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李长之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无疑是个性最为鲜明、命运最为多舛的批评家之一。这位极有天分的批评家，还在青年时代就写出了《鲁迅批判》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留下了不同凡响的贡献。稍后撰写的《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批评著作更是一步步夯实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础。遗憾的是，这位批评家的理论贡献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公正评价，多年来只有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和于天池、李书的《李长之和他的朋友们》等为数很少的研究专著，相关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如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虽然也都把李长之列入专题进行论述，但或多或少存在失之简单的地方，这和批评家的实际成就是远远不匹配的。事实上，如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少了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特立独行的批评家，就很难说这是一部丰富、闪烁着独异思想的批评史，正是因为有类似李长之这样批评家的存在，才构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史较为完整的生命乐章。

一

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成功的因素固然有多种，诸如学识、经历、眼光、修养、感情、批评方法等，但是李长之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构成批评家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批评精神。李长之不仅反复强调批评家应该有批评精神，而且还把这样的批评精神贯穿在其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和中心环节，这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中都是较为罕见的，也是李长之文学批评最有生命和价值之处。他和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共同维护批评的尊严和独立地位，流露的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种种外在环境压力下不屈服的、孤傲的灵魂。

李长之从事文学批评的时代，正是一个充满巨变的时代，文学批评如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面临着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冲击，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商业化的操作等司空见惯。不同政治信仰和文学观念的人更是把批评当作攻讦的武器，一时间文坛充斥着紧张的气氛，这些都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李健吾曾经说：“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匿，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①沈从文也提及说：“目前大多数批评家还不能把他们的批评同‘政见’‘友谊’‘商业’分开，纵卖膏药的批评家也还俨然道貌的在批评上保留一种说教传道者的模样。”②这些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批评界的混乱，这种状况的延续，无疑对正常的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都贻害无穷。

对于当时文学批评界这些不健康的现象，李长之的态度是十分清醒和坚决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中国批评界的状况有严厉的批评。李长之认为批评界充斥着“浅薄和愚妄”，“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的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学术上的贫困，却又无知妄作，是目前批评界的浅薄愚妄的大原因”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李长之系统提出了批评精神的观点，并对这一理论内涵做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释。李长之所理解、提倡的批评精神，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保持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唯有如此，一个批评家才真正有了灵魂，才能在任何外界因素的高压乃至诱惑下不为所动，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和平庸批评家最本质的区别。李长之说：“伟大的批评家是在他伟大的批评精神的。伟大的批评精神是反奴性的。是为理性争自由的，所以所有那些五光十色的眩惑者，无论其奉命于谁，以及受支配于谁，和批评可说毫无干连。”④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李长之认为那些形形色色、听命于书店老板或者专门写捧场文章的人，不敢得罪作者或作严肃批评的人不仅不是伟大的批评家，甚至连批评家都谈不上，即使他们热闹、显赫于一时，却终究会遭到无情的淘汰，在批评史上默默无闻。批评精神对于批评家而言，正如同文章的风骨，是批评家伟大灵魂的呈现，这样的批评才代表着人类健康的精神活动，也才能推动着文学事业健康的发展。同样，当一个批评家以文学批评为职业，这就决定了他几乎悲剧式的角色，他必须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他必须富有同情心和宽容的胸襟，必须毫不含糊地亮明自己的态度，决不能骑墙左右逢源；更敢于以钢铁般的意志直面权威、挑战权威，痛快淋漓地发挥战斗精神。为此，李长之激情澎湃地喊出：“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⑤可以说，这段话最精当地诠释了李长之心目中批评精神的精髓，如黄钟大吕般回荡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其睿智、才情远超一般的批评家。因此不难想见，能够在李长之心目中具有这种批评精神的人是很少见的，也只有孔子、孟子、司马迁、王国维、莱辛等少数人才具备。因为这些批评家身上的反抗性和对世俗的拒绝符合了伟大批评家所具备的精神特征，他们用批评文字印证了伟大的人格。如司马迁，这是李长之极为崇敬的历史人物，同时李长之也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来看。李长之认为司马迁不仅在文学批评的理论上有着卓越的贡献，如文学创作心理、文学功用、创作原理、艺术节制和幽默等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更主要是在他的批评实践中所表现的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则完美体现着伟大的批评精神及批评家的独立人格。李长之举例说，司马迁对老庄申韩的批评能够摆脱世俗偏见，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⑥同样，李长之认为，司马迁用了很多篇幅赞美屈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屈原对污浊现实不愿同流合污的反抗精神感染了司马迁：“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对这种社会做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⑦天才、同情心尤其是傲岸不桀的光辉人格才最终铸就了司马迁成为伟大的批评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大批评家王国维，李长之也是充满敬意，这是因为王国维在对《红楼梦》批评中所表现出的挑战世俗的勇气，这正是少数伟大批评家之所以赢得尊重的关键。李长之总结说：“哪一个批评家不是富有反抗性的？现在的顾忌太多了，怕得罪人，怕骂，怕所谓‘摩擦’（这是最可笑的一个名词），怕读者，怕编辑，怕书店老板，这样不会有批评！”⑧李长之所痛斥的这些现象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和生活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滞批评精神的产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中文学批评欠发达、远不及西方的根源所在；唯有具备了批评精神，才能真正留存于文学史的长河之中。

李长之不仅孜孜寻求、建构着批评家所应有的批评精神，力图纠正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不健康风气，更可贵的是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努力贯彻着这样的批评精神，终其一生，用一个个文字符号来累积批评生命的丰碑，构成了他批评世界中独异的精神现象。李长之这种批评精神尤其在他对鲁迅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充分。对于鲁迅，李长之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尊崇之心，他把鲁迅和孟子、歌德等列为影响自己最大的几个人：“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恐怕不仅是我，凡是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大都如此的吧。——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⑨。因此，李长之在刚开始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时候，就首先把鲁迅作为他研究和批评的主要对象。他在《鲁迅批判》中直言，自己并不满意于当时不少批评家所勾画的鲁迅形象，他要写出自己心目中真实的鲁迅形象：“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⑩因而，李长之在鲁迅研究中并不因为鲁迅当时崇高的文学地位而采取虚美的态度，更不是无条件地、盲目地一味赞颂，对于他认为不完美的地方仍然坚持己见，绝不附和他人的观点，为此他还专门列出一节，论述鲁迅文艺创作的失败之作。对于鲁迅思想家的称谓，李长之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提出异议。这些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评论家来说，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但这正是李长之所捍卫的批评精神。即使在后来的政治高压的严酷环境下，李长之也没有改变他的主张。对于李长之来说，批评精神对于批评家犹如身躯之骨肉，离开了独立的批评精神，空有一副皮囊又有何价值？

二

李长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除了批评精神的建构，还在于他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所取得的成就。李长之对当时活跃在文坛的众多作家都给予关注和评论，对其文学史的地位加以总结。此外，他还对一些文艺理论范畴进行辨析，并在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评论，一定程度冲决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桎梏，还原了作家的创作生命，这些都是值得珍视的成果，彰显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绩。

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中，现代作家和作品占了较大的比重。作家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现象，如茅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撰写的大量作家论《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女作家丁玲》《冰心论》《落花生论》等，其他的如胡风的《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许杰的《周作人论》、沈从文的《论冯文炳》《论落华生》《论郭沫若》等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然，作家论之所以受到较多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批评文体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现批评家对作家生活道路、思想变迁乃至审美特征等的把握，也给了批评者更大的自由和阐释空间。在这种大的批评背景下，李长之也撰写了多篇的作家论，涉及的作家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许钦文、张资平、吴祖光、卞之琳、林庚等，这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李长之对鲁迅的评论。李长之一直把鲁迅视为自己生活道路和思想的领路人，因而一生都为鲁迅的评论和研究付出了很多精力。1935年起，李长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连载发表了多篇有关鲁迅的批评文章，并在第二年由北新书局以《鲁迅批判》的书名出版，后来也陆续发表了有关鲁迅评论的文章，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说，李长之的鲁迅评论和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是无法绕过的。“在《鲁迅批判》之前，还没有人像作者一样做过如此浩繁的工作，经营擘划过全部关于鲁迅的评论见解。这里有量的进步，同时更有质的提高。”11比起同时代人的鲁迅评论，李长之自有他独到的视角和判断。如他非常注意观察鲁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多地注意到鲁迅思想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他对鲁迅小说抒情性的分析、对鲁迅杂文的高度评价以及对鲁迅翻译的重视等都有着真知灼见的地方，开辟了鲁迅研究新的领域。中国现代小说自诞生之日起，较多地继承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客观描写方法，无形中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抒情特征。为此周作人提出了“抒情诗小说”的概念：“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12鲁迅虽然没有过多涉及抒情理论，但在小说创作上却有意识地借鉴了抒情手法，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道路，并影响到许多后来的小说家。对于鲁迅这方面的贡献，李长之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对鲁迅小说这方面的成就极为赞赏，称之为艺术上的圆熟之作。他说：“鲁迅的笔根本是长于抒情的，虽然他不专在这方面运用它；在他的抒情的文字中，尤其是长于写寂寞的哀感。”李长之称鲁迅八篇抒情性浓郁的小说为鲁迅文艺最完美的作品：“文字又那么从容、简洁、一无瑕疵。”13如果说李长之觉察到鲁迅小说抒情性特征显示了他细腻艺术感觉的话，那么他对鲁迅杂文的肯定则表现出他思想的深邃。当时鲁迅杂文大量问世，虽然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但在评价上却众说纷纭，除了左翼阵营的瞿秋白等，大多人尤其是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往往排斥鲁迅的杂文。而李长之却能突破自由主义文艺观的束缚，对鲁迅杂文的生命有自己的看法。李长之说：“就鲁迅自己而论，杂感是他在文字技巧上最显本领的所在，同时是他在思想情绪上最表现着那真实的面目的所在。就中国十七年来的新文学论，写这样好的杂感的人，真也还没有第二个。”14这样的评价某种程度上甚至呼应了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评价，如果考虑到李长之的文艺立场，就更加难得了。至于李长之对鲁迅翻译的评价，这几乎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领域，然而李长之却独辟蹊径用了专文进行评论。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由于卷入革命文学的论战，迫使鲁迅用了较大的精力翻译苏俄和日本理论家的著述，对于鲁迅这些翻译的影响和贡献，李长之十分重视，他从鲁迅所翻译的文艺论、科学的社会主义艺术观角度充分肯定鲁迅译著的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颠覆了梁实秋对鲁迅所谓“硬译”的指责。

不仅在评论鲁迅中显示出学术识见，李长之在对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现代作家的评论中也同样能见到其不俗的眼光。他重价值判断，但更重审美经验的分析，这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李健吾在批评当时一些拙劣批评家的时候，痛斥他们是“寄生虫”“应声虫”等，“有的更坏，只是一种空口白嚼的木头虫”15。显然，李健吾所批评的就是这类批评家完全缺乏艺术的敏感和审美能力，只知道用机械的、枯燥的文学理论去剪裁作家的作品，成为支离破碎的、坏的批评标本。对于李健吾所指出的这些问题，李长之是有着警觉的，他在评论的时候对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倾向有着特别的关注。李长之在评论茅盾的《蚀》三部曲时，用了较多的篇幅分析《蚀》在艺术技巧上的成功之处，如擅长描写动乱、人物心理等。对于乡土文学的作家许钦文的小说，李长之也认为其对女性心理的描写尤为成功。在评论曹禺的时候，李长之认为曹禺的剧作巧于构思，又富有诗的节奏，并预言说：“不错，曹禺依然还是一个青年，但他已是像写过《穷人》之后的朵斯退益夫斯基（二十四岁）那样的青年一样，不能不让我们毫不疑虑地说，这将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煊赫的群中之一员。他是绝对有优异的天才的。”16事实上，现代文学史证明了李长之的这种判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