及鲁迅支持中医的故事。许广平在回忆萧红时曾提及鲁迅认为白凤丸颇有疗效，于是将此经验推广给朋友。这大概是许广平首次公开对鲁迅的中医观念的表态，而且大致上这个说法也和鲁迅日记里购置药方与运用药方等记载一致。许广平1956年10月又发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于《新港》杂志，很快又以同一文章材料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文中回忆鲁迅居于上海时期，就对《本草纲目》《验方新编》称赞有加，因为一位朋友的孩子和鲁迅自己的疝病都“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许广平说鲁迅很佩服一种“草头郎中”，“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⑦。她的文章还写到鲁迅对于许多中医药湮没无闻的惋惜。可以作为旁证的有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回忆：“母亲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连西医也感到吃惊。”⑧

事实上，放弃医学事业的鲁迅也并非西医的直接宣扬者，甚至从其日记可知，鲁迅常看传统医书、收集治病药方，但鲁迅所讽刺的中医，并不在刻意否定中医之“用”，而在中医背后勾连的广大封建形态，于是被捆绑着“家运”的中国人的身体上的健康，其重要性退居其次，对思想的疗救被推到前台。“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么猛烈，……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⑨这说明，即便鲁迅再为古典医方推广，心内也未改其革命的立场。鲁迅身后，许广平等至亲家人的叙述也并非不真实。但她的话语本质上配合的是迥异的时代语境，消解了中医在现代时期的反现代的意义，而将其还原到一个高度纯化的历史中去，摇身一变而为时间的客观“遗产”。

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匮乏的医疗条件状况，中医确实有强大的在地功能，但为了让它有力地“关心人民的痛苦”，扭转中医在现代中国的合法性缺失是困难的。中医自有一套理论构造，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无可辩驳的历史传承，比如阴阳五行的学理源头不仅仅有《黄帝内经》，还有《尚书》；药物学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临床试验则祖述三国时的扁鹊……在时间中这些传承甚至发展出了内在的神话性，继而其经典地位愈发稳固。因此，同当时驳斥中医的时候一样，征用中医的过程也需要直面其传统因素，新中国面对漫长旧日的“遗产”，对传统的改造和阐扬，将考察出从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走出来的新政权如何与它曾经摒弃过的历史内容发生有效接续。

二、以医学语法重述传统

1958年有一部电影《李时珍》，是解放以来第一部以中国古代医家（也是所谓古代科学家）为题材的传记电影，它巧妙地解决了中医的科学性和哲学性如何不相悖的问题。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第一部体现新中国现代医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电影《情长谊深》。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7年初推出的《情长谊深》，在“向科学进军”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口号下诞生，本意是要表现两个科学家庭的深厚情谊。外科医生邵医生（上官云珠饰）眼睁睁看着一位感染病毒的通讯兵失去双腿，深感痛心，寄望于新型抗生素尽快面世。她丈夫——上海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洪磊光，正与好友细菌学家黄蔚文专注于此研发。洪磊光和学生们希望先实现路径创新，短期内培养出新菌种，归国科学家黄蔚文认为必须谨遵已成定论的科研步骤，按步就班、循序渐进，而非寄希望于灵光乍现般地实现突破。他对洪磊光们嘲讽地说：“想快最好去种青菜萝卜！”⑩另一方面，从延安走来的科学家洪磊光，因顾念友谊，并未对黄蔚文展开批评教育，而是一直站在朋友的立场上默默感化他。

这样一部医学专家主题的电影，布景讲究、风格和煦，上映后起初颇有好评。原本《显微镜下》由徐昌霖1954年写出，但叙述主要由正面人物的先进思想来推动，因此戏剧逻辑和情感氛围较弱。后来为了呼应1956年的科学政策，厂里集体创作出以情为主线，表达社会伦理的《情长谊深》，剧中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的友情，跳出了由政治转变人心的角度，“维系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纽带，主要是一个‘情’字”11。被认为表达了强烈的“士”的意识和对于“尚贤”社会的向往，赞扬当时国家政策体现出的科学求真追求和为科研工作营造的宽松环境。但1957年后，这部剧的优点反而成为被批判的错误。

另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即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科学学术界最早呼应“双百方针”的“试验场”，此次会议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为摩尔根学派摘掉了反动的帽子，并认为学术应该被允许有科学讨论的可能。当然，青岛座谈会在业务上的研讨既不深入也不前沿，1956年国际生物学界已经确认的DNA双螺旋分子结构并没有进入学术讨论。

在今天看来，这部电影亦有颇多局限性。关于如何制造科学家需要的菌，生物学家洪磊光独树一帜地提出嫁接法。影片中，年轻的科研助手淑贞将“米丘林说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要向大自然索取！”挂在嘴边，激励自己。这也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生物学、遗传学和农林科研者信奉的格言。米丘林-李森科学说12在苏联和中国的生物学界、农学界和遗传学界，几十年来一枝独秀。米丘林的成就被定性为达尔文进化学说之后最正确的道路，“用实际经验，驳斥了唯心的、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不变的，因而也就没法发展的魏斯曼、摩尔根和孟德尔的反动理论，并用铁的事实把他们打得粉碎。他又吸取了和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使它为人类的实际生活服务，为全世界生物学家，特别是农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条唯一应遵循的道路”13。

生物学家“水杉之父”，同时也是学衡派成员的胡先骕因在自编教材《植物分类学简编》里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就遭遇了一系列磨难，被“平反”后受邀参加了青岛会议。米丘林-李森科学说体系影响之巨，由此可见一斑。再看作为一部电影的《情长谊深》，显然无法完全甄别前沿和准确的科学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