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的自然与野性

“南方以南”是生命铺张的世界，云遮雾掩的山林，磅礴的海洋与强劲的季风，纵横交错的河流与峡谷，遍布荒野、乡村乃至于城市的蓬勃的草木，在这里，造物挥霍它的水与热，草木鸟兽皆生猛异常，生机笼罩一切。南方狂野的生命形态与北方的季节律令格格不入，与诗词窠臼中的田园风光和山水世界也风格迥异。基于这样的环境，南方文学彰显出十足的野性，这是自然的禀赋。不妨看看张贵兴的“雨林月色图”：

……不久就全黑了，充满盗寇气质的月亮升了起来，围绕着十多个似小土匪的星斗，出洞的蝙蝠井然有序地缀成一条黑色的飞龙越过天穹消遁莽丛中。月亮越升越高，盗寇的光华越是遍洒满地，流里流气的金黄色的小土匪也越聚越多，夜枭叫嚣更洪亮，河面上交叉的枝桠也越来越茂密。①

星月、蝙蝠、夜枭乃至于一草一木，都富于匪气，自然世界相当不驯，这是北方文人和江南骚客无法想象的月夜，它不是温柔乡的抚慰，而是盗寇式的鼓舞，这种盗寇气是与南方环境相表里的自然品格。南方文学中的自然，既非渺远淡薄的背景，也不是近前情绪起兴的风景，而是具有行动力的绿色形象，是南方的野性的源头。

“野气”“野性”，甚至“野蛮”“野生”“蛮荒”是讨论“新南方写作”时常用到的词汇，与“文”相对的“野”是其核心概念，张燕玲的“野气横生的南方”②则是被广为引述的说法。这种对野性的认同，显示了“南方以南”从代表“文明”的北方和江南之外识别出自身的努力。南方的自然与“新南方写作”文学个性间的关系，不少文章中都是一笔带过，系统讨论尚付阙如，本文拟以自然书写为入口，集中讨论南方写作的自然品格。

一、自然：南方的身体

林森在《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一文中，谈到他小时候无法理解教科书中的四季图景，在他眼中“别说没有白雪，甚至没见过落叶枯黄的时候”，他谈到诗人沈苇到海南曾发出的疑问：“你们海南岛的叶一直绿、花一直开，不累吗？”沈苇的反问或许并不期待着一个回答，面对蓬勃的南方，他流露出的是对北方自然纪律不被遵守时的不安。林森认为沈苇：“以一个外来者的目光，看到的叶落叶长花谢花开中流动的变，而我们在一种恒定丰满的绿色之中，对时间的流逝毫无知觉。”③通过自然林森确认了自己的南方身份，他不仅拒斥北方的自然图景，也试图躲避北方的时间秩序。海子在领略了四川草木之后，也曾说“成都的植物太嚣张”④，这是四季纪律受到冲击时的震惊体验，“嚣张”一词是对南方野性的精确捕捉。

云南诗人于坚也表达过与林森相同的不满，他说：“冬天这个时间概念所暗示的只是一种教科书上的文化。”⑤正是这种蓬勃的自然，赋予了南方以南独特的生命观，南方的生命时时刻刻在生长，也时时刻刻在死亡，但它遵守的不是统一的季节律令，而是个体的意愿，“死，永远只是单个的，自觉自愿的选择。时间并不强迫树叶们在预定的时刻（冬天）一齐死去。”⑥很显然，南方的自然是具有行动力的一个角色，并且经常是一个活跃的主角。

林白小说《北流》以《植物志》作为序章开启全书，南方的自然，尤其是无穷无尽的植物，驳杂草木的生机与其杂乱文体的张力是互相映照的。不妨看看开启林白记忆之门的北流草木世界：

……照耀我头顶的，是那些消失多年的大树/大人面果树大芒果树/大玉兰树大鸡蛋花树大万寿果树/大红豆树大木棉树大马尾松树/大尤加利树大乌桕树大凤凰树/大榕树大龙眼树大黄皮树大枇杷树……⑦

南方的自然个性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个“大”字上面，南方是绿色照耀的南方，这种自然品格在南方作家笔下相当普遍，在乡土文学、自然书写，尤其是原生态写作者那里，则更具有笼罩性。广西作家霍香结的《铜座全集》是汤错地方的百科全书，自然是地方的灵魂，在我看来，这部大部头的著作最动人的无疑是《汤错草木鸟兽虫鱼疏》一卷，这部冠以名物注疏之名的自然笔记，实是一部地方的民族博物志，松散自由的文体与自然世界的面貌是相呼应的，这是颇具探索性的乡土自然写作实践。这种民族植物学的个性体现在霍香结的自然分类法上，他采用农民的植物分类方式，而不是植物学家的分类学。他意识到科学的自然知识太过无趣，因而采用“本地经验知识来描述我所见的一切”⑧，这种分类学保存了乡土自然的经验面貌，也是其“地方性知识”观念的延续。

如果说霍香结以民族植物学的形式呈现的是南方自然的混沌，广东作家林棹的《潮汐图》则是一首混沌之神被凿七窍的悲歌。《潮汐图》的主人公是一只不辨雌雄，未知种属的巨蛙，它身份模糊，是中国南方奇异、混沌的自然之象征。小说的一条核心主题便是呈现这混沌的南方世界如何被收编到现代分类学的秩序内，这清晰地体现在西方博物学家对巨蛙的分类和命名上：

当H决意收编我，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该把我关进哪座笼舍，而是该把我挂上谱系树的哪截树杈。——一棵看不见摸不着的树和它看不见摸不着的树杈。树朝两个方向生长：更深和更高；树有自发的热望：伸张直至吞下宇宙万物。⑨

囚禁巨蛙的“笼舍”和谱系树上悬挂巨蛙的“树杈”，前者是暴力，后者是知识，它们是现代分类学这一枚硬币的两面，小说中的好景公园、帝国动物园和帝国自然博物馆便是这种科学空间。根据林棹的自述，H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商人，也是一个博物学家，他是殖民扩张的代表，林棹以自然的命运审视全球殖民扩张，解剖大象和蛙类、捕捉金鸡（红腹锦鸡）、建造动物园，包括博物画师对鸟类灵魂的摄取，等等。帝国博物学家和植物猎人们致力于将中国南部的自然收编进现代科学内，赋予混沌的自然以秩序，林棹则通过小说指出了混沌的南方在获得七窍背后的知识暴力：“煤是退却的树荫。铁是断开的山。钢是上升的碳。汽是落下的铡刀。这是帝国教我的事。”⑩在后记中，林棹写道“一种被称为‘自然’的巨大整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11，流露出她的写作动因。《潮汐图》的故事发生在鸦片战争前夕，在殖民扩张将东方带入一段苦难历史的前夜，南方的草木鸟兽在帝国博物学家的科学凝视中已提前感受到历史的战栗。

南方的乡土文学、自然文学和博物写作中，自然的因素也是灵魂性的，南方作家在这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长，一大批作者可以纳入其中。在楚地，有书写汨罗田园诗（《山南水北》）的韩少功，创作“八公分”系列作品的郴州散文家黄孝纪，长于乡土风物书写的舒飞廉，写作本草散文的楚林等人；四川则有近年来转向博物写作的阿来，无论是其正在构思的植物猎人小说，还是稍前发表的“山珍三部”（《河上柏影》《蘑菇圈》《三只虫草》），都将自然和山中精灵作为主角；台湾自然文学自80年代以来形成潮流，吴明益、刘克襄等人都是南国自然的歌颂者，原住民作家如兰屿的夏曼·蓝波安，他的岛屿写作具有强烈的人类学色彩和原生态品格；此外，很多南方作家笔下也有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如南洋作家张贵兴、黄锦树等人笔下的雨林奇观，海南作家林森笔下的海岛台风，广东作家陈崇正笔下的香蕉林密室，广西作家李约热笔下雾气弥漫的野马镇，等等。这些作品中勃郁、强悍的自然形象与芳草美人、托物言志的诗词传统截然不同。比如在传统的核心农耕地区，猪是典型的田园风物，但在南方写作中，野猪却是最突出的形象。张贵兴的《野猪渡河》中野猪是婆罗洲野性的象征，陈崇正在《香蕉林密室》中，主人公因曾看到野猪的蓬勃生命而放弃自己的阉猪职业，王小波那篇著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书写的也是他在云南插队时遇到的不服家养、逐渐野化的野猪。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当下，文明成为一种桎梏，自然成为文明的批判物，呼唤野性，回归荒野的欲求赋予南方写作强烈的反叛性，这也是南方写作力量的重要源头。

二、杂食者的“反谷”

自然是南方蓬勃强悍的身体，这种自然野性也塑造了南方的文化品格，甚至不妨通过一种具有自然巫术的文化联想，来理解进入南方人肠胃的草木如何形塑他们的精神。云南诗人冯娜在一首题为《食客的信仰》的诗中写道：

在南方这么多年

我吃过河豚、蝎子、水蛇

也吃过橄榄、秋葵、柠檬叶

相克的汁液和微量的毒

让我的胃保持着杂食动物的警觉12

这首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方地区，尤其是云南、广西一带，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菜市场奇观，各色的野生蘑菇、奇异的野果野菜、棕榈树心、山野河流中的各类昆虫、野鸟、山鼠、蛇蝎和野猪，等等，它们属于南方多数地区的日常生活。但在恪守谷蔬秩序的人们面前，这些食物往往成为猎奇心的源头，那首广为传唱的与剧毒鹅膏菌有关的山歌，关于蘑菇致死、致幻的层出不穷的新闻报道，以及互联网上点击量巨大的南方市场猎奇短视频，都在参与建构一个南方饮食景观，并从相反的方向，巩固五谷和园圃蔬菜在饮食版图中的文明秩序。冯娜在诗中提供的食谱中没有谷物，也没有园圃蔬菜，几乎全是出格的果腹之物，在诗歌的结尾，冯娜写道：“吃掉的才属于自己/能消化的才能被信仰”。冯娜诗中“杂食者的警觉”是一种典型的南方人的警觉，这当然不只是对南方食物潜在毒性的警觉，更是对整饬的谷蔬政治的警觉，这种警觉可以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一个概念来描述，即“反谷”。

“反谷”是斯科特最近一部著作《反谷》（Against the Grain）13的书名，是延续其东南亚山地居民研究提出的重要概念。斯科特认为谷物造就了早期国家，“小麦、大麦、稻米、小米和玉米成为首选的政治作物”14，不同于藏在地下的块茎植物，谷物的果实显于地面，作为征税对象“它看得见、可分割、可估算、可存储、可运输”，豆类、块茎和淀粉植物显然不具备这些长处。15谷物是便于统治的食物，种植谷物的土地往往在低山平地，易于丈量和控制，谷物在和平时期便于征税，战乱之际则便于掠夺，谷物农业也是聚集起众多农业劳动力的物质条件，必要时候他们就能转化成军事力量。如果说国家建立在谷物农业的基础上，逃避统治也就意味着反对谷物（“反谷”），因而斯科特也指出逃避统治的山地居民，会主动放弃谷物种植，选择更为多元的食物来源，包括植物采集、动物狩猎、放牧和块茎种植等。斯科特特别谈到狩猎者的食物柜，“其中充满鱼类、软体动物、鸟类、坚果、水果、根、块茎、可食用的兰草和莎草、两栖动物、小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猎物”16，这远比种植谷物的农民的食源丰富，而这种多样性也赋予山地居民更强的应对歉收风险的能力。虽然斯科特考察的主要是被他称为“赞米亚”（Zomia）地区的东南亚的山地，在时间上也主要为“二战”前，但即便如此，在与北方和江南的比较中，这些逃避统治的空间仍然塑造了南方性格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当南方的主体意识觉醒之际，一种区别于中原与江南的另类主体性在小说、诗歌和地方性的自我追认中被召唤出来，曾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湘西经过沈从文而转变成拯救文明的桃花源，便是再典型不过的证明。山地品格并未完全消失，因为自然环境难以彻底被收编。

回头看冯娜的“杂食者的警觉”，便能看到诗人的“反谷”，那些不文明、未驯化的食物，便显示了南方的野性。王小波的杂文《椰子树与平等》也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文章谈到一个地方传说，三国以前，云南到处是椰子树，可以满足日常饮食、服装和居住之用。椰子树是云南人“不事农耕，过着悠闲的生活”17的保障，是一种逃避统治的食物，这成为诸葛亮南征驯化野蛮人的主要障碍，于是诸葛亮下令砍掉所有椰子树，云南人便不得不开始男耕女织，信仰孔孟之道。18王小波的这则故事中，椰子树是孔孟的克星，是南方的“反谷”。马华作家张贵兴的小说《野猪渡河》中，也有令人咋舌的食物景观，借助这些具有“反谷”属性的食物，猪芭村华人展开了对日军的血腥抵抗。当侵略者到来之际，打游击的大人将小孩们托付给马婆婆照顾，小说写到马婆婆给孩子们准备的食物：

“一大早，采野菜。”爱蜜莉的帕朗刀刀刃也沾着草屑树汁，绿荫色的草屑闪烁着月光，琥珀色的树汁流淌着晨曦。

“野菜吃腻了，”马婆婆迟疑着，“想吃点荤的。”

“给孩子加菜？”晨曦染红了爱蜜莉美丽的五官。

马婆婆返回高脚屋时，在楼下的柴垛里找到一尾熟睡的腕粗蟒蛇，挥动大镰刀，砸烂了头。中午爱蜜莉骑自行车送来一头开肠剖腹的长须猪。马婆婆看着孩子吃完晚餐……19

南方的草木虫鱼鸟兽编织成一幅繁盛的食物景观，这不是《诗经》的草木世界，也不是芳草美人的传统，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的食物和本草景观也全然殊途。《野猪渡河》中写到范青莲在寻找野果的路上被日军强暴并杀害，在她遇难前她品尝到这果子，嘴唇上残留下清爽的甜美。一面是自然万物的大肆铺张，一面是层出不穷的抵抗与排山倒海的死亡，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雨林把野果的甜美和热量留在受难者的胃中，这是南方的土地给予抵抗者独特的安慰。小说呈现的是一曲奇异的雨林悲歌。同样是面对家园毁弃的巨大变故，《野猪渡河》却不大能与黍离之悲联系起来，《黍离》是诗人由洛阳附近的黍稷而伤宫室毁败，此处谷物与宗庙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野猪渡河》则具有斯科特意义上的“反谷”品质，两者表现出迥异的地方个性。

由南方的“反谷”所触及的谷物政治，可以进一步打开中国核心农耕区的文学的诸多重要概念，典型的就是“乡土中国”。“乡土中国”式的村落共同体想象，也产生于核心农业区，从鲁迅到梁鸿，从费孝通到当前乡土派，它几乎是理解中国乡村不证自明的想象方式，但我很难想象一个“杂食者”的村落能很好地印证这种观点。比如说，鲁迅笔下舂米吃菜的阿Q，倘若他不是未庄人，而是云南、广西，或者是热带雨林中人，他是否仍会走投无路？这个荒谬的假设实际上蕴藏着颠覆谷物政治的力量。江南是传统稻作的中心，乡村空间农业规划程度极高，自然被充分利用，当阿Q被村庄权力放逐之后，虽然在静修庵成功偷过一次萝卜，但守院的狗也让他吓破胆，这意味着未庄农耕秩序下的谷物和蔬菜将不再向他开放，他只能逃到城市沦为小偷。核心农业区缺少较为宽广的自然地带，一个灰色的保护区，或者一个逋逃薮，社会秩序之外的阿Q倘无法获得自然的庇护，势必是活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