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理论问题的解释与说明

非常感谢陈老师于百忙中给我这部书稿予以认真地阅读和思考。读着老师的信，我眼睛不知不觉湿润起来，脑海里总浮现出读博期间，自己每有疑问时，怀揣一颗惴惴之心向老师请教，而老师总是不辞辛苦谆谆教诲的样子。特别是我看到老师在信中说，在读这部书稿的时候，又把我当年的博士论文拿出来作了个对比，我更是既惭愧又感动。我硕士读的是近代文学，完全是老师的耳提面命把我引入当代文学研究的殿堂，开始一步步领略其中的风光。我在博士期间开始以中原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也是得自老师的启迪，而这也成了我以后的志业。在乡土文学研究这条路上跋涉了多年之后，发现自己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的动力，依然是来自老师的鼓励。老师一直是我们学生心目中的一棵大树，参天而立，时时刻刻都生产着智慧的果子。由于有老师这棵大树在，我们总可以原谅自己的无知和不惮于表现自己的肤浅;因为我们知道哪怕我们在学术道路上走岔了方向说错了话，也会有老师在背后帮我们指引和提点。

《1978年以来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叙事研究》是我近年主持的一项国家课题的成果，相对集中地体现了自己对这些年乡土叙事创作与研究的一些探索。本书所以选择“乡土中国叙事”这一概念，是基于这一概念命名里包含的“中国”这一价值元素，可以打开一个比“乡土叙事”更开阔、更富有现实针对性的视野。20世纪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土社会的问题愈来愈和城市、资源、资本、体制、分配、阶层、文化等整体性问题扭结在一起，更需要一种“中国”问题视域下的综合性关照，因而本书的理论目标也诚如老师所说，是“力求从乡土叙事的视角来概述四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方方面面的变化又绝不限于乡土本身”。

书稿虽成，发现自己不仅少了一份事情告成的愉悦，反而在心头结出无数的疑问。是的，我在这部书里对1978年以来乡土中国叙事的发展嬗变、经验问题看似做出了一些个人化思考和总结，但也深深地知道，自己的内心仍然是充满惶惑的。乡土中国叙事是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其生成、嬗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特质动辄关联到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深层奥秘，其内容之丰富、经验之复杂和问题之繁多，都远远超出我的审视能力。自己像一条游在大海中以自己的体肤感受着海水律动的鱼一样，所见、所知、所悟的一切都不过冰山一角，且难免充斥个人的短视和偏见。诸多自己经过艰苦思考得出的判断与结论，其实并没有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理直气壮。即便自己对“乡土中国叙事”概念的设定，也充斥着重心在实体状态和文化状态之间不断游弋的首鼠两端。多谢老师对此没有苛责，而是大处着眼，对本书的诸多学术探索和努力给予极大的肯定，甚至不吝揄扬之词，认为已体现了一个“成熟学者的风采”。我深深知道，这是出于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提携。感动之余，更是对“师恩如海”这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不过我也深知，老师在重要学术问题上从来是严肃的，不屑于流于形式上的客套。老师在信里，还就本书所持的一些关键性的研究理念提出一些疑问，希望我能进一步商榷。我以这部书稿向老师请教，本来就是希望获得老师的进一步指导，下面我就把自己对这几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的心路历程向老师再一一具体汇报。

一、关于老师所质疑的“道”与“术”的

关系及“启蒙依赖症”问题

我在书中专列一章，从“道”与“术”的关系层面就当前文学批评的几种范式进行了反思，认为文学批评中最流行的启蒙范式存在“道和术双重层面上的困难”，地域文化范式有“离道而扬术”之嫌，民间范式属于“借术以求道”，底层范式则“既非道又非术”。老师认为我这样的分法存在着将“道”与“术”机械割裂的问题。在老师看来，“道”与“术”应该是一体的，“道”附体于“术”才能呈现，“就像人的生命与人的身体的关系，生命固然比身体更精彩，但生命是通过身体各个器官来维持和升华的，一旦去掉了这身臭皮囊，再精彩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

老师的意见首先使我联想到了南北朝时期范缜面对形与神关系争论时所持的看法。南北朝时期，佛教流行，一些人认为人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范缜则从形神一体的角度对此严加驳斥，认为“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①范缜的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在学术史上也影响深远。可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观照文学的“道”和“术”的关系时也只能如此呢？我个人认为，观照文学的“道”和“术”之间的关系，首先涉及的是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理解。

我自己是这样来理解的：尽管我们通常说文学是人学，但“人”的内在规定性不是由“文”来决定的;文学的“文”，本来就含有“花纹”和“修饰”的意思，是第二位的东西。人的生命本体就像一座大厦一样，它的基因、细胞、器官等生物学层面的基本形态、基本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社会特征等内容是先天的，也是本质性的;文学是为这种先天性的生命本体的需求服务的，它只能从表层空间里，尽可能利用各方面审美资源来使生命本体的存在更舒适、更美丽些。我愿意用“生命本体的审美装修”这句话来比喻文学，在这里，装修不可能改变大厦一些框架性的东西，只能在一些有限的空间进行阐释、演绎和发挥。所以文学的根本之道不在“文”本身，而在于它之外的生命本体诉求。文学研究就是研究者从一定角度来思考和审视各种文学思潮、观念，看它们对生命本体的装修是否合乎生命本体的需求和规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观念里有“文以载道”的观点，就是将“道”看成是独立于“文”之外的独立范畴。和古代“文以载道”的“道”是一些僵化的传统道德教条不同，现当代的文学批评则应该是现代性话语体系的一个分支，要载的是现代文明之“道”，即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现象的境界和高度。现代文明之“道”秉持的是由理性建构起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当然理性的具体内容也是不断发展的，尽可能以所处时代理性所能抵达的文明高度来理解人、关心人，并尝试着为生命本体的生存创造一个更加合适的外部价值系统，我想这就应该是所有文学研究与批评在内心所应该秉持的“道”;而为达成这一目的所用的各种批评手段，则相应也统统是文学研究之“术”。

甚至我觉得，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观念系统而言，有且只有将“道”和“术”分成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才能将一些现象说清楚。一方面，人文学科的许多具体概念、思潮及创作追求都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它们要在它们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获得生存资格，不可避免地要涂上种种必要的保护色，从而使自己所呈现出来的面目是经过“术”改造的，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的观念、思潮甚至一些作家的创作都是针对特定的时代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回应或阐释，当时代出现了某种病灶，它们要充当治疗这种病灶的药时，为了取得突出的效果，也不得不借用某些技术手段。正因为人文学科的许多具体概念、思潮及创作追求都有意无意存在着真实意图和表面主张脱离的情况，所以我们才要辨析它们的真实价值。如明代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针对当时“台阁体”“茶陵派”的萎弱文风，想要用一种高标准来改变现状，所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便必须从“道”和“术”的双重维度上去理解。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是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一个分支，其中的每一个局部节点都在以自己的特殊策略服务于现代性这一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这也是由各自特殊的生成背景决定的。现代社会文学文化生成背景的复杂性远高于古代，它要求我们更要认真地辨析每一个具体文学理论现象中的“道”与“术”。

基于以上认知，我才在《1978年以来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叙事研究》这本书第十三章里专门探讨了一下启蒙、地域、民间、底层等新时期以来文坛上先后领一时之风骚的批评理念。在我看来这些概念都是基于文学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某些病灶所开出的药方，都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但因为其初衷都是要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局部性或阶段性问题，因而从审美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诉求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己的瓶颈。以老师所专门拈出来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中，文学通过对地域文化之根的强调，改变了此前的一些政治化、概念化倾向，这些都无疑义。但是地域文化自身对人的认知，能涵盖、超越和替代其他层面对人的认知吗？显然不能。这也就说明地域文化只能揭示的是生命本体的一个维度而已。就现代文明的知识立场来看，人的诸多本质性的价值构成，都远远地超越了地域文化所能阐释的边界，因而在文学创作中强调地域文化是可以的，但过多地依赖则会形成新的问题。记得80年代有个学者曾小逸主编了一套很有影响的“走向世界丛书”，针对当时流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流行观念，他提出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主张：“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我明白曾小逸所要表达的实际主张是：只有以世界性为底蕴的民族性或地方色彩，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民族性或地方色彩。所谓世界性，也就是符合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理念的一种说法。事实不正是如此吗？裹小脚是中国很传统、很民族化的东西，但由此组成的“民族性”或“地域色彩”又有多大意义呢？我批评新时期以来地域文化范式是“离道而扬术”，就是指许多主张者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对现代性这一本质的强调，而片面把表层的东西当成根本性的了。以韩少功影响很大的《爸爸爸》这一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为例，它尽管针对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即改革文学的过分政治化，以对湘西文化的引入在当时起到了开一时风气的作用，可其真实的价值无非是借用地域文化的手法，迎合时代用现代性视野反思文化传统的内在冲动，其塑造的丙崽代表着现代性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国民劣根性的一种审视。若无此根本性的“道”层面的贡献，小说里对湘西文化的书写有多少价值？其实，对文学理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告诉作家从什么角度去进行创作，而是要鼓励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作家的生活经验里有地域的底蕴，他忠实地把它写出来，自然就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如果作家自身的地域文化体验很稀薄，他只是为了济写作之穷而生拉硬拽，恐怕只能适得其反。试想80年代在高举地域文化大旗的寻根文学潮流里，有多少地域文化经验非常肤浅的作家都是在望文生义地制造一种伪地域文化呢？老师认为“人性共同价值”的“道”是通过各种艺术创作的手段、语言、风格，也通过作家迥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创作特色来表现的，我觉得固然有道理，但还是觉得后者只是体现前者的一种法门。大千世界，条条大路通罗马，现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文明成果，不都同样是在载“人性共同价值”之道吗？文学的形形色色的流派不也是在从各自角度载“人性共同价值”之道吗？每一种范式的载好载坏、载多载少，是否合乎人性的内在逻辑，都是可以批评的。尽管也如老师所说，任何文学理论都只能是阶段性有效，可以被证伪，没有万世不变的文学理论，不过“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在一个话语体系内部，还是有相对“不变”的东西的，就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而对于文学所迄今从属的“现代性”这个话语体系而言，核心价值难道不仍然就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吗？始终以理性所能达到的最大的限度去理解人、尊重人，不让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过度逾越理性的范畴把人变成“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非人，这是不是可以属于我们表层形态不断变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内在“不变”？

老师觉得我对文学创作的批评，似乎一直在寻求升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某种精神抽象物，譬如所谓“道”，所谓“思想”，一旦找不到这些被预设的抽象物，就会抱怨作家的水平不够，认为他们没有达到我的理想境界。在此我需要解释一下，我所理解和秉持的“道”不是某些固定的概念和教条，而是需要人们秉持着理性思辨的态度去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结构，它有一个出发点而没有终点。因为作为现代文明价值核心的理性已经发展到了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后现代”阶段，真正坚持它的人不会迷信某一种具体思维模式可以包打天下，不会把任何阶段性的成果上升为教条，而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看待万事万物的思维出发点。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批评家要做的就不是从外围告诉作家什么是更好的思想主题、更好的方法并要求他们予以执行，而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视野和理性思维对作家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和使用的方法去鉴别，去评判。研究作家主要是为了认识作家，不一定是为了改变作家。若一些批评建议能给作家提供某种帮助，那自然更好。这里我不妨谈一下个人对好文学的认识。我不是要用书本上或文件上的“思想”来套，只是认为好的文学在表现生活时不能完全没有思想认识上的突破。文学作品的内容包括现象层和思考层，不排除一些本色型的作家可以仅仅凭借对典型生活现象的直接呈现就可以构成非常精美的作品，但最优秀的作家必然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家。和老师的判断不太一样，我内心是非常推崇雨果、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并认可他们的成功的。以雨果的《悲惨世界》为例，《悲惨世界》以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处了5年苦刑的真实事件为蓝本，对“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入揭露和批判，并传达自己的理想追求。雨果关于主人公冉阿让被关进狱中又被屡次加刑后的大段心理活动的描写，曾使我感到一种异常的震惊，一种身不由己的晕眩：因为他竟可以借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囚犯的心理活动，把思索合乎情理地延伸到如此深入的地步！我们看到，雨果让冉阿让自己组织法庭，对自己、上帝和社会都进行了逐个的审判。他承认自己偷面包不能说是无罪，但像他这样一个愿意工作却缺少工作、愿意劳动又缺少面包的人被逼上绝路，难道仅仅是自己的罪责吗？他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法律是否公平？上帝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上帝又何在呢？由之他对上帝和社会都定了它们的罪。在所有的审问中，最精彩的当属这段对社会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