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青年、王朔小说与文化现代性问题

这篇文章在表达我的一点儿不成熟看法时，不可避免要涉及王朔的某些小说。但不打算对王朔小说进行系统的文本细读式研究，只会在谈新世纪青年思想问题时，触及宏观层面的王朔小说叙事信息，这是必须要说明的一点。其一，王朔小说的影响面异常之广，且批评界和读者曾对王朔小说的评价可能深入人心，几近成顺口溜，无须在此花费过多笔墨;其二，主流批评界对王朔小说的研究，亦可谓汗牛充栋，差不多穷尽了“学术增长点”，再在这里进行所谓规范的“文学批评”，恐怕是狗尾续貂了。当然，不细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不是没细读过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是读了太多这些文本，反而觉得从当下往回追溯某些“坚硬问题”更有必要，这一点诚望读者诸君能有所谅解。

一

王朔的批评者实际认同的仍是传统的知识衣钵;首肯的也是亘古以来，大约自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下来的文献信仰和文献崇拜。王朔的认同也许很多，比如如何不劳而获得以享乐、逍遥，如何投机倒把得以成为人上人，如何不负责任还能被人追着爱，如何“炫富”以至于说出我本来不是一个俗人，等等。但他还有一个底线认同，就是被赐予不雅称号的青年此时此刻的确面临着怎样选择自己的路的本质性煎熬，何以解忧？“说到底，人文精神就是要体现在人对本身的关怀上。”①至于他笔下那批大坏不多、小坏不断，正经事不屑于做、专事不正经事，该忧伤的时候嘻嘻哈哈、该轻松快乐的时候却一脸的麻烦，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上任性肆意、不着不落的叙事，肯定不是既有主流文化程式能解释得了，但是不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特殊语境中，他自己所认为的“人对本身的关怀”就能解释得更加深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可能涉及王朔的小说叙事已然缺席，但王朔叙事提出的未解思想的隔代变异性大量存在的现象。新世纪以来的今天，城镇青年也许不再像王朔笔下的青年那样一直“胡闹”“捣乱”，但他们身上蛰伏着的某种“躺平主义”②因素，仿佛同样具有可怕而持久“破坏力”。如此等等，要深入回答这些新时代疑难，必然需启用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思想资源。

王朔小说中的主角，而今已届花甲之年，按照目前一般企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恐怕已到了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是不是儿孙绕膝？是不是提笼驾鸟？抑或是不是广场舞的主角？公园红歌竞唱团的领唱？均不得而知。不管他们什么处境正在干什么，那确实是天真、可爱、坦诚、个性鲜明、见解独异、敢作敢为，却又经常遭人诟病、被人指责、承担误解最多的一个群体。唯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相信这既是传统文化的终极愿望，也是现代或后现代文化不可否弃的对人基本的关怀态度。在中国这样的分层社会结构中，王朔小说中当年的青年人，撇开历史的先见之明去看，在他们思想最活跃、情感最热烈、生活方式最另类、行为最怪异和言语最张狂的阶段，他们并没有有意压抑自我。非但如此，可以说，他们本身合理地使用自己理性的同时，也合理地开发并彰显了自己的非理性，这无疑已经大写了一代时代“立体”的人，属实消极的积极“启蒙”。

在一个讲究“规范”“合理”“规矩”以及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他们特有的经验，嘲讽过神圣的职业，蔑视过体制安排，捉弄过“正经人”，挑战过人人浸淫其中却丝毫不觉得有问题的“责任”和“伦理”，甚至把挑战的疆域扩展到语言与话语层面，夸张一点，即是说，凡是合规范、合规则的，他们几乎都说过“不”，或以反语的方式说过“不”。

至于王朔小说叙事是不是只挑“软柿子”“捏”，而未曾越雷池半步，这要看在哪个角度理解了。比如理解鲁迅及其小说的批判思想，不能仅记着他说过的翻遍中国的古书，上面只写着两个字，曰“吃人”;也不能只倾心于反复回味晚景如此凄惨的祥林嫂，嘴里不停地念叨“我真傻”或人死了是否一定要捐门槛的细节。追究谁在“吃人”，追究谁使你觉得一定要捐门槛，远比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怎么“吃人”、怎么“捐门槛”更重要，也更接近鲁迅非为提供药方，实为揭出病根的本意。至于怎么理解，怎么自处，向来是留给不同的读者自己体会的。鲁迅的小说叙事思想中，那个谁到底是谁？依照他老人家的话语脉络仔细体会，他所“捏”的似乎并非我们通常倾向于阐释、把握的什么“硬”东西。不管什么时代、什么语境、什么立场，长期自觉不自觉浸泡在某种文字所构成的话语方式、情感基调、态度倾向、威势法则中，并潜移默化生成与这种文字相同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伦常习惯、价值取向、观念形态乃至于处理自身日常事务的法则、规矩、规范和自我审查机制时，这个谁，好像慢慢浮出了水面，但终究，这个谁仿佛并非哪个具体的个人，毋宁说是某些特权者一代一代集体滚雪球的产物。问题的关键难点就在这里。

王朔小说中的青年人，的确有着比别人更强烈更露骨的“市民立场”，也有着比别人更不知羞耻更不知肉麻的“媚俗倾向”，但出身原因，他们也就具备比别的人更有资格更有条件接近、熟悉父一代各种合辙押韵、起承转合“得体”的“闹腾”。一旦时机成熟，一旦羽翼丰满，他们便以极端的却又是软绵的一直向着言语、生活、日常的细枝末节“反其道而行之”的萌动，你不能就此断言这些东西一定就是“软的”。“软”与“硬”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鸿沟，不停地转换才是它们赖以存在的本质。只不过，我们一直以来养成的只好抓取重大事件、只对剧烈冲突感兴趣的神经，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像看见打好返乡行囊一脸无助、羞愧，无枝可依，必然再次回到故乡的高加林的身影那样，像揣摩到愧疚感侮辱感却又无以言表，心跳加速、步履沉重的高加林的心率那样，我们无法痛快淋漓地听到看到王朔小说中青年人之所以如此行为、如此言语究竟为何，更何况他们还是那样地冒犯我们的惯性思维，带着厌恶、反感和抵触情绪，怎么可能体味得到绳居然从粗处断裂的声响。这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的不同。高加林们代表了前者，于观们代表了后者;代表前者的主要是城乡之间的社会转折，代表后者的是城镇内部的观念变革。前者之所以声响巨大，是因为关系到能否吃饱肚皮、能否更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后者之所以看上去似乎不动声色、未曾山崩地裂，是因为话语、价值、意义和观念，杀人不见血，浸淫其中反而还颇觉舒服、颇觉轻松逍遥。

既如此，这样的一批人一个阶层，从知识谱系上推，虽然不能以《西游记》孙悟空上天入地、纵横十万八千里的能耐来比附，起码比文学史常见的“五四”青年还要大胆。在他的时代，即使被人们吊在嘴上成为茶余饭后谈论的最富冲击力的热点人物高加林，穷其半生，也只不过是个遍尝压抑苦果的承受型人物，哪里有王朔笔下青年的洒脱与恣肆。生活背景的不可更改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两者对物质资源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高加林有勇气冲破农村文化秩序的羁绊，但无力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藩篱，他对自己的建构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王朔小说中高加林的同龄人显然不同，他们甚至不屑于体制安排，不耽于考虑衣食起居。非但如此，多数时候是有意制造“不和谐音”，有意明晃晃拧着体制表明不与体制合作的姿态。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农村青年、城镇青年与王朔笔下青年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二

若按李强“三元社会结构”③的说法，今天的农村青年，不管上过什么学拿到了什么学历，就业、生存、生活基本上都在城镇，绝大多数已不存在二次返乡的情况，他们也就不再像进城农民工那样，常常遭遇“进不了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的尴尬。他们的基本处境反而是不停地流动，难以避免地不断处理工作上的不确定性。其非农非城的属性，难以进行确切的户籍认证，“流行性”和“不确定性”注定是镶嵌在他们这一代人内心深处的基因，成了甩不掉的文化学标签和社会学胎记。就实际境遇而言，今天农村青年反倒与王朔笔下当年的青年有了某些相似之处。首先是情感及婚恋观的选择上，突出表现为“玩性”占上风。由于流动性极强，他们的情感及婚恋行为也就只能在风险中随性而为，“临时夫妻”“非婚同居”以及多角关系的长期存在等，是其典型表现形式。其次是生活及消费观上，突出表现为“符号化”特点。在主流社会赐予的“二等公民”“半无产阶级”“屌丝”“草根”等深含贬义的称谓的刺激下，为了适应新的认同模式，他们的生活和消费实际上被迫走上了被动的、被强迫的和被异化的代理性消费、非理性消费及越轨性消费轨道，其内部普遍形成了“炫耀性消费”。最后是价值观及理想观，突出表现为选择上的“即时性”。“即时性”即一次性、非连续性和自私自利、颓废、“垮掉的一代”等混合的一种消极价值取向，伴随而来的是理想的消弭与沉沦，导致只注重当下而养成了得过且过的人生观。④

对照王朔小说，今天的城镇青年与之也颇多相似之处。其一，一般不在体制内，也就显得似乎很“自由”;其二，眼高却手低，容易拍脑门决定、拍胸部发誓、拍屁股走人（俗称“三拍”青年），导致自觉不自觉过着漂泊人生;其三，主动或被迫养成了赤字型即时消费、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其四，流动性给了他们更加世俗的眼光;其五，不确定性使得他们对情感、审美生活及一切稳定的东西有着深深的怀疑;其六，即便出身不尽相同（当年部分“大院”出生青年的子一代也许是当今社会的“官二代”“富二代”“商二代”），可是王朔小说中活跃的青年人物——相对今天而言的父一代如方言、于观、马青、杨重（首次出现在《顽主》，之后却成了王朔多部小说的主人公，个别人物有出入，但绝大多数人物则一以贯之）则是典型城市流民。与今天城镇青年相处于同一空间之故，观念、生活方式、价值理念诸方面的趋同性远大于差异。同样的，在机遇、机会的拥有上，今天城乡青年与当年的青年，相对来说，也是基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的。超越最低线物质生存保障，势必着意于建构自己想要的价值蓝图和意义体系。那么，作为镜鉴，今天的青年究竟是怎样理解王朔小说人物提供的思想资源的？王朔小说人物对自我的建构多大程度能动于今天他们对自我世界的塑造？

即为历史和经验之一部分，就有必要先看看当下青年对王朔小说的理解与评价。

今天青年对王朔小说的看法，只能以点带面选择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分析。这些观点一般集中体现在高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及公开发表在一些文学批评专门刊物的论文为参照。经过粗略对比分析可知，与之前主流批评家、教授学者的不同之处是，今天的青年基本很少沿用“痞子”“流氓”“顽主”一类曾经响亮，现如今依然构成主流解读王朔小说叙事的主要概念“前设”。如果把主流批评界的看法视为解构，那么，今天青年的理解相对来说便是建构。这个看法看似不起眼，其实表明了今天青年人对自我意识和对自我与现实关系的基本态度。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我定位、自我确认的理性成分开始逐渐加强，“边缘人”⑤对红卫兵、“零余者”⑥的取代，表明不再纠结于传统主流话语对王朔小说“违背”传统道德、伦理、文化、价值诸方面进行的等级制同时也是情绪化审判，而是有选择地甚至自我带入式地给“文化边缘人”预留了一块情感净地。这意味着今天的青年，其实并没有从王朔小说的青年思想叙事中得到足够的启示。或者他们只是更深地体悟到了今天他们建构自我价值世界时的虚无感和宿命性？二是罕见提出王朔小说人物的“主体性”特点，并认为其前期小说比如“顽主系列”中的顽主形象对他人的调侃，实际是通过强化对他人的消遣，弱化对自我主体的确认，导致人物失去了主体性，因此只是个性的彰显。后期小说比如从《看上去很美》开始，通过“北京老王”身份焦虑的沉思，对事物的真假虚实进行了有力的判断和评价，达到了对灵魂的有效救赎，使得主体确认更加突出，也体现出人物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这样的人物才是主体性的凸显⑦。个性化解读不去多说，单就对王朔后期小说人物主体性认同而论，至少说明今天的青年对自我未获安全感、稳定性及确定性的指认。当然这指认并未清晰地指向体制机制，而是自觉向父一代寻求庇护，无疑也是企求回归传统的信号，只不过是回归一种稳定却抽向的文化秩序。三是以王朔小说人物“反英雄”⑧代替“英雄末路”⑨。在对比基础上，认为与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在路上》为代表的“垮掉派”有相似之处。贡献在于王朔打破了中国文坛一直以来被正统、乐观、完美无缺的主流英雄人物所占据的局面。这一词语的替换本身表明了今天青年虽同样审视、批判“文革”所造成的僵化价值惯性，但他们的确更贴切地领悟到了“反英雄”之于“市民社会”、之于完善现代文化体系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同样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致力于个体何以自立的经验性解读，可与主流批评界“英雄末路”相比，显然少了许多武断、粗暴和把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化整为零，向王朔这个替罪羊泄私愤的峻急，其中自然包含他们希望建立商业时代文学伦理的愿望。他们认为，今天无须一本正经地宣教某种传统道德规范，也不必毫无节制地迎合消费逻辑，而是在这之间寻找最合适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尺度。即要个人化但不要太褊狭化立场，要宽广的民间生活现实但必须能感染人、抚慰人进而影响人、完善人⑩。显而易见，他们在王朔小说的反英雄中看到了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如何“立人”的内外部条件，这不啻是一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