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融通

我和杨辉属于同龄人，他其实还年长我一点，平时交流比较多，前几年也时常在各种场合见面，而且很聊得来。之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工作的时候，我也编发过他好几篇文章。所以，对杨辉的人与文都比较了解，也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一开始杨辉让我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是拒绝的，一是我觉得没有这样的资格，似乎老师辈的人写更合适;二是杨辉的文章很精深，我感觉没有足够能力很好地把握。但最后兜兜转转，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在我的头上。

杨辉的文章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扎实、严谨，知识的含量和密度惊人。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有一次我把他的一篇文章交给李敬泽主编，他看后觉得文章包含的诸多问题非常重要，放在一篇文章里有些可惜，就请杨辉把这篇文章修改成了两篇分别刊发，这在我十年的编辑工作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杨辉的为人和为文都有他独特的一面，正所谓文如其人，杨辉的人与文都讲究规矩和章法，周正、严谨，总是那样一丝不苟，带有老一派学人的风范，显示出和年龄不符的成熟。看杨辉的文章，总有一种感觉，字字斟酌，增损一字都困难，每一个字都好像倾注了巨大的心力。所以看他的文章总是让人心生敬重，因为在他的文章里能够看到他对于学术的虔诚，对于文字的尊重，就像他待人接物一样，很传统，很真诚，带有一点古风。

杨辉的文章有明显的文体特征，有辨识度，文白相间，有文章之美，这是他借鉴古典文学传统的结果。当代批评如何复活古典传统，是杨辉近几年关于批评理论思考和实践的一部分。他尝试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汲取资源，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又进一步把古典文学传统、五四文学传统与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进行融合和贯通，以“通三统”的方式扩张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试图解决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

杨辉所建构的“大文学史观”，从根本上讲是以古今贯通的思维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这种大文学史观，并非仅仅开辟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寻找新的文学理论资料，在他看来，“在‘大文学史’视域中考察当代作家承续古典文脉之方式及意义，庶几可以丰富当代文学的史性叙述，亦是中国文化‘归根复命’探索之一种”①。

“大文学史观”极具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它针对的是单一的文学史观念和一元化的批评理论所带来的褊狭。一方面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具有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其影响;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又缺少“古典”这一维度，因为文学批评在面对那种接续了古典传统的作品时往往失语，甚至得出不公正的评价。2015年发表的文章《“大文学史观”与贾平凹的评价问题》就是杨辉在这方面的尝试，2017年发表的《贾平凹与“大文学史”》做了进一步阐发。从这些文章来看，杨辉意在激活古典文学的传统，充分释放被压抑的中国文学“大传统”的解释资源，以此超越和克服习用多年的“现代性”视域，重新评价贾平凹及其与中国古典文脉之关系，并进一步在“大文学史”视域中梳理了贾平凹与《周易》《山海经》等文化原典之思想关联，与苏东坡、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以及废名、沈从文文章流脉之承传关系，这在打开贾平凹研究新视阈的同时，也澄清了诸多对贾平凹的不公正评价。

“大文学史观”克服了“古今中西之争”以及文学史视域的褊狭，融通了中国文学“大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与“小传统”（五四以降的现当代文学），改变了以往二者的对立关系，把五四“新文学”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在20世纪的流变，从而超越了以“现代性”视域所带来的单一价值观念和审美偏好，打破了以此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的话语霸权，并激活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理论活力，找到了它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适用性，比如对“境界”“气韵”“虚”“实”等古典文论概念的激活和使用上。在杨辉看来，这样的转化能够“敞开新的精神空间”，非常适用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等有心接续古典传统的作家作品②。

杨辉对古今分裂的文学史观有清醒的认知，这种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分裂严重割裂了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表现在文学批评和相关作品的评价上，就是对接续古典传统的作品的否定。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杨辉又相继写了《余华与古典传统》③、《陈彦与古典传统——以〈装台〉〈主角〉为中心》④、《陈彦〈主角〉对“传统”的融通与再造》⑤，以及《历史、通观与自然之镜——贾平凹小说的一种读法》⑥等文章。由这样的文学史观出发，杨辉对这些作品的解读别开生面，打开了我们用现代性的文学概念无法打开的诸多面向，作品本身的丰富内涵得以合理呈现。比如对陈彦《主角》的研究，杨辉看到了作品多元统合的复杂面向，以及在思想传统和审美表达上的独特性，既有扎根于当下的现实观察，又融通了中国古典儒、道、释三家思想，既包含现实主义的要义，又融通了中国古典“奇书文体”复杂寓意的重要经验，吸纳明清世情小说传统笔法及意趣⑦。对作品复杂性的解读和呈现显然和杨辉所秉持的“大文学史观”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利用古典文学传统资源的结果，否则以单一的资源进行研究，必然会遮蔽、忽略其中的某些重要元素。

“大文学史观”的核心问题在于“古典转向”，经由对贾平凹等作家研究的尝试，杨辉进一步阐释了“古典转向”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转向”》这篇文章里他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杨辉把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转向定义为“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为评价视域，阐发当代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促进其‘经典化’的研究路向”，并把这种路向分为两个层次，“初阶为发掘当代文本与古典传统之内在关联，包括思想、章法、意象、语言等，也包括以年谱、学案等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做当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方式”，“进阶为超克‘五四’以降文学观念之局限，自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视域重解当代文学与古典传统间之赓续关系”⑧。同时这篇文章通过梳理1980年代以来从古今融通的角度，解读当代文本的思想观念、审美表达方式的现状，以及进一步展开的可能，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杨辉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杨辉逐渐意识到“大文学史观”还需要建构另一个维度。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评价观念在面对那些接续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时，比如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作品和陈彦的现代戏、《西京故事》，明显存在“限度”，因此尝试提出融通中国古典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通三统”观念，尝试打开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视野。在杨辉看来，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思想和审美传统并未“断裂”，而是呈现为与时推移的自然调适状态，仍有形塑当下文学并作用于当下现实的解释效力，甚至构成了诸多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根基中应有之义”⑨。基于此，杨辉重新强调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政治和现实功能，重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效力。

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当代中国显然是无法绕开的，简单加以否定或者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同样会造成对文学史丰富性的遮蔽，也无法正确面对和处理很多相关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很多作家的创作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传统，因此有必要用这个传统去研究作家的创作，才不至于产生偏见。“在‘重写文学史’及其所开启之若干核心观念延续性的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及路遥至今仍然面临着诸多评价的‘困难’。若无更为宏阔之文学史视域，且在历史化的语境中重启《讲话》以降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及其解释当下文学问题的理论效力，则关于路遥的文学史评价问题，仍会因视域的褊狭而难有质的‘突破’”⑩。基于此，杨辉尝试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当代文学的现场，并以此为基础重读柳青的《创业史》11、路遥《山花》时期的作品12、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13，以及陈彦的《喜剧》14等作品。

在关于路遥的研究中，杨辉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路遥身上一以贯之的体现。杨辉质疑了那种因时代变化导致的作家创作变化的“断裂”论，强调历史断裂中的延续性，即“常”与“变”的辩证关系。杨辉追溯了“《山花》时期”对于路遥的奠基性意义，这段写作的“前史”，“既属开端，亦在多个层面奠定了路遥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基本面向”。路遥在1980年代之后的写作“属此一时段所开启之思想及写作理路的自然延伸而非超克”。因此，路遥在现代主义写作风行的年代，仍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离不开《山花》时期所奠定的创作和生活经验。“《山花》时期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的互动，形塑了路遥的文学及世界观念，其此后的创作虽有较大‘突破’，但根本性之精神依托，仍在此一时期所开启之文章流脉之中”15，比如宏阔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思考并观照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对底层生活与生命做深入观照，理解并把握他们在新的时代历史中的境遇等基本理念，在路遥的作品里贯彻始终。

这些认识也使杨辉进一步在总体性视野中梳理路遥的文学观。路遥的1990年代初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杨辉看来，并非仅仅梳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经验，而是有意识地回应评论界对他的作品的批评意见。批评意见与路遥的回应其实指向了80年代文学与思想在观念上的分野，最主要的体现在“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晨从中午开始》所阐述路遥的文学观念，杨辉认为，是“经由对个人生命实感经验与时代潮流的‘常’与‘变’的深切反思”，路遥“并不赞同随波逐流的文学观念，而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的世界观察，始终扎根于《讲话》以降的思想传统之中”16。

杨辉的这些工作显然为重新认识路遥的文学史价值清理了一些观念上的障碍，他以一种融通性、包容性的视野，把以《讲话》为起点的社会主义传统纳入80年代的文学资源之中，从而为路遥所选择的文学道路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解释。在他看来，《平凡的世界》与时代文学潮流的“背反”说明路遥所持的是一种更具历史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观念，是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80年代的自然延续。所以路遥强调现实主义的时代价值、强调“深入生活”的意义以及读者大众作为文艺评判的“主体”等观点。

上述杨辉所提出的“大文学史观”“通三统”的研究理念和具体实践，试图以古典转向打通古典传统和现当代文学，“重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思路和方法。如何重启，有诸多路径，但很显然困难重重，还有很多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在观念和实践上都需要面对强大的研究的传统和定势，而关键的步骤是要完成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在他看来，“大文学史观”的建构，“必然以文学史评价视域的转换为基础。而暂时‘悬置’文学评价的现代视域，以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解释学效力，为第一要务，亦是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的先决条件”17。

同时，杨辉也把“文体”问题作为关键的一环，古典传统不仅是研究的资源，在形式上也能为当下批评提供独特的话语和修辞，文体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作为依托的内在的观念和思想的外显。在《“回归”古典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中，杨辉强调了批评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新时期以来，一当对此种批评产生‘不满’，‘重启’中国古典感悟式、印象式批评即被一再提及。但总体性的文化及批评语境的变化，已经使古典批评的回归变得分外困难。如前所述，无法重返古典批评所依凭之思想，是困难之一。而不大注重文学批评的文体，亦不容忽视”。因此重返古典需要“在语言上打通古今，接续古汉语的诗性和魅力”18。然而古代的文章之美，在当代并不多见，“批评文章可以作文学作品来读的，不过数人而已”。而更为严重的是，古典批评的失落，使得“千篇一律的论说体取代古典批评极具诗性和文学性的多样话语方式”，“以理论切入文本，逐渐取代以个人体悟为核心的诗话及评点式批评”，文体上的千人一面、表达方式的单向度、体验世界的平面化和同质化、文学成为各种西方理论的跑马场、作家对于世界的复杂感受被遮蔽和压抑等问题也随之而来19。

因此，古典文章的运思用笔也是回归古典的重要资源。但杨辉显然并不是主张对古汉语的简单模仿，因为在他看来，文体不是外在的修辞，“文章的好坏，不在词汇的华贵，而在气韵的贯通”，文章和人格相关，“有何样之人格，便有与之相应的文章体式”，因此文体的差异“在个人境界的分野”20。在《气盛言宜——孙郁文章的“内”“外”工夫》中，杨辉借由孙郁的文章，对个人修养与文体的“内”“外”关系做了相当有深度的阐发，也阐明了自己的文章观和文体观。杨辉认为，“批评文体所关涉的，远非‘文体’二字所能概括，而与更为复杂的文章修养工夫关联甚深”，他以“文气”作为切入进行文体的辨析，“文气论”的要义在于，“文章之高下、兴替，不在文辞兴衰流变，而在文章家境界格局之起伏”。杨辉视孙郁为此方面的典范，不止文章的修养工夫、“合‘内’‘外’工夫而开启之文章的自然自由状态”等方面，孙郁文章涉及很多重要论题，“有着朝向未来的未定开放性，有待后之来者再做体证发挥”21，其中蕴含着中国当代文章学的未来可能性和可开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