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迟1950年代思想及创作的转变

引言

1949年之后，与许多进入新时代的作家一样，徐迟陷入一个艰难的思索与转型期。作家徐鲁曾这样评价徐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二三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摇摇头，自叹才尽，无法效命而停笔，过早地终止了各自的创作生命。但也有一些作家，似乎克服了‘异化’，在痛苦与困惑中走出了高尔基笔下的那个萨木金式的自我天地，很快投入了新的时代当中。徐迟当属后一类作家。”①经过四年的苦闷思索，徐迟在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行后，逐渐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向。他的思想也因此克服“异化”，走出苦闷，投入新时代，正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五年，直到1958年下放河北怀来县劳动才告一段落。一年后，徐迟结束劳动回京，后又遭种种变故，一家人很快离京赴汉，他也因此结束了1950年代的创作，进入了另一阶段。

在这期间，徐迟先后出版了两本散文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1956.6）、《庆功宴》（1957.7），以及三本诗集《战争和平进步》（1956.8）、《美丽、神奇、丰富》（1957.4）、《共和国的歌》（1958.7）。这些作品是他在1950年代思想完成转型之后的新创作。分析梳理徐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思想的转变过程及这一阶段的创作特征，不仅对于综合理解徐迟1950年代的创作极有帮助，也有利于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更深层次地把握徐迟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演变。

一、徐迟的苦闷与失衡

1949年5月3日清晨，天还没亮，熟睡的徐迟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就在前一日，解放军来到了南浔镇上。南浔解放当晚，连日奔波的徐迟长舒一口气，心情舒畅地沉沉睡去。然而，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就有人登门邀请徐迟到镇上商会开会。睡眼惺忪的徐迟顶着困意从梦中惊醒，似乎有点生气：哪有这么天刚亮就开会的？但他转念一想，呵，现在已经是解放了呵！天不亮就应该去开会嘛！从今后，一切都要变过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徐迟匆匆起床，在朦胧的晨色中奔向了商会②。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在徐迟的脑海中却挥之不去。正如徐鲁指出的那样，一大批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的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陷入了思想与认识上“无所适从”的危机。徐迟也不例外，他极早感受到了思想与认识转变带来的矛盾。在四十年之后的回忆录中，他清楚地记下了这件事，并感慨道：“从解放的第二天早晨梦醒的时候起，我就意识到了‘自我’与集体之间，个性与共性之间是存在着矛盾对立的。”③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徐迟面临着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个人认识的艰难转向，这一转变过程令他一度陷入重重苦闷。

“个人”意愿与“集体”组织之间渐渐浮现的无意识“对立”首先令徐迟倍感不适。自南浔解放的第二天起，当他怀抱着新鲜的感觉参与到集体生活中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区隔便开始撩拨起他内心的矛盾。哈耶克认为，所有集体主义制度的共同特征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对社会劳动者的精心组织”④。在这个体制中，个人要被纳入组织管理，在价值序列中为特定目标发挥出最大价值。所以，相对于之前，徐迟此刻的思想与活动已被纳入组织的“计划”之内，个人行动已开始需要服从集体需求、组织安排。这一转变显然让徐迟极为不适。

从徐迟个人经历来看，他的性格当中一直以来就有一种“我行我素”的特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从小就有不大老实的毛病，或者说，有点反传统的精神”。1931年，徐迟在东吴大学就读。国内战事爆发，危机渐起，他有意尝试一种兵营生活，便不顾学校劝阻，在校园内扎起了营盘。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七岁的徐迟不顾阻拦，与另外一个同学张宗和参加了北上援助马占山的“援马团”。行至无锡，同行的张宗和被一路寻来的母亲和姐姐态度坚决地拉了回去，只剩徐迟一人继续北上。徐母听闻此事后，亦从南浔赶到南京，找到徐迟，把他关在舅父陶俊家中。面对反复劝说，徐迟态度坚决。软禁九天后，他居然趁着早晨买烧饼，偷偷跑回了“援马团”驻地。翌日，“援马团”列队向下关火车站出发，准备继续北上。徐母和大姐开车沿着队列找到了徐迟，劝他回家。但徐迟仍不为所动，坚不让步，无奈的母亲只能眼睁睁看着徐迟离开。1934年夏，徐迟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渐渐对课程失去兴趣，“我发现上这样的学校读下这些书，实在没有多大意思”⑤。于是在当年6月的考试中，他声明弃考。学校注册处找来徐迟谈话，说如不参加考试，下学期将无法回校学习。徐迟干脆自作主张：“我本来就不想来上学了，我自动退学了吧。”⑥无论是不顾阻拦参加“援马团”，还是自作主张弃考、退学，徐迟性格中有着明显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个性”。甚至在南浔解放之后，他仍旧如此：

我提出，我想到北京去看看。在我希望我的新领导发给我一张路条时，却未想到会遭到这样的拒绝：“你不要走，这里还需要你呢。”我不假思索地自己作出了决定：我该走了！我就得走了！并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离开了当时已经在领导我的当地的地方党组织，很快一溜火星似的一走就走掉了。⑦

徐迟后来反思道：“我想，这是我第二次，对所谓我的‘组织’的毫无半点儿自觉地对抗起来了的。（第一次是天刚亮就要我去开会。）”⑧

显然，这种“个人意识”突出的个性特质，让徐迟不可避免地与走向“计划集体”的新环境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冲突。当越来越多的社会与个人生活被纳入组织管理的范畴内，“我就已经感觉到了，我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是如何经常地冒出头来的。……所以，当周围的一切都闪耀着无限光明、无限美好之时，我自己也曾蒙着一层荫翳，我与我生活的新环境并不能协调，自己觉得有点儿格格不入。我发现我是在作茧自缚”⑨。

在自我与集体的无意识对立之外，新形势下文学创作形态、方式的变化同样让徐迟感到难以适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徐迟赴朝采访。在那里他完成了《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与《平壤被炸目击记》。回京后，两篇稿件投给了《人民文学》。然而，第一篇文章“却被茅盾枪毙了”，只发表了第二篇，“因为这篇（第一篇）写的是北朝鲜的灾难”而“后者确实愤怒诅咒了美帝轰炸平壤罪行的，当然照发无疑”⑩。徐迟心里对此事颇有微词，他在回忆录中说：

其实文章都是写得可以的，两个乐章构成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后来它发表于《大公报》的，可谓第一乐章：是一首哀歌，接着作了愤怒的控诉，而发表于《新观察》的为第二乐章;对轰炸的惨绝尘寰，发出愤慨之极的声讨！没有第一乐章，就没有理由写第二乐章。我对于第一乐章的被枪毙，实在觉得不合情理。11

在徐迟看来，作家不要写“应该”写的文章，而要作家只写“愿意”写的文章12。也就是说，徐迟认为作家的创作显然应是一种内在驱力为主导的行为。他之所以觉得“不合情理”，其实正是委婉表达对主题先行的不满，而强调作家本身的生活经历与自发的创作意愿。徐迟虽然能够写出形势所需的“愤慨之极的声讨”，但这种“声讨”的根本来源却是作家本人因景而生发的“愿意”，并非完全是按照设定目标而生造的感受。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文艺逐渐强化的计划性与工具性显然令外在形势先于创作者的意愿。因此，“第一乐章”被茅盾枪毙，在徐迟看来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这显然让他难以接受。

采访结束后，徐迟于1951年初回国，当年冬天分配至广西省柳州市农村体验生活，参加土地改革。这一段农村经历，让徐迟的不适感更加强烈。在土改过程中，尽管设定好的整套流程是“很了不起的一套学问，它已被说得头头是道了”13，但是在徐迟看来，实践过程却有着很大问题：

至于实践之时，应当说，是很困难的，经常是走过场，就是一切都做到了，但是都是走过场。14

徐迟对这段“土改”经历的看法并不积极，评价亦不高：

就在那时，我内心里却已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实践的这一次“土改”经验，至少在我们的三个乡里，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是煮了三锅“夹生饭”。15

这种围绕既定目的进行体验与定制，进而批量产出的“图解”式写作让徐迟难以接受。从徐迟的感受来看，这段经历没有给予他源于现实的真切触动，而更像是在机械的流水线上履行“任务”。徐迟本人并不习惯这样的创作生产方式，因此更谈不上创作的动力与激情，他曾经的创作经验让他觉得这种“图解式的作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16。但是，面对整体形势的要求，他又无能为力。因此，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后，徐迟只能非常悲观地否定了自己：

从我来说，我是一个最笨的人，什么也没有学到。但也不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不过带回了一点儿失败的酸味。我自知我这辈子不可能懂得农村。许多自以为完全了解农村的人，实际也并没有。中国的农民是永解不开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我从来知道我不能写农村。17

这段广西之行结束后，除上交两段日记给阳翰笙应付差事外，徐迟交了一张“白卷”，没有写出任何作品。

“个人意识”带来的冲突矛盾和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让徐迟感受到很大压力。在变化的形势中，他迟迟没有找到创作的感觉，这让他十分苦恼。在其后的四年间，徐迟陷入了相当程度的沉寂与苦闷：“事实就是如此，我被文坛冷落了。一连四年，没有作品可写，是很严峻和痛苦的事。……我在开国前写过不少东西，出过好多本书，但是一解放，即写不出文章，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了。”18

总体看来，时代的变化令徐迟面临思想精神与创作层面的双重危机。他的个性意识由于“惯性”而与时代主流有了明显错位;他的文艺创作观念似乎也与时代主流发生了抵牾。他曾借用高尔基《四十年间》的主人公来反思自身，自己似乎“游离于时代的主潮流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想着的只是他自己”19。这种状况体现出“这是一种反映了自我与社会发生了还不是尖锐的矛盾，却已有些‘异化’了的精神状态”20。在浩浩汤汤的时代洪流中，徐迟对新时代抱有极大期望。然而，在张开怀抱、迈开脚步的追赶中，他却痛苦地发觉自己步履踉跄。面对克里·萨木金这面“镜子”，他觉得自己“也是掉在新中国里的一个魔影”21。在飞速前进的时代中，徐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开始痛苦地思索与转变。

二、复归的“平衡点”

1953年1月11日，徐迟响应号召来到了鞍钢。初到建设工地，徐迟仍有些苦闷，“因为我真是从来也来22见过那么大的场面！不知有多少人，不知他们在现场干的什么，实在太突然了！”23但很快，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便深深感染了他。在工地上，徐迟见到了各式各样新奇的设备和壮观的场面。火炉加温设备激起的水蒸气，像云雾一般翻腾滚滚，壮观异常。工人的施工技术，令他惊叹：烧红的铆钉一扬手便飞到了十余米的高空，上面的人轻巧地接住，熟练地铆在了钢梁的开孔中。徐迟被这个场面深深地震惊了，“多么高超的技术呵！真使我在惊骇中倾倒，不胜钦佩之至”24。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宏伟气势，及从未接触过的崭新经验与经历，令徐迟兴奋异常。他迷失已久的创作动力和文学感觉，在这里似乎出现了：

总算我遵照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到了部队、农村和建设工地的火热的斗争中。兵、农和工，三处都跑到，发现我写兵士和农民不行，我不能理解他们，而写工地上的人似乎可以。国家和大规模建设正在开始，我愿意努力，为计划经济，为基本建设服务，似乎这件事是有点儿可能做到的。25

短暂的接触与适应过后，徐迟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鞍山钢铁工程基本概况和相应技术知识。一个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宏大框架和重大意义在脑海中逐渐建构成形，他很快便提笔写出了第一篇特写《难忘的一夜》。按照徐迟自己的说法，“这是我第一篇解放后的新作”26。这篇新作增强了他对创作的信心：

我开始展望到中国的未来。这可谓是我的极成功的一次创作上的探索性旅行。它是我一生中的文学生涯的新起点，是最难忘的重要的日子。现在，兵、农、工三个方面，我都已经接触过了。从此，我选定了以基本建设作为我后半生的永恒的主题了！27

在工地上，徐迟如鱼得水，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工程建设的恢宏气势，现代化的远大未来，工地上日新月异的进展和英雄人物异彩纷呈的故事，让他内心深受震撼，也找到了创作的动力与激情。按照单位的安排，徐迟在鞍山一共待了三个月。这段时间，对已经如鱼得水的徐迟来说，显然很不够：“和国家建设的恢宏气势相比较，我们编辑部也是太没有远见，给我的时间，是太少也太短了。”28但即便只有三个月，等他离开鞍山的时候，他冰封多年的内心世界，也如东北大地一样，在已经到来的四月春天中开始融化和苏醒。徐迟创作的激情和活力渐渐复归，异化感觉也因此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