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宁的世界戏剧观

2023年3月28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爱思唯尔（Elsevier）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其他科学文献出版机构之一，发布了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文学理论家王宁再度名列其中。这再次证明了王宁的学术理念在国际人文艺术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一直全面惠及在国际人文艺术领域中，从事研究的这些同仁和后生学者，尤其是研究比较艺术、跨文化艺术、世界艺术的这些学者们。世界戏剧作为世界艺术的一个分支领域，是王宁于2018年率先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他还据此阐述了世界戏剧①的内容与方法。笔者想通过研究王宁的世界戏剧观及其价值，寻找他的个人经历、学术历程及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世界文化风范，与他所提出的“世界戏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通过他的世界戏剧观的内容及精神表达，笔者还尝试着揭示世界戏剧的文化内容及其精神。

一、从英美文学到世界戏剧研究之历程

（一）从英美文学到英语教学

从1979年王宁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研究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至今，他有着长达四十四年的学术生涯。笔者沿着王宁的这个漫长而艰辛的学术历程，回到他的原点，探寻他的学术初心。“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宁还在小学四年级，就对红卫兵查抄学校时没人要的中外文学名著爱不释手，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雷雨》《日出》等，以及《基督山伯爵》《红与黑》《复活》《幻灭》《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等。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刻苦学习的有志少年王宁来说，这些书籍就是稀有的珍宝，从此也促使他步入世界文学的大门，进入一片世界文学的知识海洋，而他本人则乐在其中。

1975年，在农村插队的王宁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候选人，以他的文学知识和学习语言的天赋，他顺利地通过了英语面试进入南京师范学院（今为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语言文学。进入大学以后，王宁更加珍惜这段学习时光，利用有限的三年时间，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听、说、读、写、译”技巧，还具备了法语阅读的基本能力，并超前完成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课程。大学毕业留校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有幸被本校一位教师推荐去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担任外国文学课程的辅导教师。其间，他不仅完成了本校的英语教学任务，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欧洲文学名著、史论和美学思想，殊不知在他的心里，已经为将来的国际人文艺术学科的研究之路深深地埋下了一颗学术的种子。后来的结果也证明确实如此。

（二）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研究

1985年，王宁的学术方向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同年10月，时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胡经之教授邀请王宁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他参会之前，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他的参会申请被他所在的外语系领导拒绝，理由是比较文学与他的英语教学关系不大。但是他依然坚持向校长申请参会，并愿意自己承担参会的所有费用。校长被他对学术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便应允了他的诉求。现在王宁回忆起这件往事时，坦言道，他“只要看准一个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即便经历失败和挫折也绝不回头”②。正是因为他的这次执着，也正是这次学术盛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在这次会议上，他认识了他日后的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周翰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荷兰乌德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还有后来一直影响他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三位学术大师是改变并影响着王宁的学术生涯的关键性人物。我们不仅从上文提到他个人颇丰的学术成果，还从他已经出版的二十八本中、英文专著和五百余篇中、英文文章中，发现他的学术研究基本涵盖了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比较艺术（人文与科技）、后现代主义、世界文学等世界人文艺术的多个领域。

（三）从易卜生戏剧到世界戏剧研究

1991年7月，王宁在荷兰完成博士后科研工作，回到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同时也在比较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95年5月，他收到一封特别的邀请函：要他在中国翻译协会和挪威驻中国大使馆合作举办的首届易卜生学术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Ibsen Seminar）上发言。他自定的发言题目为《易卜生研究的后现代视角：对“世纪末”的新解释》。当时，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的强烈关注，并因此获得了易卜生研究基金，从而成为该中心的访问研究员。从此，他便与戏剧艺术大师易卜生以及世界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宁不仅是我国“第一位”③以“后现代美学”视角对易卜生剧作（以下简称易剧）进行全面阐述的批评家，他还对易剧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易剧之所以在世界戏剧研究领域经久不衰，恰在于其蕴含着可供研究者从不同视角阐释的一些文化审美代码。此外，他还对后现代戏剧结构与内容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预见。笔者从当今戏剧界热衷讨论“后戏剧剧场和后现代戏剧”④这一现象中，发现他的这些学术观点不仅有一定的前沿性，还值得我们重估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更需要我们反思的是，这些学术观点的现实意义不仅来自于当时，而且对于当下从事戏剧的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也说明他的学术理念有着与时俱进的学术品质。

笔者通过王宁对易剧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理念，再次认为不仅在易卜生剧作中，而且在像易卜生一样的世界戏剧作品中，都存在着“这三个文本（文本性、超文本性和潜文本性）共存、共融和相互抵牾”⑤，因而引起“多重代码”⑥的审美效应，所以才会让全世界观众对其产生多义性的解读：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这也正是本民族的优秀戏剧作品有可能成为世界经典戏剧的原因之一。再后来，易卜生戏剧及其“易剧与世界主义的论述”⑦也成为王宁后来提出世界戏剧观的“佐证”⑧之一。笔者认为，王宁研究易剧所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他后来提出“世界戏剧”的构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是他从易卜生戏剧走上世界戏剧研究之路的原因。

其实，王宁不止于世界戏剧研究之路，他还选择了更有远大格局的研究之路：全球人文研究之路，或说世界文化研究。这是他所具备的一种学术品质。果不其然，再后来，2010年王宁以他对现代性理论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王宁入选教育部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3年，王宁以他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得到欧洲学界认可，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

总之，以上提到的王宁个人颇丰的学术硕果，也离不开这一层面：他有着饱满的理想情怀，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同时又有着海纳世界万物的胸襟和宽广渊博的世界文学知识，正是这些方面才形成他作为中国学者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格局，进而为世界人文艺术研究做出颇丰的贡献。所以，他是一个有着世界文化风范的学者。世界戏剧只是世界人文艺术的一个分支领域，而笔者尝试在他的世界人文艺术研究之路中，另辟新径，探寻他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戏剧研究之路。

二、世界戏剧观的缘起与比较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曾提出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一是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二是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三是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⑨。2018年，王宁受其启发，将其用于自己的世界戏剧建构。他在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而翔实的世界戏剧（World Drama）之三重概念：第一，世界戏剧是民族—国别戏剧中最优秀的经典剧作之总汇；第二，世界戏剧必须是那些在改编和创造性生产和演出中有所获的剧作；第三，世界戏剧必定是那些超越时空的局限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演出、欣赏并加以批评性讨论的剧作⑩。不同于达姆罗什仅注重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而忽视其经典的“解构式”世界文学观，王宁的世界戏剧观仍强调其经典性，但同时又不忽视在翻译和改编中“有所获”。此外，他还强调了一部剧作在另一文化语境中发表和演出时得到的批评性反应和讨论。这与他的世界文学观一脉相承。另外，本文第一部分《从英美文学到世界戏剧研究之历程》，讲述了他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戏剧研究之路的主体缘由。本文接下来进一步详细论述王宁的世界戏剧观的实质内容。

早在清朝，王国维在其著作《宋元戏曲史》中，论述“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1。后来这两部作品都成为世界戏剧。王国维论述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作品能够成为“世界大悲剧”的理念属于王宁的世界戏剧范畴之一，但是不能涵盖世界戏剧的全部理念。他的这番论述可以是一部民族戏剧如何成为世界戏剧创作的理论基础之一。再到1961年，国际戏剧协会将每年的3月27日定为全人类的世界戏剧日，这是一个全人类庆祝戏剧作为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的盛大节日。当然，这里的“世界戏剧”是一个词汇。

2013年，文化学者余秋雨便把他的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改名为《世界戏剧学》。他认为，“世界戏剧学”是对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日本（这里不包括中国和美国）等十四个国家的戏剧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戏剧史和戏剧美学思想进行分析与整理而得到的一种成果。由于该书涉及的国家数量之多，简单地加在一起的戏剧内容与理论，其实质并未触及世界戏剧的概念和本质问题。

2014年，戏剧理论家宫宝荣和傅秋敏翻译的法国著名戏剧学者帕特里斯·帕维斯（Patrice Pavis）著作《戏剧艺术辞典》（Dictionnaire du théatre）中，也提到“世界戏剧”（Theatrum mundi，拉丁文）”，并解释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创造的隐喻，后被巴洛克戏剧推而广之。它将世界设想为一出由上帝执导、普通人表演的戏剧演出。在一次集中了东方戏剧大师与西方演员的戏剧工作坊结束之时，‘巴尔巴’12为其一系列跨文化演出而命名的名称也正是‘世界舞台’。”13

2016年，帕维斯在其著作《当代戏剧与表演艺术辞典》14中，也提到了“世界戏剧”（World Theatre）15。他把世界戏剧与二战后萌芽的、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世界音乐（World Music）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很少有人使用世界戏剧这个概念，它并不能像“世界音乐”一样，能够在艺术界引起较强的传播效应，但是它与世界音乐为“这些通常平行但又不同的艺术实践的演变提供了相当大的启示”16。他又进一步指出：“不要将世界戏剧与全球或全球化的戏剧（Global or Globalized theatre）混淆，后者的设计是为了在任何地方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被理解和接受，并以低成本制造的戏剧。”17

总之，在2018年，王宁提出的这种完整的世界戏剧观之前，国内大部分学者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有些是一语带过这个“世界戏剧”词汇；还有些是作为人类世界戏剧史论来解释，较少详细地分析其内容和本质问题。在王宁之后，国内学者提出的世界戏剧观及内容，这恐怕要撰写另外一篇文章来说明。尽管帕维斯提出的世界戏剧观早于王宁，但后者的世界戏剧观不仅包含了前者所提到的内容，还全面地解答了前者（包括余秋雨）都未能提出世界戏剧的翔实内容及其本质问题，也回应了余秋雨未进一步完善的世界戏剧学问题“世界戏剧并非各国戏剧的简单相加”18，而是属于全人类各民族—经典戏剧精神及其演绎的一种整合。此外，王宁在国际学界阐释他的世界戏剧观时，从未忘记自己首先是一位中国学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弘扬中国的现代戏剧，并将中国戏剧放在一个世界戏剧的宏大背景下讨论19。

三、世界戏剧观的特征及价值

综上所述，王宁提出的是一种集中、完整的世界戏剧观，有三个特性。

首先是科学性。科学性是指一种理念在人们长期的艺术生活与实践中，是否被检验而成为真理的一种基本特性。国际戏剧科学的奠基人麦克斯·赫尔曼（Max Herrmann）认为，戏剧应当从文学学科脱离，建立一门新的艺术科学，因为绝对的“文学无法把戏剧成为一门艺术，只有‘演出’才能做到……‘演出’才是最重要的……”20。赫尔曼并没有说戏剧完全离开文学，只有演出才使得编剧辛苦完成的一个剧本，从一个半成品到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其作品的高品质演出成就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因此，“只有当舞台（演出）给作品赋予了内涵时，舞台才能强调它（作品）的全部价值”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