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生态乌托邦

在气候恶化、物种濒临灭绝及各种环境危机的催逼之下，对于地球末日的恐惧促使着一波又一波的科幻作家遥望地球之外的星空，寻找新的栖身之所与文明的可能性。在这个探索中，火星的幻想是一个前沿性的写作地带。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最近实施的Space X计划意图打造“一个能够自我持续的火星城市”①，就直接地体现出居住并占领火星的畅想。这样一种畅想，无论贯穿于太空飞船计划还是化身为科幻小说，都意在摆脱地球文明的顽疾。但这样一种寄望于高科技的畅想并没有意识到从病入膏肓的地球搬迁到另一个星球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幻小说中有一股批判性的力量对上述技术乌托邦主义发出了拷问。

科幻学者雪莉·文特（Sherryl Vint）指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西方文学界诞生了一种反思性的科幻小说。面对各类以技术科学为主导的乌托邦设计、地质工程的扩张、核武灭绝力量的扩散及环境破坏，科幻作家们发展出一种反乌托邦叙事，以此对抗与技术至上论相关联的各种乌托邦设想。这一类叙事所创造的世界是要促使人们“关注乌托邦传统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仍致力于追寻一个更美好的世界”②。例如，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1975）一书通过威廉·韦斯顿（William Weston）这位记者对北美洲西北部“生态乌托邦”的访问和报道，展现了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思潮。反叛者们在经历了脱离美国的战斗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里的公民们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最低限度地使用燃油、食品以及劳力。诸如此类的前卫实验，与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在科技与生态环境上制造的破坏性力量形成鲜明对照。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1974）将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特质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模棱两可的乌托邦”③。作品中，一位科学家从自己所属的星球阿纳瑞斯（Anarres）来到了暗喻美国的乌拉斯（Urras），后又返回。主人公在不同星球之间带有冲突性的经历以及视角的交叉，使得两个星球之间的优劣高低都得到了审视。

我用“反思性乌托邦”来解读郝景芳的《流浪苍穹》。反思性乌托邦，不是用既定蓝图去勾勒某种完美无缺的乌托邦，更不是提供在现实中可予践行的计划。恰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乌托邦描写若要真正具备反思性、批判性，就必须承担起“诊断性干预”④的职责。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反思性乌托邦”起到的是破除思维定见的作用，它要“持续不断予以矫正的是那种认为自然的、公平的社会已经得到建立的看法”⑤。如同历史长河中的那些革命运动，“反思性乌托邦”的目标在于“削弱或消除导致剥削与苦难的根源，而非提供旨在满足中产阶级舒适生活需要的草案”⑥。通过“认知上的疏离”或布莱希特式的“间离”⑦，通过乌托邦渴望与异托邦现实之间的对照，“反思性乌托邦”制造出文化与认知上的落差和震动，使反省成为可能。批评性的反思就在乌托邦理想与残酷、异化及生态灾难的现实之间上下求索和叩问。《流浪苍穹》在跨文化、跨星球旅行主题演绎“反思性乌托邦”叙事，以时空旅行、星际反思来并列考察乌托邦与异托邦。

讲述文明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冲突，然后标榜其中一方，是星际旅行类作品的典型套路。这种对某一文明之优越性的褒扬缺乏反思性。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便是值得商榷的一例。小说在跨星球旅行框架中寄托着跨文明的视角，同时也呼应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30年代考察社会主义前景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韩松在小说中表现出对中国文明之优越性的民族自豪感，并将一个衰落中的美国置于对立面。作为中国古代智慧的代表人物，围棋棋手唐龙前往美国参加世界大赛并目睹了一个异托邦的国度。在这里，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身体与心智无不受控于超级计算机以及生化网络。作为“9·11”事件和飓风洪涝灾害的亲历者，唐龙见证了美国社会的急剧分裂、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人工智能、数字化网络的总崩溃。在民族自豪感等态度的混合中，韩松的火星故事将中国视为破败世界的拯救者。

相比之下，郝景芳的《流浪苍穹》更加意味深长，更具批评与反思的价值。主人公安卡明白，把一个文明与社会塑造得毫无价值，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做法。“因为根本没有卑下的全体人，只有卑下的一个一个人。”⑧郝景芳这部小说对发生于22世纪的地球与火星之间的旅行与相互影响作出了戏剧化的处理，呈现两个文明之间的相遇、惊讶、含混及相互批评。尽管小说更倾向于火星“肃静宏伟的蓝图”而非地球世界“享乐放荡的狂欢”，但它讲述的故事却是围绕一群“在一个世界出生，在另一个世界长大”的少年。作为脱离地球的回归主义者，小说中的火星人建立了火星共和国——并非韩松笔下的中国。红色星球上，多元文化与多种族融合一体，展现出包容东西方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世界主义气象，见证了亚洲传统、中国古代文化、古希腊风格及现代西方文明的许多特质。

火星的领导层借由双方之间的交换项目，向地球派出了一个青少年组成的代表团，团队成员们将在地球度过五年的学习时间。火星的年轻人在未来主义的世界中亲历了数字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各种本能欲望的自由释放，觉得地球文明既令人困惑又颇具魅力。他们也发觉了地球文明对火星世界所抱有的偏见。主人公洛盈客居地球时经历了一系列的文明休克，但返回故乡后却又对火星文明感到困惑。地球之旅使得她重新打量火星上的一切，不再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开始了心理上的探索、反思和重新定位：“只有经历了两个世界转换的少年，才在一夜间看到暴雨坠落，远景消失，荒地里生出大片奇诡的花。”事实上，其他经历了星际旅程的火星人与地球人也都常常讶异于彼此文明的差异，他们“穿梭在两个世界，看着它们隔绝深远、各自运行、相互远离、相互不知”。正因为此，一位主人公打趣地说，“你不觉得很微妙吗？一个地球人想用火星方式拯救地球，一群火星人又想用地球方式拯救火星”。

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指向人与自然和解之后理想世界的建立。郝景芳的小说中，火星共和国也正符合这样一种理念：它的设计与建立有赖于高科技手段。科技的运用使得人们能够适应自然、在干旱的环境中立足与生存。换言之，火星城市的生态意义就在于人类根据贫瘠的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地质工程计划，就地取材求得生存，进而设计出与环境及生存特点相匹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同时改造自身，力求与自然共存、共进。这个理念，体现在“自我实现”的叙述上。生态乌托邦通过火星年轻人的叙事逐步展开。在教育小说的视角下，作品描写了一群未成年人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们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参与各种创造性的、科学性的计划，而此间所涉及的土地、资产及知识都属于集体。火星人信仰人与自然的协同式进化，自我实现意味着人类既接触、利用自然，同时也在适应自然法则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天然属性。自我实现当然也意味着先天资质得到发展与发挥，但这一切只有在与社群及自然的交互关系的劳动中才能获得。这种关于非异化劳动的乌托邦立场，与地球上受到资本与商品逻辑支配的异化性劳动现实形成强烈对照。生态乌托邦与自我实现肯定的是社会化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与自然之间近乎一体的内在牵连，生态理念指导下的生产性实践指向的是交互式的独立、联动以及人与自然的一体式进化。

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

墨丘利，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被用来命名访问地球的火星代表团。团员们要进行访学和交流，但他们遇到了许多震撼和挫折。地球上的见闻让洛盈对自己的国家、政治系统以及家园归属感产生了疑问。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一位美国教授当着前来访问学习的火星客人的面猛烈地抨击了火星的政治体系。这位教授将火星社会比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的世界，认为它预示着由居心叵测、意欲统治人类的独裁者所控制的“机器时代”的到来。这种冷战眼光和语言把火星描述成“邪恶军人和疯狂科学家控制的孤岛”，“全面高压政治和机器操纵人类的典范”，“一台庞大的机械战车”。火星上受到高度管控的数据库系统则被视为一个高科技的怪兽，一种“将人类当零件一样卷入”的科技秩序——人们将被锁闭在其中，失去个体自由。此类说法抹去了火星为摆脱地球殖民统治而发起独立战争的历史。在追求政治自由的过程中，革命者与工程师们“组成了联盟，对地球的管辖发起了联合抵抗”，戮力打破地球上那种“资本—军事”复合体的统治。

但是，冷战意味十足的演讲给火星的年轻人送上了致命一击。在火星学校中，他们被告知“火星人才是自由的”，他们无须为生存担忧，也可以在工作室自由劳作，永远都不必为了金钱和竞争而贩卖自己的想法、才华及作品。出访地球之前，火星家园对于洛盈来说绝对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但那位教授长篇大论的攻击仿佛“与人皮肉像擦、擦出白色骨头”，使得“裂隙变成真实存在”。回到火星后，洛盈与朋友们都无法再与家园无缝对接。一种“失乐园”般的感受使得他们“成为流浪苍穹”，不得不面对被地球与火星双重放逐的局外人身份。

这群年轻人不愿迷惑不醒，也不愿为存在之不确定性持续困扰。他们既经历了地球生活方式的不羁与灵活，品尝到了个人自由的美妙，自然也就察觉到火星家园的弊端，并开始审视火星的生存方式与机构的运转。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工作室”系统，这个系统似乎就是高度集体化的火星系统所制造的不自由与整饬秩序的缩影。“工作室”系统由各个生产单位交叉联络而成，它强迫物质生产者、脑力劳动者、技术工作者等各类人员都接受高度统一的教育、实习及成长体系。虽然其本意在于给人们的成长、成熟和自我实现提供平台，但实际上却把个人及其家庭全都纳入到了统一体之中。自由选择是不存在的，“它甚至将每个人约束在电路一般的节点上，动弹不得”。所有公民都必须注册进入一个工作室，经过学习成为生产者或研究者，与此同时，个人生活的其余部分——住房、婚姻、日常供应等——都与工作室直接挂钩。这样的闭环运行因其僵化的“技术官僚主义”引起了年轻人的不满和抗议。

但工作室系统有其演化的历史。它并不是元老们用来控制火星人民的工具，它的统一体设计来自适应残酷自然环境的需要。对于谙熟历史的瑞尼医生而言，这整个设计的根本目标就是满足生态需要。火星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原先“设想了一个纯粹自由自在的世界，随意发现新世界，随意向数据库投放成果，随意取用他人的成果，自行获得生活费”，但很快发现“稳定、条理化、效率优先”才是更重要的。“随意来去的世界固然听起来喜人，但是在实际生产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大量的社会资源损失。”于是，集中运营体系“在城市里结晶，自由的随机运动被压制到了最低”。从生态视角而言，这个体系要求在面对资源匮乏的背景下更有效率地分配及使用资源，在效率与生存必需的名义下牺牲了自由。

历史抉择在自由与必然之间所作的取舍，令乌托邦与异托邦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这正是小说最有力度的反思之一。火星文明建立之初，人们就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面对环境的恶劣与资源短缺。于是，一个“合适”的运行体系、政治模式或者说一种文明应运而生，城市建筑也体现出生态系统的要求，与地球上资本主义文明的城市大相径庭。政治生态系统制造出极其强硬的政治意志，动员人们在共同努力中应对不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

与之相对，以自由和科技为标榜的地球正濒临生态灾难的边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地球已经被过度消耗，建筑物密密麻麻，环境不断恶化，资源面临枯竭。地球上的建筑“受到周围建筑的夹击，却与土地失去了联系。大地上的各种资源基本上已经从土里连根拔起，在地表运行了不知道多少个周期，散布到世界各地，只跟随金钱的高低起伏”。而火星文明则以生态考虑为优先。创建者们充分使用火星上的材料来适应火星环境。在这里，除了阳光与沙子，其他能为人所用的物质材料几乎没有，所以建造者们想方设法去使用火星上大量存在的铁、沙和硅。他们将沙子转化成玻璃，在荒漠中造出了一个“水晶盒子”。这个新居所“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理想的现实凝结”。它也不只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完整的小型生态系统”，“生产能量、换气、水循环、生物培养、垃圾分解”等功能一应俱全，它就是“沙土里开出的花”。由一个工程性工作室开发出来的太阳能系统满足了整个国度的能量需要；建筑顶部的电板、遍布各处的光纤电缆以及电路周围的磁性元素使得能量与光产生磁场效应。一个乌托邦诞生了：“火星的房屋就像人的衣服一样不离不弃，人和花园像鱼和水一样紧紧相连。房屋的气体多半由花园的植物过滤，城市的气体发生场只作必要的补充；房屋的生活用水都在自家房屋的墙壁间来回过滤循环，只有少量的弃液才输入城市的中央处理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