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长成一棵树

1984年，刘醒龙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一个写作品的人和一个编作品的人，迟早会遇上。

时间似乎长了些。与刘醒龙的交集，要等到1991年的初春，起因是刘醒龙把一篇七万来字的中篇小说《威风凛凛》寄到了《青年文学》杂志。征得编辑部同意，我专程到湖北黄冈（那时为黄冈地区）找刘醒龙谈修改意见。那个时候，刘醒龙从英山县调到黄冈地区群众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才一个来月。据他后来说：在黄州城里，当时能认识他的不到十个人。而我从武汉坐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前来，问到的第一个人，居然说认识刘醒龙。这一凑巧，如今看来，也是我和刘醒龙的缘分注定。

经过修改后，《威风凛凛》就在《青年文学》第7期上发表了。紧接着，我编发了他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凤凰琴》。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在十个月之内连续发表一位并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三部中篇小说，在今天也是罕事。但《青年文学》就这么做了。

当时我们上冯牧先生家，请冯牧先生撰写《村支书》同期评论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青年文学》1982年创刊后，就有一个惯例，编辑部看中的、要发头题的作品，会去请一位在文坛上有影响的评论家撰写同期评论。为了《村支书》，主编陈浩增、副主编黄宾堂和责任编辑我，在1991年10月初，拜访了冯牧。冯牧先生年事已高，思路很清晰，精神也很好。他了解来意后，有些无奈地说：“我现在握笔都费劲，你们看我这手。”冯牧的手在不听使唤地颤抖着，就像手里攥着一个活物。“等我看完作品再说。”五天后，我收到了他颤颤巍巍亲笔写下的关于《村支书》的四千字评论《动人心魄和发人深省之作》。冯牧先生提携文学后进的真挚和诚恳，让人动容。

给刘醒龙带来广泛声誉的是发表在《青年文学》1992年第5期上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小说一发表，就好评如潮，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凤凰琴》的推出，不仅使民办教师群体受到关注，对当时全国两百万民办教师转正工作更是起到推动作用。民办教师的处境和待遇，因为《凤凰琴》而得到国家政策上的调整和改善，刘醒龙是有功之臣。这自然也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所应有的社会价值。

后来，我还陆续编发过刘醒龙的其他作品，包括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还有他很看重的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

刘醒龙的其他作品，我大体也熟悉。通过对刘醒龙作品的理解，梳理刘醒龙的创作脉络，是一个值得琢磨的话题。

现在的刘醒龙，无疑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棵树，一棵枝繁叶茂、果实丰硕的大树。面对这样一棵树，人们往往想要了解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但是，这棵树在文学丛林里生长了这么多年，它的纹理结构，它的姿势形态，它的来龙去脉，不是靠简单的评断就能完成的。我在想，我们与其要说他是一棵什么样的树，不如去打量这棵树为何长成如今的样子。

一

刘醒龙开始发表作品的1984年，正值中国社会拨乱反正方兴未艾之时，思想解放借助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正如火如荼。新时期文学深孚众望，突破一个又一个题材禁区，有力拓展着文学的表现疆域；各种国外的文学思潮，因应改革开放的情势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文坛正满腔热情掀起此伏彼起的喧哗与骚动。刘醒龙创作一开始，就感受到了社会与文学桴鼓相应的这一浓烈氛围。在创作题材不断开拓和表现方式花样翻新的前提下，随之而来的是“寻根文学”的提出和深化，以及年轻的先锋作家在叙述语言、文体革新上的试验和探索。所有这些，无疑启发了刘醒龙对生活本土的文化探寻，撩拨了他用直观感受力彰显文学才情的创作冲动。对生活本土的文化观照和诗意化的文学感知，给刘醒龙早期的创作打上了本土情怀和先锋姿态的烙印。而这两者，从刘醒龙的创作轨迹和未来走向上看，可以说是理解刘醒龙创作发端的两把钥匙。本土的情怀和先锋的姿态，是刘醒龙创作的两条路径，我们会在刘醒龙今后的创作中反复体味到它们的袅袅余音。

这一时期，刘醒龙创作的主要作品收在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异香》里。这部副题为“大别山之谜系列”的小说集，是刘醒龙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主要成果。在感染中、在感召中、在感应中，刘醒龙完成了自己的80年代写作。这是刘醒龙的起步期、摸索期，也是他的先锋期，准确地说，是他的文学初恋期。在这一时期里，刘醒龙感应的“本土”和“先锋”，更多是情怀和姿态上的，是时代所裹挟，也是时代所点醒的。他顺应着时代的文化潮流，但还没来得及在潮流中识别自己。

很显然，刘醒龙的创作实力还远远没有被证实。

二

跨进20世纪90年代，刘醒龙的创作进入重要收获期。以《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为代表的一批中篇小说受到广泛好评，也因此奠定了刘醒龙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这些作品以其坚固的现实质地，在一个时期被冠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说法。其实，这些作品最明显的特征，也就是写实。刘醒龙是90年代“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他的这些作品贴近大地，讲述底层人民的生活，写他们在贫困之中的人生努力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有一些贫寒中的幽怨，有一些困境中的自怜，但更多的是面对人生的坚韧不拔和意志上的执着坚定。这些作品雄辩地昭示我们：这是大地的力量，更是生命的底力。刘醒龙也因此步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除发表三十余部中篇小说之外，刘醒龙更是完成了《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寂寞歌唱》《爱到永远》《往事温柔》等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底层人物、小人物，是弱势群体，是卑微者。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刘醒龙根植于大地、面向着现实的本土情怀和平民本色。这一时期，刘醒龙创作中坚固的写实质地是那样地醒目，人们被他笔下的现实所牵引，为他塑造的卑微者所牵挂，从而认定他是体验型的作家，在地地道道地“写实”，在写“现实国情”。

其实，刘醒龙还有一副笔墨，这就是他的“写意”。只不过这写意是隐忍的、潜沉的，那是在写实的内核深处沁出的、饱含悲悯而又苦涩的一份诗意和柔情。人们会依稀记得，在刘醒龙的成名作《凤凰琴》里：清晨，在山村小学里，乡村教师用笛子吹奏着《国歌》，学生们光着脚丫，在天寒地冻中升起国旗。贫寒之中的坚忍，幼小生命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刘醒龙把他的柔情和诗意，体现在他对物象的选择和细节与细节之间的组织中，哀而不伤，含而不露。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小说中“冬茶”的寓意，无人细究。一年四季，到了冬天，生命的光亮就崭露在那一抹茶尖上，它们凝聚了生命的能量，同时也是来年农家生计的指望。这样的“冬茶”要被采摘，要被县上的领导送上北京去，让农人们翘首期盼着办成公事后能带来好日子。我在编发这篇作品时，直觉到作品里充盈着复杂丰富、一言难尽的内容。刘醒龙在物象上、在细节里，寄寓了深重的现实关怀和欲言又止的无限悲情。我们不能不叹服刘醒龙对底层生活的实际拥有。只有曾经赤着脚走在寒冷的大别山山地上的人，才会生发出如此苦涩的诗意和如此悲悯的柔情。

现实的风骨和诗意的柔情，在刘醒龙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中，内化了、深化了他80年代的本土情怀和先锋姿态。在这样的转寰中，刘醒龙确立了自己的创作重心，也为人们用文学的眼光打量社会现实平添了底力，找到了支点，调动了感受，引发了感动。这无疑是刘醒龙个人的文学发现，也因此感染了处境不一的其他人。所以我说，从本质上看，刘醒龙更是一位诗人，一位悲天悯地的诗人。

回首刘醒龙的90年代，我们还发现，90年代的中国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抓市场经济；刘醒龙则憋足劲，在全力写实，在坚固的现实筋骨和诗意的个人柔情中写实。

这是刘醒龙的“写实期”。

三

进入21世纪，国家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快车道。第一个十年过去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而这一时期的刘醒龙在忙什么呢？他在用大部分的时间，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就是《圣天门口》。书名很欧化。“圣天门口”，实为“圣·天门口”。刘醒龙要把“天门口”这个地方“史化”“诗化”“圣化”。他在“天门口”上要凝聚起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风云和世间烟雨。为此，他花了足足六年的时间边琢磨边写作。我个人以为，《圣天门口》是刘醒龙迄今为止最用心、最得力的作品。在刘醒龙以往的作品中，他特别擅长抓住一个一个的现实物象和生活细节来体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领悟。如今，在《圣天门口》里，现实物象变成了一个地域的所在，而生活细节变成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烟雨。刘醒龙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叙事。

面对一个他以为“圣”的地域上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革和人生命运，刘醒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组织。他选择了两个家族的兴衰存败，组织了一干人等的悲欢离合。他在选择和组织中，展现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理解，包括他所认识的社会和政治。在展示这些刚性的社会存在和命运走向时，他还尽情绽放他以前内隐的诗意和柔情。比如书中大段大段的、一片一片的主观性驻留和舒缓式吟唱，比如他对纯朴劳动的礼赞，对爱情的抒怀，对生命的吟诵，等等。而意味深长的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放在了中国现代的鄂东，我们知道从这里走出了无数的革命者；小说的副线，则是20世纪70年代才在中国鄂西发现的汉民族文化史诗《黑暗传》。《黑暗传》在小说中的穿插和呼应，是要让现代的“鄂东”具备更为开阔、更为深邃的时空。刘醒龙的确是在写一部史诗。《圣天门口》获得了广泛的反响，“风骨与柔情”更加鲜明、完整地体现在刘醒龙的创作中，成为刘醒龙的个性化标识。

吊诡的是，这样一部自己以为、他人也认为的史诗性作品，最终还是与当期的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据说只为一票之失。而在中篇小说《凤凰琴》基础上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则在下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榜上有名。看来，刘醒龙的“史诗”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来解读。而眼下，人们对刘醒龙最鲜明的印象，还是以《凤凰琴》为代表的“写实期”里的“写实”。作为当年《凤凰琴》的责任编辑，窃以为，《天行者》能荣获茅盾文学奖，这是对刘醒龙20世纪90年代写实功绩的一次反哺。

这是刘醒龙的“史诗期”。

四

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刘醒龙的个人文化生活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他由一位专业写作者，成了《芳草》文学杂志的主编；一件事是，他写起了毛笔字。他办刊物，办得很有特点和个性。打开《芳草》，有这样八个字：“汉语神韵，华文风骨。”这是刘醒龙定下的办刊宗旨。而刘醒龙的书法，圆润墩实，自有法度。笔画结构上不求规矩，而通体看来却心力充盈，气韵贯注。刘醒龙的生活显然在“人文化”。刘醒龙的创作也步入了“人文期”。

“蟠虺”是一个不常见的词汇。读音要正确，得查字典，而了解它的含义，要上百度。“蟠，音盘；虺，音毁。蟠虺，意为屈曲的小蛇，是青铜器饰物形象之一。”刘醒龙自己是这样介绍的。“蟠虺”这两个字是刘醒龙新长篇小说的书名。从现实物象和生活细节，到现代地域上的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再到远古与当今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关联，刘醒龙的创作走出了一条从表及里、由浅入深、从今到古层层掘进、不断深化的创新之路。

选择“蟠虺”两个很生僻的字作为长篇小说的名称，自有刘醒龙的用意在。“蟠虺”是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上的饰物，小说围绕着这一重器在当今的遭遇展开。一件古老的器物，能与今天发生联系，在于今天人们欲望的过度膨胀。正因为是国之重器，权重者就想据为己有，护佑自己飞黄腾达；而谋利者，则不择手段，变本加厉。于是，围绕着对“曾侯乙尊盘”的争夺，就上演了一出多方势力参与、各种利益纠缠的闹剧。如何仿制，如何以假乱真、以真乱假，又如何护住神物，引出了盗墓者、仿制者、不法商人、青铜器鉴定专家和大小官员的好一番你争我斗。直到青铜器权威曾本之把真正的“曾侯乙尊盘”放进了省博物馆，这场戏方才谢幕。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情节性很强的小说。刘醒龙没想写出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他有意回避了有关青铜器的一些专业问题，而是着力呈现道德滑坡、欲望横行的现实情形，从而提出了人如何自持和把守的话题。《蟠虺》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两行字：“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与“蟠虺”相较，“时务”更能让人耳熟能详。而“时务”出现在这部小说中，恰恰是“蟠虺”的反义词。在今天，我们的现实是太过于“时务”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刘醒龙为什么要用“蟠虺”做书名，是因为这两个字我们太陌生了，就如同我们心目中的正义感、道德感已然生疏一样。刘醒龙无疑是在借这两个生僻的字警醒世人，同时也是在唤醒我们心目中对神圣、对崇高的敬畏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