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暴力变得缓慢：《荒潮》中的生态殖民

2023年8月24日，日本罔顾国际社会和组织的质疑和反对，强行启动了核污水排海计划，正式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至太平洋。根据该计划，核污水排海时间将至少持续30年，2023年度将把约3.12万吨核污水分4次排放，每次约排放7800吨，完成首次排放需要17天左右①。日本核污水排海将严重损害全球海洋生态系统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也将对人类健康造成持久的不可逆影响。毒性核污水的全球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并非突发的、激烈的，而是需要在一系列时间尺度上累积才能发挥出来。无论是核污水排放、石油废弃物泄漏，还是电子垃圾、白色污染，环境灾难往往被理解为突发性事故，事故造成的有毒废弃物“跨越”国界，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和缓慢的方式展开，将人与其他生命卷入一场迂缓的，甚或不可见的浩劫之中。罗布·尼克森（Rob Nixon）在《慢暴力与穷人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里提出了“慢暴力”概念，指的是“逐渐发生并且在视线之外，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的，具有延迟破坏性的暴力行为，是通常不被视为暴力的磨损性暴力”②。核污水的跨国流动会通过水、土壤、空气、食物等媒介形成日积月累的致命危险，其影响并不是轰动一时的，也不会平均分配到每片区域。往往在种族、阶级和性别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化群体所居住的处所，更易直接或间接地遭受污染的侵袭和危害。

在宋明炜看来，科幻作品的“黑暗一面在于显露现实的‘无形’维度”。专注于推想慢暴力灾难性后果的小说在当今科幻界层出不穷，如郝景芳《北京折叠》（2012）、陈楸帆《荒潮》（2013）、吴明益《复眼人》（201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疯癫亚当》三部曲（MaddAddam，2003—2013）、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路》（The Road，2006）、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水刀子》（The Water Knife，2015）等，通过夸张的想象将慢暴力放大成远远超出常人日常感知范围的壮观场面，进而唤醒读者的生态敏感和关切。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出发，聚焦陈楸帆《荒潮》中的慢暴力与相应的生态麻痹现象，揭开电子垃圾跨国转移和全球资源掠夺产生的危害，指认有毒废弃物弥散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暴力，质疑所谓的“发展主义”论调，揭示作为人类世产物的废弃物垃圾造成环境不公的根本逻辑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并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维度出发，提出有潜能的解决方案。

一

陈楸帆曾提及“科幻现实主义”的诗学理念，主张科幻作家应该从现实本身出发，“通过可理解的、自洽的逻辑来进行思想实验，将文本中的人物和情节推向极端的超现实境地，从而唤起惊奇和疏离之感”③。这一诗学原则在《荒潮》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硅屿，其原型为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是离作者家乡仅有60公里距离的“电子垃圾拆卸第一镇”。这个只有20万本地人口的小镇，却遍布着几千家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和家庭作坊。这是一个暴富之地，但其付出的环境代价也是极为夸张的。英国学者葛凯（Karl Gerth）写道：

全镇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露天的电子垃圾场。“垃圾场”里有5000多家“夫妻店”，雇佣了30000多名工人，这些工人——包括许多孩子在内，每天都在这些垃圾里工作，将金、铜等有价值的金属拣出来，回收了原价超过10亿元的电子废品，但代价就是这些工人的健康。那些不能被回收出售的有毒垃圾就留在这里，逐渐渗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④

在《荒潮》中，陈楸帆对硅屿镇的描写仿佛使人置身于现实的图景中：

数不清的作坊工棚如同麻将牌般毫无空隙地紧挨着，占据了所有街道的两旁，中间留出一条狭小的道路供车辆拉卸垃圾，已拆解或等待处理的金属机壳、破损显示器、电路板、塑料零件和电线如粪便般随处堆放，而外来劳工们像苍蝇一样在其中不停翻拣，再将有价值的部分扔到烤炉上或者酸浴池中进行分解，提取铜、锡和更珍贵的金、铂等稀有金属，残余部分或焚烧或随地丢弃，制造出更多的垃圾。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采取任何防护措施。⑤

这样的描写带给我们一种现实的“钝感”。在他笔下的硅屿，空气全部染上铅色，还散发着浓烈的恶臭气味；当地人用来冲洗衣服的河水是全然乌黑的；孩子们奔跑时踏过的土壤铬含量高达EPA临界值的1338倍；居民的呼吸系统疾病、肾结石、血液疾病和癌症病例的发病率更是高得惊人：“曾经出现一村人每户都有癌症病患的极端案例，甚至从被污染的鱼塘中，捞出体内长满癌变肿瘤的怪鱼。”⑥《荒潮》呈现了陈楸帆基于现实，对慢暴力经年累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的想象。

理查德·麦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和托比·米勒（Toby Miller）曾在《媒体绿化》（Greening the Media，2011）中指出：

全球北部（大洋洲、西欧、日本和美国）每年能产生2.5亿吨电子垃圾，其中大部分是废弃的手机、电脑和电视。这些电子垃圾通常以危害极大的方式倾倒在全球南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南亚、东南亚和中国）。⑦

《荒潮》中的硅屿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地，每年对大量的来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危险电子垃圾产品进行回收。是慢暴力向南部蔓延，并在经年累月后，形成了硅屿惊悚的反乌托邦生态场景。尼克森指出，慢暴力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可以在地理上转移，在国际上流动，传播到施暴者所“看不见”的地方。汤姆·戴维斯（Thom Davies）在研究尼克森的慢暴力理论时表示，发达国家将慢暴力外包给全球南方，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暴力，“揭示允许逐渐发生的暴行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和政治力量至关重要”⑧。

约翰·加尔东（Johan Galtung）在1969年提出了“结构性暴力”一词，意指不公平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结构造成的痛苦。加尔东认为，当特权阶层通过种族主义、阶级压迫和其他系统性做法伤害边缘群体时，就会发生这种暴力行为。慢暴力正是这样一种暴力，是全球北部对全球南部的自然和人体的侵略和殖民。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戴维斯提出了结构性暴力/慢暴力的“自然”性质。“正是由于结构的嵌入性、固定性，慢暴力呈现出‘自然’的特性，成为了沉默无声的力量”⑨。换言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体系的压迫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不十分外显的，也很难被动摇，慢暴力成为一种如同“自然”规律般潜伏在事物表象之下且无法被撼动的外部力量，变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因此，人们对这样的现状冷酷麻木、缄口沉默。可以说，慢暴力的潜在无形，也体现为不平等制度下对结构性暴力和生态恶化的漠不关心态度。与此相呼应，格伦·阿尔布雷特（Glenn Albrecht）在《地球的情感：新世界的新词汇》（Earth Emotions：New Words for a New World，2019）⑩一书中提出了“生态麻痹症”（ecoparalysis）的概念：“个人层面上，人们对现状的改变颇感无力……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是情感的死亡”，这种心理状态“甚至不再对结束、死亡或失去自然做出任何反应”，无视其他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危，这也将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正如环保主义作家利奥·巴拉西（Leo Barasi）曾指出的那样，“对生态恶化的冷漠是对我们星球的最大威胁”11。

产生这种“生态麻痹”状态是因为人们对现状的无力改变，但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人也可能对社会与环境问题投以冷漠态度。在一篇分析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同一性”（selfsameness）理论的文章中，史蒂芬·沃格尔（Steven Vogel）认为，“同一性”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每一思想对象与自身的等同”12；从社会层面上讲，“同一性”意味着人们对现状的完全认同和接纳。对环境以及社会不公正的完全认同，也可以成为冷漠态度的罪魁。

在《荒潮》中，当惠睿公司的项目经理斯科特·布兰道在酒局上提出采用他们公司所谓更为环保的垃圾处理技术时，招商办林主任如此回应：

这个岛没救了，这里的空气、水土和人，已经跟垃圾浸得太久，有时候你都分不清，生活里哪些是垃圾，哪些不是。我们靠垃圾养家糊口，发家致富，赚得越多，环境越糟糕［……］（人们都）讨厌这座岛，没人关心岛的未来会怎样，他们要的只是离开这里，把这段生活彻底遗忘抛弃，就像那些垃圾一样。13

在林主任看来，生态恶化在硅屿是不可避免的，来自全球北部的慢暴力是当地经济红利的支柱，尽管他有能力协调各方接受“更为环保的垃圾处理技术”（先不论该技术的实际效果如何）。林主任不择手段促进GDP增长的“发展主义”态度体现了他对社会与自然现状和问题的认可与冷漠，也正是这种态度，使慢暴力潜在无形、“在视线之外”、不被承认。这种“发展主义”的冷酷麻痹，始终把“物质财富作为发展的最高目标，而很少关注人的本质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14，就像硅屿本地居民普遍认同的那样，生态环境的退化“是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15，因此，没有任何人对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和污浊恶臭的空气负责。

二

正如台湾生态作家吴明益的科幻小说《复眼人》里太平洋上漂浮的垃圾岛和台湾，《荒潮》中的废弃物作为一种破坏性媒介，其流动重新定义了地缘政治关系，并建立起与土地连接的新方式。

生态殖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跨国公司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能源掠夺，第二种则是环境灾难的跨国风险转嫁和毒性漂移，在此过程中释放慢暴力16。《荒潮》从生态殖民的角度揭露了全球化的阴暗一面，批评了正是发达国家的全球资源掠夺导致了电子垃圾跨国转移以及暴力的发生。小说主人公陈开宗曾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在某节课上，他的教授这样讲道：

（全球化的）趋势千百年来一直未曾停止，通过大航海，通过贸易，通过文字和宗教，通过昆虫、候鸟和风，甚至还有病菌。问题在于，我们从未达成共识，从未试图去建立一个公平的秩序，让所有人都受益，而是永无休止地掠夺、剥削和榨取，从亚马孙，从非洲，从东南亚、中东、南极，甚至外太空。17

硅屿的环境退化正是这种不公平全球体系的灾难性后果。全球北方企业通过持续出售电子垃圾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还保护了本国的自然环境，但全球南方的硅屿却在夜以继日的垃圾回收处理工作中变成了反乌托邦“炼狱”。这为看似环境友好型的惠睿公司提供了利用所谓“先进、高效的回收技术”“改善和修复”硅屿生态的机会。斯科特·布兰道声称，惠睿公司的环境重塑计划“将创造上万个社会保障齐全、环境绿色的工作岗位……我们还将拨出专项资金，帮助硅屿全面整治环境，还你一个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家园”18。

但实际上，即便硅屿采用了惠睿公司发明的技术，在加工过程中仍会释放大量有害污染。斯科特·布兰道对此心知肚明：“根据EPA标准，改善后的环境仍然不比地狱干净多少。”19惠睿公司的本意在于垄断硅屿的电子垃圾加工行业。该公司“研发出由消费类电子垃圾回收稀土元素的技术，能够将废弃芯片、电池、显示器等电子元件中80%的稀土元素提取出来”，而稀土是“比黄金更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20。公司的“绿色经济”旗帜不过是转移生态危机的借口。布兰道明白：

（运用新技术的）加工过程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严重超出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制定标准，需要购买额外的环保基金，人工成本高昂，且根据美国法规需要为劳工购买高额保险以应对数十年后潜在疾病暴发时的赔偿金。一言蔽之，极不划算。21

因此，为了节省成本，公司决定在劳动力极其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应用这种高污染技术。事实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默许甚至鼓励跨国企业进行污染转移和危险垃圾的环球倾倒。苏源熙（Haun Saussy）曾指出，只有美国能够“单方面否定贸易、军事或环境方面的国际协定，只因为它们与美国的国家目的不符”。美国为本国制定了严苛的环境保护法，却支持垃圾和污染的跨国转移，以减少国内污染，平息国内环保人士日益增长的不满，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小说中的惠睿公司致力于维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 and Socialism）中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把自然贬抑为一种军事工具：“军事化的自然切断了人的生活环境……它阻止（人）承认自然的主体性……这是对自然的侵犯。”22《荒潮》呼应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抨击了美国惠睿公司和“荒潮计划”对自然的工具化使用，以维持美国对世界的持续控制。

《荒潮》中的稀土“就像童话中巫婆的魔法粉末，只需极少的用量，便能大幅度提高原有材料的战术性能，带来军事科技的惊人跃升，从而在现代战场上占据压倒性优势”23。然而，“全球90%的稀土资源集中在中国”，且中国政府严格限制稀土出口，这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因此，美国政府默许惠睿公司在第三世界采用新研发出的电子垃圾回收技术提取稀土元素，巩固了资本主义美国的全球霸权，却污染了原本山清水秀的自然。惠睿公司对第三世界劳工的态度体现了利润至上的工具理性。公司不把电子垃圾工人当人，只当作实现他们功利任务的工具，命令他们“在恶劣环境中如奴隶般长时间机械劳作，换取比他们父辈更为微薄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