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诗歌的衍生及其对地方文学的促进

笔者通过广泛深入调研，发现我国不少地方均存在一些石刻诗歌。人们对这些诗歌充满好奇和兴趣，一些地方专家和学者还对当地现存部分石刻诗歌进行收集、整理和阐释。但迄今为止，专家学者对石刻诗歌衍生及其对地方文学的滋养和促进发展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仍十分罕见。鉴此，笔者试对此现象和问题做一个初步探究。

一、石刻诗歌的衍生及其原因

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全国各地石刻不断衍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石刻是伴随着社会的推进而发展，是历朝历代社会现实生活重要而生动的佐证。那么石刻诗歌衍生的原因何在？这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笔者经研究认为：首先，石刻诗歌的滋生，是在文人共有的效仿、赓续甚至超越前人之心理驱使下促成的。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石刻诗歌衍生地具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其通常集中在风景名胜处。例如在全国著名碑林（景点）如西安碑林、泰山碑林、浯溪碑林、桂海碑林、辽河碑林等全国各大碑林（景点），所存石刻诗歌总数占至现存中国古代石刻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各地景点这些石刻诗歌，在当地最早被刊刻的石刻诗歌出现后便呈链条式状态不断衍生、丰富、发展。观其总貌，可悉其中既有同时代一些附庸风雅的文人跟风撰作堆叠诗歌，亦存在不少较有名气进行隔朝隔代唱和其所仰慕或欲超越的诗人而撰作诗歌等现象。正是诸如此类因素，促使这些风景名胜处诗歌数量不断增多。以粤西“桂海碑林”为例，宋代范成大、张孝祥等诗人在桂林均留下一些赞颂桂林山水美景之石刻诗歌。随后宋代仕桂文人王正功更是在桂林撰作劝驾诗歌并刊刻石壁上，其中便包含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后桂林山水之美誉逐渐名扬天下，桂林诸山诸景成为全国各地文人观光游览之重要目标地，而观光者不乏文人墨客和喜于游览处留下追和诗歌或其他印记者，这更促使碑刻数量大增。亦正因此，许多学者经考证，认为桂林所存古代石刻尤其是宋代碑刻的数量为全国之最，学界流行起“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之说。据桂林现存石刻诗歌而言，此说不假。然而，为何在宋代桂林石刻最多？究其原因，一是在于宋朝最为重视官员。根据《宋史》所记，宋代俸禄名目繁多，是此前封建朝代所无法比拟的。正如白寿彝先生所云：“宋代的杂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宋代税收很高。997年，岁收谷21717000余石，钱465万余贯，绢162万余匹……”①这就为全国各地官员游览桂林提供了必备的经济条件。二是在于桂林美誉渐丰和具有刊刻诗歌的天然石壁条件。正如前所述，桂林在众多粤西内外文人的宣介下实际上已名声大噪，成为著名旅游胜地之一，从而引来更多游客产生更多石刻作者及诗歌。三是在于宋代官吏数量空前且闲官颇多。历史学家张宏杰指出：“宋朝立国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左右；到了景德年间（1004—1007年），已达10000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1053年），更增加到20000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0000余人。”②尽管人数增加，而工作任务与此前朝代相较却几无改变，因此官员们享有更多闲遐时光，满足他们作为文人之游乐雅兴。如宋代李师中到桂林后，休闲时日颇多，便广游桂林各处，并于所游之处撰作诗文。其在龙隐岩洞一地所作石刻诗歌后，影响后人在此地创作刊刻而衍生的石刻诗歌总数竟达到80首以上，为其始料未及。较具代表性的是其在游览桂林月牙山龙隐洞后，在洞壁留下诗歌《留别桂林诗并序》，在李师中所作石刻诗歌之影响下，紧随其后的宋人张田撰作有《题龙隐岩》（碑额横题），诗云：“龙隐晦冥时莫考，龙骧拏攫跡堪惊。孔明久卧养全德，老子忽飞归太清。溪上一天常气胜，洞中六月自寒生。至神不得无情处，甘泽年年洒百城。”④诗歌除绘写龙隐洞之新奇外，还对其中变幻不已却恩泽地方之品质进行特别说明，别有一番思虑和新意。

在桂林龙隐山，因受李师中等前人石刻诗歌的影响，随后来到此地的宋人董弅先是撰作了石刻诗《留题龙隐岩诗》，诗云：（提点广西刑狱公事□□）“绝顶神灵宅，危空宝榻开。层轩飞杳霭，幽径出氛埃。炎气先秋去，岩光拂晓来。风和聊一息，鸥鸟共徘徊。”⑤

在董弅看来，龙隐岩属神灵之地，幽奇不已，此处的所有景物均成为其留恋之物象，其所看到的鸥鸟便是他所渴望之己体，能够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此石刻诗歌与前面所述一首不同，其表达的是自身追求自由自在生活之沉思与渴盼。

在撰作此诗之后，其还自和五言和七言诗各一首，这是颇为罕见之现象，二诗如下：

翠壁淩云耸，禅房面水开。岩高悬□□，地胜隔嚣埃。瀑影簷前落，江声槛外來。□□无限景，归意几徘徊。（五言诗）⑥

《留题龙隐岩□□》：乱峰凝碧间巑岏，曾有神龙此□蟠。游□己兴甘泽去，高岩依旧插云端。（七言诗）⑦

在此二诗中，董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与所和之诗大同小异，只不过所述景物更为繁杂和更多感触而已。其对龙隐洞独特景致和物态进行更为生动的描绘，并将此地渲染成人们向往不已的极乐仙境，是真龙潜藏之所。诗中所构设之物象以及此地的江声、瀑响和云影等，无不令人感到神秘莫测。

随后到来的宋代诗人许子绍也撰作了《留别龙隐岩》一诗，诗云：“矫首初来北斗峰，直穿山腹作玲珑。石间蜕骨痕犹在，渊底藏珠水更通。霖雨几年岩野去，卧龙底处草庐空。眼中要识真英物，寓跡何劳想下风。”⑧

许子绍通过描写此处独特物景，尤其是此地世所罕见的遗迹与其较为独特的周围环境构设，表达了作者对“真龙所在地”的无限遐思。

宋代的王迤祖亦撰作了《题龙隐岩诗》：“龙蟠此地不知年，飞去穿成万仞渊。霖雨四方今欲遍，后人空自想蜿蜒。”⑨通过丰富想象，呈现出真龙飞翔为地方普降甘霖，惠泽黎民百姓之慈善情怀。同时，作者还对百姓追思的心理进行了合理推想。

另外，宋代还有朱晞颜、张埏、方信孺等文人墨客，撰写刊刻有诗歌于龙隐洞一带的洞壁或寺内。方信孺不仅有诗，还有词作留存洞中。这些诗词均或多或少受到李师中等人所表达思想意旨的影响。方信孺所作追和陶商翁之诗为：“石门元不锁，岩屋本无基。九夏花犹在，千年树倒垂。僧闲方定起，客到每归迟。甚欲眠莲叶，沿崖读断碑。”⑩诗歌写出此地之超凡不群，以及其所具有的断壁碑文等文化遗存物，令人感到其所撰作诗歌内容颇能别开生面，是在李师中石刻诗歌启示下创新之作。

其所作词《西江月》全文为：“碧洞青崖著雨，红泉白石生寒。朅来十日九湖山，人笑元郎太漫。绝壑偏宜叠鼓，夕阳休唤归鞍。兹遊未必胜骖鸾，聊作湘南公案。”11此词以一种更为休闲的方式对此独特之地进行更为生动的表达，让人们如同在赏观一幅画图，颇易受到触动。除了宋代，李师中的石刻诗歌还对明代、清代石刻诗歌作者产生重要影响，篇幅所限不复举例。

以上是以李师中为例对石刻诗歌衍生链条进行简要说明，而事实上类此例子甚多，难以一一枚举。据统计，桂海碑林所存石刻诗歌，每一具体景点所存诗歌数在数首至数十首不等，在龙隐岩或龙隐洞、风洞、雉山、叠彩山等著名景点石刻诗歌数量较多，基本达10首以上，多者甚至超过80首。总计古代桂林石刻诗歌在500首以上，为桂林乃至整个粤西留下了颇为丰富且生动的民族记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全国其他地区石刻衍生的著名景点如泰山碑林、西安碑林、浯溪碑林、辽河碑林等也同样如此。如泰山碑林，自秦代起便有刻石，之后各代均受其影响而衍生或多或少的石刻诗文，据《泰山石刻大全》统计，中国古代留存的泰山石刻诗歌数量达到100余首，且各代石刻诗歌之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或多或少存在承续关系，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具有的传承前贤文化并努力实现超越的共同心理。浯溪石刻于此方面的情况更具典型性，浯溪石刻先有唐代名为“颂”实为“诗”的《大唐中兴颂》，而后大宋皇朝则有《皇宋中兴颂》，再之后有明代的《大明中兴颂》，体现其大体一致即谋求中兴永存和超越前朝先人的思想倾向。而西安碑林，石刻诗歌尽管不到百首，但也有着上下同脉之关联性、递进性、超越性。因此，实际上石刻诗歌自其产生之时起，就在催生与其相和或相类相连的下一首石刻诗歌，而此类现象与人们的深层心理密切相关。

其次，石刻衍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聚居地和名胜处有足够刊刻的壁面空间。倘若没有足够的空间和适合的壁面，即便有前人撰刊名诗，后人也无处刊刻唱和之作，这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一些胜地之所以石刻诗歌仅数首，很可能是囿于石刻面壁难寻之故。而桂林、西安、泰山、浯溪等地基本上具备此二条件。这些地方不仅山石丰富，且相对较多平面石壁，从而给刊刻者带来诸多便利。由此看来，石刻诗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天赐予地处石山地区人们一种相对独特的文化，他们在此种文化的滋养下逐渐形成自我慰藉的文化心理，同时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在发挥本地文化特色方面更具信心和发展潜力。换言之，石刻诗歌是大自然对地处山区经济与文化相对落后地域的一种额外“补偿”。实际上石刻诗歌这种相异于纸质版诗歌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全国不同地区的人民共同继承发展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人们和而不同的情感表达，具有多民族思想集中展示之重要价值，其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石刻诗歌的衍生，还在于人们对古圣先贤的崇拜与纪念。一般而言，只有古圣先贤才会引发后人更多关注和赓续唱和。因此，此类石刻诗歌多存留于祠庙、楼观或会馆等独特场所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河南汤阴县的岳忠武王庙内，至今尚存着58首石刻诗词，让人们对岳飞的事迹以及精神品质有更为充分的了解，也给学者们研究岳飞提供了更多有力佐证。例如清代便有沈元沧、沈廷芳、沈世炜三位沈姓诗人在汤阴县岳飞祠庙中撰作并刊刻诗歌于庙中，表达了对岳飞的无限景仰之情。更值得一提的是，此庙中还留存着越南三位人士表达仰慕岳飞的石刻序并诗。就全国地域而言，各地散布的老子、孔子、孟子、子产、司马迁、马援、诸葛亮、关羽、文天祥、王阳明、袁崇焕等著名文臣武将祠庙或会馆内，也都或多或少存有一些石刻诗歌，成为我们了解这些人物的重要资料。例如广东会馆里的石刻诗歌，便有康有为等所作的歌颂为国尽忠的督师袁崇焕的诗歌以及袁崇焕所留存的部分诗歌，云南省会馆里刻存《赠谥忠愍诗》12等颂扬赵撰为国效忠为民尽力之事，这些都是石刻诗歌衍生的重要内容。

楼观之内也留存一些石刻诗歌，特别是西安老子楼观台等处，历代所留下的道家石刻诗歌便在30首以上。这些不断衍生的诗歌成为先贤老子形象发展的重要佐证，值得倍加珍惜和深入研究。例如浒西山人所作一首可谓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老子的石刻诗歌云：“一登老子台，佳思忽万里。降观上善池，聊坐亦可喜。同怀既靡愆，横飞安得止。东谷古仲雍，太微近平子。殷勤递璚章，磊落动幽思。黾勉事追遂，苍皇愧迂鄙。冲抱益以清，卢襟弥欲起。旭日鸣锦禽，春风发芳芷。中情何所撄，遐景尚堪猗。系彼逍遥篇，惭尔柱下史。”13诗歌落款为“嘉靖癸未二月癸酉，浒西山人识”。浒西山人是明代“前七子”之重要成员康海，此石刻当是其在游览西安楼观台之后对圣贤老子的怀念与追思，此诗歌与明代前后七子所提出并遵循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思想大相径庭，值得人们深究。

二、石刻诗歌对文学发展的滋养与促进

石刻诗歌对文学尤其是地方文学发展的促进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石刻诗歌本身就是地方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并能较好地引发后代的文学创作。石刻诗歌作为一种以独特介质刊刻留存的文学样式，与纸质版诗歌文学样式存在不同：主要是其当然地成为地方独特的文化景观，给予人们直观立体生动的感受，这是纸质版诗文所无法比拟的。石刻诗歌自刊刻那天起，便成为人们阅读的别样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不乏深刻思想，倘若置身于石刻诗歌刊刻地观赏石刻诗歌，更能令人生发出无限感慨和激情，并能更好助人了解石刻所在地独特景观和人文特点，从而帮助地方各类文学创作者更好认识到地方文学之优劣，从而促进整个地方文学的发展。例如桂林文化底蕴的日渐深厚，便与历代尤其是宋代以来人们竞相刊刻的石刻尤其是思想不断深厚的石刻诗歌有着密切关系。经研究可悉，石刻诗歌作品能够引发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而如前所述的在前人石刻诗歌基础上刊刻自身有所感悟的诗歌则属于最为直接可见的促进文学传承发展之表现，而那些没有直接刊刻于石上非直接可见的作品则很可能较之石刻作品数量更多，思想更丰厚、更深刻。因为一些文人在观赏石刻作品后不一定有于观赏处刊刻石刻作品之冲动，而只乐于以纸质版形式推出其观赏石刻诗歌后之感悟性文学作品，此类作品可以唐代大诗人韩愈在观赏远古之石刻《石鼓诗》之后所作之纸质版《石鼓歌》为例证。韩愈创作此诗歌的意旨，在于呼吁朝廷和世人均应对前朝旧代此等罕见宝物予以高度重视、爱护与研究。另外一些诗人所作与石刻相关的诗歌尽管不如韩愈所表达的思想那么强烈和深刻，但依旧对石刻作品充满深情厚意，这些诗歌的出现同样是石刻诗歌滋养和促进地方文学发展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