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

缘 起

1981年3月14日，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在自己辞世的前两周于病榻上向儿子韦韬口授了如下遗嘱：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礼！

茅 盾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接到这份特别请求一周后的1981年3月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巴金任主任委员的基金委员会。10月，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决定正式启动茅盾文学奖（为准确起见，将茅盾原信中的“文艺奖”改为“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的评选工作，巴金任评委会主任，首届评选工作将于1982年进行。无论是茅盾先生“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的遗愿还是中国作协的决定，这个奖项的设立皆为旨在推出和褒奖我国优秀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是目前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

今年恰逢茅盾先生逝世和“茅奖”设立40周年，“茅奖”也在两年前完成了第十届的评选。40年来，本人大部分时间与“茅奖”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所谓“若离”是指从来就没有与它发生十分直接的紧密关系;所谓“若即”则大致有这么几层含义：一是在《文艺报》工作的10余年期间，作为中国作协机关报的一员，对每届“茅奖”的评选过程与结果不可能不予以关注，并要为此组织相关报道及评论;二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10年间，每逢评奖年度，总要组织本社出版的相关图书进行申报，为了争取四年一度的获奖机会，还不得不以“模拟评委”的角色对这期间社里出版的数百种长篇小说进行认真的比较权衡后进行筛选推送，同时，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也会对获“茅奖”图书的生产运营予以特别一点的关注;三是作为业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者之一，对这项重要的文学奖项同样不可能不予以必要的关注。或许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状态，最近偶然的一次职业需要，本人不得不连续用了十周的部分时间，将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依次重新梳理了一遍。应该说，这是一次基本以个人学习为目的的重温之旅，更是集中将十届“茅奖”的获奖作品做了一次整体观，因而对“茅奖”从宏观上也就有了一些总体心得与感受。

一、关于十届“茅奖”获奖作品的若干

“大数据”

由于以往更多的只是孤立地单看一届“茅奖”所产生的三五部长篇小说，脑子里过得更多的当然也就只是那三五部长篇的特点及长短，最多也不过再想想在这个时间段中还有什么长篇的“落选”会有点遗憾或可能还会引发点不同意见的争议之类，仅此而已。而这一次得以集中重览十届“茅奖”总计产生出的48部获奖作品，以往并没有引起多少特别注意的若干现象或特点就自然地浮现出来，而十届“茅奖”所积累下的总体数据也比平时任何一届的单个数据来得更加显眼。套用一个现在虽时髦但并不完全贴切的词儿——“大数据”来说，透过这些“大数据”的背后，似乎也可从这些获奖作品及作者中窥探出“茅奖”的若干规律、特点以及所产生的种种影响等。

从1982年第一届“茅奖”的正式诞生，到2019年第十届“茅奖”评选结果颁布，符合参评条件的从1977年到2018年这41年间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总数不会少于5万种（十分保守的估计，不含网络文学）。在这41年的5万部长篇小说中，总计产生了48部获奖作品（含两部获荣誉奖作品），年获奖率不足1.2%。品种获奖率不足千分之一。这样的数据表明：能够摘取“茅奖”桂冠的确是一件十分不容易、概率极小的事，既然如此，那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茅奖”的门槛儿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类奖项中也是最高的。

获得“茅奖”殊荣的48位作家中，男作家40人、女作家9人次（其中女作家张洁获奖两次，第三届获奖作品《都市风流》为孙力、余小惠伉俪合著）;这些作家在他们获奖时的年龄分布为：40—49岁之间的20位、50—59岁之间的15位、60—69岁之间的4位、70—79岁之间的6位、80—89岁之间的2位，90岁以上者1位。获奖作家这样一种年龄的分布，有两点显然比较突出：一是40—59岁之间的作家在获“茅奖”作家中占比最高，达70%以上。当然不能由此简单地断言这个年龄段就是作家创作水准明显高出一筹的时期，但是否可以说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作家的确大都是自身创作力十分旺盛且趋于成熟的一个时段。二是40岁以下的年轻作家在十届“茅奖”的评选中尚无摘桂者，这究竟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还不够成熟或是有其他因素所左右？这似乎还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的话题。

获得“茅奖”的48部长篇小说从题材分布看：表现新中国时期题材24部、民国时期题材10部、革命历史题材9部、历史题材5部。这样一种题材划分的依据时而是作品所涉内容发生的时间，时而是作品内容本身，逻辑虽不统一但却比较直观清晰。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现实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尽管有的作品对荒诞、变形、意识流、时空跃跳、黑色幽默等艺术手法有不少运用，但关注现实体恤民生的总体倾向并未产生根本变化。这与茅盾先生毕生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高度吻合。

除上述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虽还不够“大”，但似乎也比较醒目，亦不妨陈示如下：一是在48部获奖作品中，大部头作品所占比重较为突出，首先当属张炜洋洋十卷本的《你在高原》，此外既有明确标示为三部曲的如王火的《战争和人》、刘斯奋的《白门柳》、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之一二以及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也有虽为单部但体量却较大者，如徐兴业四卷本的《金瓯缺》、熊召政的《张居正》;魏巍的《东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梁晓声的《人世间》皆为三卷本;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李凖的《黄河东流去》、王蒙的《这边风景》和李洱的《应物兄》皆为上、下两册，总计涉及14部获奖作品，占全部获奖作品的近三分之一，这也不是一个小数了。二是第三届“茅奖”首次设立了“荣誉奖”特别授予《浴血罗霄》的作者萧克将军和《金瓯缺》的作者徐兴业先生，这是“茅奖”设立以来唯一的一次，所谓“空前”容易理解：一则因为萧克将军的特别身份与特殊经历，一则由于徐兴业先生在那届“茅奖”颁布时已不幸仙逝;是否“绝后”则不得而知。倘真成“独此一届”倒也不失为值得记载的一则“佳话”。

十届“茅奖”获奖作品通览下来获得的上述“大数据”自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至于本人由这数据背后所引发的若干分析以及所形成的某种判断是否确切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许还可以有其他的分析与判断，但由此引发一些对促进我们长篇小说创作进一步繁荣、由高原持续向高峰攀登的思考则无疑还是有点意义的。

二、坚持以时代为大幕、以人民为中心，

聚焦现实、关注民生

从48部获得“茅奖”的长篇小说之题材分析看，以新中国时期为题材者共24部，占据了全部获奖作品的半壁江山，这些作品无疑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现实题材;而9部革命历史题材和10部民国时期题材的这19部长篇小说，在时间上当是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内容逻辑则是与新中国诞生紧密相连;至于那5部历史题材作品，“古为今用”从来都是我们在这一领域奉行的基本创作原则之一。因此，在十届“茅奖”评选中脱颖而出的那些获奖作品共同呈现出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坚持以时代为大幕、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现实、关注民生。

这种鲜明特色的形成从表面上看固然是历届“茅奖”评委们的多数选择所形成，但骨子里当还有这个大奖自身的内在逻辑的强大作用。“茅奖”系依茅公遗愿而设立，亦是我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样一种血缘关系，使得它自诞生之时起就天然携带着茅盾先生的某种基因。

茅盾先生的文学基因有哪些？这在文学界已有基本的共识。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刚刚步入文坛之际，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作为骨干而置身其中的文学研究会，莫不鲜明地“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尽管由于那个时代与理论的局限，他们一时还不能完全厘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因而在其理论主张中亦不时夹杂着一些自然主义的成分。但这种状况没过几年就得以改变，现实主义成为茅盾文学思想的核心。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作源泉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风貌和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不仅理论主张如此，在创作实践中，他更是持续着力在践行着自己的文学主张：《霜叶红似二月花》展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的江南乡镇生活，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留下一幅历史画卷;《虹》则描绘出从“五四”到“五卅”、从成都到上海的斗争风云;《蚀》反映了大革命前后从上海到武汉再到上海的斗争景观;《路》《三人行》从中部到南部，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一代知识青年的苦闷和追求;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则展示了一幅帝国主义侵凌下我国民族工业败落与农村经济破产的形象画卷。可见，茅盾先生的文学创作大都是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广阔复杂的社会面貌的反映，试图揭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题材与主题往往具有重大性和时代性。凡此种种都是茅盾先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最鲜明、最强大、也最具特色的基因，而这样一种基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一直产生着强大的影响力，如此这般，更遑论是以先生之名设立的文学大奖？

同样还应该看到的是，茅盾先生当年的遗嘱是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因而这份遗嘱的执行人以及“茅奖”的实际“操盘手”理所当然也就是中国作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中国作协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其章程第八条就明确规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导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反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而2015年修订后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中也明确宣示“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中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

上述相关主张、意愿固然重要，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恐怕还要看荣获“茅奖”的这48部作品所共同呈现出的“坚持以时代为大幕、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现实、关注民生”这一鲜明特点的实际效果如何？

说实话，我以前分散地阅读这些作品和这次的集中重览，在这一点上的感受的确还是存有些许差异。首先，以往分散阅读时只是笼统地感觉“茅奖”比较注重现实题材的写作;而此次的集中重览，脑子里浮现出的第一个鲜明画面就是如果将这些获奖作品拼接起来，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现当代史一幅形象的文学长卷：从推翻清朝封建王朝到辛亥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南昌起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从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到“十年浩劫”、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种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48部作品中都分别留下了文学的印记;而这百年中华的变革路和奋斗史，我们过去在史书上看到的是脉络与骨架、实证与逻辑、推论与辨析;而在这48部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则是灵魂与肉体、形象与激情、想象与细节。读者在这样一次次的阅读中接受到的是一次形象的、灵动的、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实，与现实、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既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也是数千年来文学的重要传统。我们曾经一度对这个问题有过疑虑与惶惑，而出现这些疑虑与惶惑的根本缘由恰恰不是因为文学坚持了以时代为大幕、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现实、关注民生，相反倒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出现了根本性偏差，以至种种粉饰现实、曲解历史等恶劣文风盛行文坛。伴随着新时期开启的“拨乱反正”，对文学而言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否定那些看上去是在所谓“反映时代表现现实”的“假大空”文学，还那些被颠倒了的历史、被严重粉饰了的现实以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是由于矫枉过正的原因，以至一度出现了文学创作要背靠现实面向自我心灵之类走向另一极端的看法。当我们今天顺着时间轴来重览获得“茅奖”的那些作品时，就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在这方面是如何一步步地艰难而执着地探索前行，当年《沉重的翅膀》和《白鹿原》在公开出版和参评“茅奖”时所引发的种种争议，其本质也都是在如何反映时代表现现实等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的一种表现。应该说，当人们从历史的灾难中猛醒并经过持续不断地学习认识特别是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关于文学要不要反映时代、表现现实等观念在理论上已不是问题，问题更在于如何正确而深刻地认识以及艺术而个性地表现时代与现实？在这方面，获得“茅奖”的那些作品以及另一些没有获奖的优秀作品已经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实践作出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