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诗学与新南方写作的域外生成

按照学界对新南方写作的普遍理解，这一行动力概念在地域上以两广、福建、海南等中国南方沿海省份为主体，同时延伸至台港澳、东南亚的华语文化圈，并不断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南方”拓展，形成富含多维文化因子的整体性话语。其整体性想象的实现，至少需要经由两条路径：一是根植于“南方”实感生存体验和文化心理认同，不同地域的作家频繁调用地域文化要素、自然意象、人文风俗，建构他们所经历并理解的南方故土；二是采取跨地域、跨文化的想象方法，通过真实的地理行走或虚拟的神思漫游，以先在的南方知识触碰、渗透、融合其他地域空间（尤其是异国空间）内的文化要素，使“文学南方”的诸多元素在跨域互动和世界文学语境中融汇出整体性的文化品貌。借助第一条路径，新南方写作版图内的作家书写故乡河畔的蕉风榔雨，平原霜露中的鸟族盘旋，水泥森林里的都市传奇，不同族群间的情思脉动，确立了专属其身的“新南方”文学经验，而第二条路径，则为他们突破生存视域界限，实现想象空间扩容提供了助力。在近期的创作中，如谢夷珊的诗集《兰卡威一日》、杨碧薇的诗集《下南洋》、黄礼孩的诗集《我的地理的光明旅行》、朱山坡的小说集《萨赫勒荒原》等，都较为集中地触及域外写作或异国想象的话题。还有陈崇正、林棹、冯娜、熊育群、陈继明、郭爽等作家，均向中国南方以南的海洋和异域寻求诗意，形成体量丰富的文本。其中，涉及作家实地行旅体验的作品，又多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写作者们令思绪穿行于内蕴差异性的复合文化场域，以一种兼具地方思维和世界观念的文化比较意识，将南方经验镌刻进对海洋风情和南方世界的智性解读，并充分调动语言的探险精神，细腻把握虚构与非虚构元素的平衡，摸索、梳理搭建人类共通性情感脉络的可能。这种以南方阅读世界，又在世界中发现南方的跨文化行旅，磨炼了作家对不同文化样态的感知能力，拓宽了新南方写作的意义空间，切实显示出这一写作理念的文化辐射力与精神聚合力。

一、作为文化整体的“南方”

凸显地域性文化特征的作家，往往都会为作品植入相对稳定的地标符号，以之作为原型经验，夯实诗性想象的基础。以谢夷珊为例，与青年时期的写作相比，诗人近期的作品在意象取材、语句节奏、意境结构上承续了华美的青春意象、轻盈的语感节奏和清新的理想主义气息，保持了艺术的连贯性，又汇入了凝重的哲思要素和历史意识，步入思致轻灵，质朴独到的新境界。这种境界的获得，源于他自觉践行的“行走的诗学”，以及他在跨域行旅中开启的“他者性”视角。在诗集《兰卡威一日》中，以北仑河为代表的一系列地方性文化要素得以显扬。尤其是北仑河，它是诗人倾心的原乡意象，是中国与越南的分界之水，也是抒情者心中的神秘界河。北仑河承载了诗人对旧时光的感念，也是他从地角遥望天涯的起点。在《北仑河口古村落》中，诗人立足南方，继续向南眺望，“像一个冒险家，胸怀远航之旅”①。“北仑河”构成清晰的“时间/空间”节点，它如里程碑一般，印刻着诗人关于故土的往昔情感和既往记忆。像谢夷珊这样，诸多作家从故乡的溪流与河谷出发，走向一个个遥远的彼岸。行旅成为想象飞升的契机，昭示了主体奔向开阔经验的可能。也有一些写作者并未直接标示出他们所依恋的地理环境，而是把从过去的生命时间与南方空间里获得的生存经验、风景体验、文化意识渲染为思想背景。如杨碧薇的诗集《下南洋》中，诗人怀着“打包所有的无解，去南洋放逐自己”（《海口天后宫》）②的文化心态，向未来的时间和尚未涉足的南洋空间探险掘进，使“南方”化为诗歌经验层面上的中介，便于她打通连接过往与未来的精神通路。此刻的“南方”内化了作家对故土和海港的记忆，同时，她即将要塑造的“新南方”，又超越了单纯地域性的文学表达。如曾攀所说，这类写作“也不只代表不同区域乃至跨文化间的连结和融合，其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加以呈现，由此延伸出中国南部自身以及作为多元联结体的东南亚，分享着某种文化认同，也于文本中构建新的修辞伦理”③。

关于“整体性的南方”，包含中国南部和诸多东南亚国家，属于多数学者为新南方写作确立的地理性特质。由文化想象而观，“整体性的南方”指涉了新南方想象和传统“南洋想象”之间的联系。要从修辞伦理等角度打通这种联系，需要作家凭借实际的行走，观察、串联、重组固有的“南方/南洋”观念与新鲜的域外体验之间的关联点和脉络线。杨碧薇、谢夷珊等作家在南洋的文化活动与行旅经历，正可支撑这种“整体性”的构建。他们的足迹遍及与中国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也涵盖了马来半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南洋群岛上的国家。结合中国南方的生存经验，作家将自己在“南方之南”的行走体验与之融会贯通，尝试探索一种基于地域整体文化记忆特征的南方诗学，使过往的南方经验通过新的语义符码得以再现或转生。同时，也应注意到“整体性的南方”乃至新南方写作的域外生成还有另一重呈现渠道，即作家不完全依赖实际经历的行走体验，而是借助不同门类的间接经验展开运思，将超越自我体验范畴的“南方”或“异域”付诸笔端，用“想象的行走”细致逼真地塑造诗性的域外南方空间。其观照视野辐射东南亚、非洲、澳洲、南美等，与“世界南方”的理念达成视界融合。

于想象中行走，从中国之南写到世界之南，一种方式是像林棹的《潮汐图》、陈继明的《平安批》那样，于过去的时空中组织地方知识与世界想象，通过“南方”人群的商业文化体验和地理迁徙体验，“重绘早期全球化时期世界互联的种种景观，以写实与虚构高度融合的方式实现对南方的再造”④，意在凸显地方经验同世界知识的碰撞交锋。另外一种方式同样强调虚构和实证的并行交织，但视点更为切近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现场。以朱山坡和陈崇正等作家为代表，他们擅长以兼具柔软温情与荒诞残酷的叙事，从容自由地穿梭在经验和虚构、先锋与浪漫等多重元素之间，建构充满寓言意味的诗性“南方”。同时，秉持“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⑤的文学观，朱山坡便力求摆脱写作的惯性，试图通过对陌生世界的探寻和书写激发想象力。机缘巧合的是，网上刷到的关于非洲的视频以及身边旅非友人的讲述，加上他对相关地理、文化信息的悉心查阅，使作家真切“意识到‘非洲’其实就在身边”，于是“很自然而然地‘转场’到了遥远的非洲”⑥，写下了小说集《萨赫勒荒原》。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到了位于“世界之南”的非洲，作家的南方经验也从中国漫游到了尼日尔、索马里、卢旺达等更为遥远辽阔的世界。再如陈崇正的短篇小说《开门》《开窗》《开播》组成的“加纳三短篇”，也从非洲加纳和中国潮汕、广州三类南方空间入手，寻找世界互联的可能性。无论是东南亚书写还是非洲书写，作家们在展开对南方世界的“整体性”建构中，普遍采取以叙写人物为基点，通常运用速写的方式，细腻捕捉、定格沿途所观的人文景象，绘制当地居民的生活画卷。这些人物有着彼此殊异的地域文化背景，却在日常生活习惯、民族文化风俗、族群精神信仰等层面，聚合、沉淀下内在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对“整体性的南方”的显在支撑。细究其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窥见端倪。

首先是对神秘文化的企慕。南方空间本就蕴藏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其中的神性、灵性和奇幻性因子彼此交汇，相互浸染，造就了南方文化内在的神秘性特质。谢夷珊的诗歌更多再现、还原此类原初的文化映像，特别是从民族色彩浓郁的仪式习俗中发掘巨大的精神力量，将其意象化之后纳入诗歌的表现空间。漫行在南中国海的周边岛国，能够触发诗人观察兴趣的，往往还是那些丰郁瑰异的地方文化礼俗和独特的人文形象。如伊洛克族人的收割祭典，将长矛埋藏在自家院落里的特纳坦人，莱特岛上头戴橄榄叶帽子的美丽姑娘，跳起兰拜萨满舞的班达亚齐人，等等。南洋岛屿的奇丽风俗，给予诗人极强的感觉冲击力，他认识到东南亚文化与桂文化都有着多民族聚居、多样态文化融合的特点，侧重于对热带空间内“神秘”文化等超自然要素的共通性体认。相较而言，杨碧薇侧重于从自然之中窥见神秘的力量。身在河内的古街，她看到的是“神秘的星云、不止的搅动”（《三十六古街》）⑦，面对湄公河，抒情者凝视的是裸露巨大根系的海底椰，是浮在空中的晚霞，是俊逸奇特的云朵。异邦的自然景致流入诗人的心田，育成充溢灵动气息的神秘心理空间。他们不断地在文本内敲下“神秘”二字，以之作为人物、风俗、大海、雨林、鱼群等意象的语言外衣，凝聚成新南方作家域外书写的一个稳定的修辞向度。由“神秘”生发的诗意，足以抵御俗常经验的侵袭，它是作家叙写异域风情、品读人文信息的意义支点，也是新鲜精神质素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从特性鲜明的南方山水品格出发，体察生命个体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络，尤其是当地人和海洋文明的共生关系，具象化摹写“新南方”的海韵风致。看黄礼孩的诗歌《南海》，篇末四句写道：“最细微的声音来自海底/像天体裸露的微光/我从哪里来/我常常将自己忘掉。”⑧诗人以盈动的情思道出主体与海洋文化的隐秘关联。海洋仿若母体，成为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神秘莫测的海洋也象征着冲动的生命力，见证了人与世间万物的生长，与人类的生命实现同构般的互喻。也正是在“海洋性”的维度上，新南方写作的域外书写标榜出思维的空间感与美学的位置感，在同类题材中确立了独树一帜的品格。作家们观照海洋沿岸人民的人间烟火，同时眷顾、串联海洋中各类生物与人的共生关系，展现出海洋文明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包蕴之力。他们笔下的海洋勾连着人类对神秘与未知世界的想象，海洋仿若拥有无边的智慧，甚至化为神性般的存在。源于对海洋文明的尊重、敬畏和理解，作家们持续探问沿海居民共有的海洋文化品格，以人与海洋的关系为纽带，将陆地和岛屿连接成为海洋命运的共同体，彰显出宏大的文化意识。

最后是切入不同国度人民热情、直率与淳朴、内敛并存的性格属性，一方面发掘海洋文化和山地文化共同锻造出的人性张力，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捕捉各民族人民交流的场景，归纳、透视文化共同体意识。熊育群的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中有专章“非洲的眺望”，检视《黑与白》《木雕市场》《眺望》等文本，抒情者深入久居于此的世居民族之间，聆听他们快节奏咏唱的歌声，目睹“赤足踏起尘土的时分/舞蹈带动剧烈的风 阳光”⑨，从部落、城市与非洲被殖民的历史中怀想人类的命运，文化交融与人性反思的态势跃然纸上。谢夷珊的《巴漳岛》则进一步延续了跨历史语境的思考，诗人写道：“特纳坦人最早在这片丛林建起了村落/随后中国人在此垦出富庶的种植园/直到马来人重返内陆的那一刻/浩瀚的大海一直延伸到世界另一边。”⑩在悠久绵长的历史中，不同的族群来到巴漳岛，在此劳作，于斯繁衍，将生命意识投射在这片岛屿。通过世代累积的开垦，岛屿走向了现代，人类族群也在共同的耕耘中建立起统一的意识与相近的观念，实现文明的交流融通，并将他们对海洋的精神认同和心理依恋，扩散到更为广阔的地域。由此可见，依靠行走中萌发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作家们找到了讲述域外南方风物的方法，其文本实践契合了寻觅“整体性”南方精神的写作初衷，也为探求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诗学表达提供了思路。

二、南方“风景”的召唤性结构

作家对“世界中的南方”之开掘，一般指向三个区域，分别是东南亚、澳洲以及更为遥远的非洲。尽管南美洲亦在“世界南方”的范畴内，但就创作情况而言，其体量在新南方域外题材作品中较为有限。与中国大陆在地理、文化上联结更为紧密的东南亚构成了新南方域外写作的主体，域外风景也多与此相关。诸多作家的文本（尤其是诗歌和散文作品）常以“在某地”为题，位置标识感极强。如槟榔屿、斯米兰、雪兰莪、丹绒端、兰卡威……一个个新奇而遥远的名字，顺着作家行走的足印，连缀进入作品的字里行间，形成一幅信息丰沛的文化地理图。检视旅人眼中的景观序列，会发现这些景物大都指向东南亚特有的海洋与山地，风景的谱系由河流、丛林、火山、草潭、落日、海鸟、鱼群组成，多呈现动感的状态。一般来说，谈到文学中的风景问题，应涉及对文人风景观的考量，定向追踪他们对风景的认知态度和审美视角。这些新南方写作者所展示的，正是南洋的奇异风俗和以海洋为主导的自然风景。他们并未过度滞留于奇观化的写作，而是试图通过组织、控制文本内风景的物象布局，使风景既再现了异域现实，又能借助独特的召唤性结构，抵达意蕴丰富的文学空间。

很多作家观察异域风景时，往往运用来自遥远故地的原乡风景读解域外景观，注重异国风物与本土心理经验乃至中华文化根脉的联系。冯娜便写下过《长夏》《夜晚散步》等一系列涉及东南亚海域的景物诗，其中《长夏》一诗意味颇深，值得细读，东南亚海滨的夏日之所以漫长，旅人能够“捡拾豆荚状的种子”，均源于“南边来的人”的文化身份。亦即说，先在的南方风景体验帮助抒情者找到了阅读“新南方”的方法，即从异邦的风景那里，发现故乡景物的影像，将之连缀、组合，拼接成人文化的文学景观。故乡的夏日、植物与大海属于原乡风景，也是作家观看异域、考察人文的滤镜。位居其中的核心情愫，是她对故乡的眷念，对祖籍观念和文化圈层的认同。东南亚海滨的自然与人文风景，成为召唤性的存在，从视觉和心理上唤醒了作家的中国南方记忆。再看谢夷珊的诗歌《在伊洛瓦底江眺望白鹭》，旅行者随着白鹭飞行的轨迹眺望缅甸的群山，走近记忆中“沿着宁静的岸边缓慢地滑翔”的一群白鹭。它们穿越缅甸，回归中国，像作者一样，沿着独龙江、恩梅开江，归于“灵魂降落之地”11。南方之南，之于诗人是一次精神上的寻根之旅，风景则充当了他追溯情感的引线。此刻，旅行者演化为梦幻者，风景的结构由诗人观睹的实景向梦幻者构思的虚景、即作家记忆深处的先辈身影和故国远景蔓延。两种风景叠合而生，虚实相映，作家的思绪也跟随海浪的方向流动，磨砺着诗歌的情质，使文本的意境由神秘趋向神性，渐而开阔、澄明。像谢夷珊这样，诸多作家都擅长以梦幻的感性思维，用梦幻思维点化文本，将其领入充盈主观情绪的世界，表露对世情与万物的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