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传记文献搜集与考订的难题

作家传记文献的搜集往往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经年累月地工作，终能掌握大量的文献，构设比较完整的作家传记形象，但仍然可能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以穆旦（1918—1977）研究为例，虽然近年来时有新材料出现，但应该说，相关传记文献的总体格局已经基本确定——也并非穆旦的传记形象已经非常完整，而是基于穆旦较早离世、个人自述类文献较少、传记文献总量偏小这一既定事实，各时段所能发掘的文献已经比较充分，一些时段可能很难再出现大的文献突破，将不得不存在较多的空白点。

与此相关联的即是相关史实的考订，因为文献比较单薄，且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考订的难题，穆旦1960年代中期参与美国史资料的翻译即是一例。这虽早已不是秘闻，但相关信息一直非常有限，说法少且有不合之处，最主要的译著又久未进入研究视野，故基本史实尚未得到清晰的勾描。坊间新见穆旦妻子周与良（1923—2002）的一封信①提供了新的信息，但疑团犹在，可进一步申述，而其中所包含的作家传记文献搜集与考订方面的议题，也可适当展开。

一、新见书信中的信息

新见周与良的信写于2000年，其中关于穆旦翻译美国史资料的内容为：

我已将《美西战争资料选辑》寄您，请查收，另外上海人民出版了另一本《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也是南大历史系杨生茂主编，参加翻译的有：周基堃、查良铮等，没有注明谁译那一段，所以没寄您，以上两本书都是80年代初，南大历史系派人送我的。最近了解到1964年秋到1965年8月（因为1965年9月全校师生下乡四清去了），穆旦由南大图书馆借调历史系美国史研究所做翻译工作，据冯承柏教授回忆说这期间穆旦还给部分青年教师讲英语，据他说选的是一本英文小说，他还说请穆旦讲英文，青年教师自发的，领导不知道，当时冯承柏就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后南大图书馆馆长，现已退休。

书信落款仅署“6.12”，对照信中提到的2000年6月7日《天津日报》，年份应该即2000年。抬头称世存，应该是余世存，稍早出版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②的编者之一。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穆旦翻译、写作和相关报道的情况，除美国史资料外，还列出了穆旦各译诗集之中他自己所写序或后记的信息、报载中国现代文学馆相关展览的消息、派人去沈阳复印《新报》“日日谈”栏目内容之事，等等。看起来，穆旦家属和友人、学者们在交换穆旦写作和作品搜集的信息，其时，穆旦的传记形象还比较单薄，其人生的一些重要阶段还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撑，信中所提到的在沈阳所办《新报》（1946—1947年间，穆旦任总编辑）只是其中一种，1953年穆旦从美国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之后的经历也多只见于家属的回忆文，相关档案文献尚未采信。穆旦作品集也尚未成型，坊间仅有《穆旦诗全集》（1996）和一些诗选、诗文选、译作的单行本，五六年之后，预想中的“穆旦全集”以《穆旦译文集》（八卷本，2005年）和《穆旦诗文集》（两卷本，2006年）之名出版，不过其中全无穆旦参与美国史翻译的消息。两套书后来均再版，相关信息仍阙如。

实际上，这也是目前所见家属关于穆旦翻译美国史资料的唯一说明。上述段落提到的两本美国战争资料译著，均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杨生茂教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1978）和《美西战争资料选辑》（1981），前者已为学界知晓，后者则还未被提及，是穆旦参与翻译美国史资料的新文献。两者的署名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均用其本名“查良铮”或称“查先生”，本文为方便故，仍统一以“穆旦”称之。

周与良的信显示，信息是“最近了解到”的，来源为当时新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后来的图书馆馆长冯承柏先生（1933—2007）——也即最早披露穆旦参与《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翻译的人士。对照冯承柏后来的谈话（2006）和其他相关材料，有些信息可以构成补充或得到确认，同时，也有进一步辩驳的空间。

二、两种美国战争资料的翻译

1958年8月19日，经天津市委五人领导小组批准，穆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决定判处管制。12月18日，天津市人民法院（58）法刑—管字141号判决书依法判处管制三年，撤销副教授职务，由六级降为十级。直到1962年1月4日，经天津市公安局批准撤销管制③。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管制的穆旦从外文系教师转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其时，图书馆馆长为哲学系、外文系教授冯文潜先生（1896—1963），穆旦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留校任教期间，冯文潜即是校中教授。1959年1月1日，穆旦日记中有关于“最近受处分的事”：“我总的感觉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不再对组织及党怀有一丝不满情绪，以后应多反省自身，决心作一个普通的勤劳无私的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不再抱有个人的野心及愿望。”此后几天的日记中又有：“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前两日，冯老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④这里的“冯老”就是冯文潜，也即冯承柏的父亲。

周与良称，1964年秋到1965年8月，穆旦“由南大图书馆借调历史系美国史研究所做翻译工作”。此前，相关时间比较含混，所依据的即冯承柏到南开大学工作的时间及其回忆。1963年4月，冯文潜先生逝世。6月，冯承柏由天津《历史教学》社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任杨生茂先生的科研助手，由此步入美国史领域，同时也成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始成员”⑤。在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照的情况之下，本人所撰《穆旦年谱》（2010），只能据此认为穆旦参与历史系的翻译工作至少是在1963年6月之后，结束时间则无从说明。现在看来，既确认了翻译工作与美国史研究室的关联，时间还可以进一步细化。

资料显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是1964年经高教部批准成立，首任主任为杨生茂教授（1917—2010），“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央意识到我们急需对外国有更多的了解，毛主席指示高教部，研究三大宗教和地区国别史”，当时杨生茂等人“正在冀东搞四清，被告知学校有任务，奉命回校，至于任务的内容秘而不宣，回到学校后才知道历史系要组建三个研究点”，即日本史、拉美史和美国史。也就是说，该研究机构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属性，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示建立的”⑥。现暂未查得美国史研究室成立的具体月份，但日后的纪念成立会议在10月中旬召开，周与良信中称翻译工作始于1964年秋，时间上大致吻合，可依周与良的说法。

冯承柏2006年在接受本人采访时，有“顺带”一词，未见“借调”一说，而且，请穆旦参与历史系的相关翻译工作，首先是因为另一项政治任务：“当时系里正在搞‘反修’，批判历史学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观点”，“组织了一批外文系的俄文教师来批判”，“俄文好”的穆旦也在其列。此事算不上“运动”，而是“带有政治性的任务”，所写材料没有正式出版。后来，杨生茂先生请他“顺带”做了些美国史翻译，即1978年出版的《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翻译量不大”。又称，当时他和几个年轻人“英文底子并不好”，“很想找人在外语上给提高提高”，“趁此机会请查先生给我们讲英文”，此事“不超过三个月”，“一礼拜顶多两三次，有三四个人”，地点“在系里的一个小资料室里头，他给讲讲，我们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周与良称用作讲解材料的是“一本英文小说”，冯承柏则说“可能是哈代的小说”⑦。在另一处，冯承柏跟记者谈道：“在短短两个月中，穆旦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知识。穆旦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好，我们有问题请教，他总是耐心解答，从不摆长者的架子。”⑧至于周与良信中“青年教师自发的，领导不知道”之语，看似强调年轻人的主动性，实则还是跟穆旦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身份相关。唯其身份有某种危险性，须背着领导进行——尽管就一般情形而言，学习活动在“系里的一个小资料室”进行，似很难逃开领导的视线。

冯承柏所称《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辑录的是反映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资产阶级与奴隶主合污以及黑人为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材料。署杨生茂主编，“引言”部分标注了9位译者的名字，为周基堃、查良铮、陈文林、王敦书、杨生茂、李元良、张友伦、冯承柏、白凤兰，但正文各章节未一一注明译者信息。

冯承柏未谈到的《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为1898年美国发动的对西班牙战争的资料选辑，署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编，其“引言”部分未标注译者的名字，但正文每一篇末均注明了译者和校改者的名字，其中译者7人，为冯承柏、李元良、查良铮、陈文林、俞辛焞⑨、张友伦、林静芬，校改者4人，为李元良、周纪琨、冯承柏、杨生茂，译、校者合起来共9人，主要工作由冯承柏、李元良承担。其中，穆旦共翻译5篇，为《约西亚·斯特朗宣扬的种族主义理论（1885年）》《阿尔伯特·贝弗里治在波士顿的演说（1898年4月27日）》《美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治的演说（1898年9月16日）》《麦金莱总统关于菲律宾问题的谈话（1899年11月21日）》《亨·卡·洛奇在参议院的演说（1900年3月7日）》，均署“查良铮译、杨生茂校”。全书329页，这5篇共约26页，占比不足8%，冯承柏称“翻译量不大”，至少就《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的翻译而言，大致即如此。对照冯承柏的回忆与周与良所述，美国史研究室既是按照中央指示建立的，“借调”去翻译的说法似更可信，但就其实际工作量而言，则又更多“顺带”的色彩。

至于翻译时间，就一般情形推断，两部译著同为美国战争史料，翻译人员也大致重合，相关工作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段进行的，即周与良信中所称“1964年秋到1965年8月”——之所以划定为8月，是“因为1965年9月全校师生下乡四清去了”，不过这一时间也需说明之。

查南开大学档案馆所存“四清”方面的卷宗，有南开大学参加农村“四清”办公室的《参加四清师生、干部登记表》，起止时间为1965年10月—11月15日，这与周与良信中提到的时间大致相合，但其人数规模不大，并非“全校师生”。也有《各系大队工作总结》，起止时间为1964年2—6月，其中，周与良所在生物系大队由“生物系和校行政部门共四百廿九人组成”，总结报告的落款为1964年4月。以此来看，南开大学师生下乡参加“四清”工作应该是分批次进行的，不是在统一的时间点。也即，档案材料不能支撑该说法。不过，前述参与《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翻译的王敦书在回忆文中有记载：“1965年9月，随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一起去盐山再次参加四清运动，直至1966年6月中旬返南开。”⑩“再次参加”与前述材料提到因中央有命令、杨生茂等人中断在冀东的“四清”工作而赶回学校筹办美国史研究室正相对应，据此可认为冯承柏回忆的时间节点“1965年9月”无误，只是需将“全校师生”修正为“历史系师生”。

至此，穆旦参与历史系的外语翻译工作的情形已经大致清晰：俄文资料的翻译在前，未有正式出版的材料，时间较短，不早于1963年6月。翻译美国战争资料则是在美国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之后，参与者为十余位历史系教师，主事者为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等人，时间大致在1964年秋至1965年8月，约为一年，后有两种译著正式出版，即《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美西战争资料选辑》;期间，穆旦曾应历史系几位年轻教师之请，给他们讲解英文，时间为两三个月。

穆旦翻译美国战争资料的行为，从未见于公开发表的家属回忆文和记录其采访内容的文字，穆旦日记的相关年份缺乏11，而当事人冯承柏的信息披露时间较晚，且只提到没有明确署名的《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一书，难以进一步落实;而明确标注了各人翻译章节的《美西战争资料选辑》又未被提及，无从进入研究视野。因此，此一行为长期不闻，实可谓多方面因素共同遮蔽的结果。

三、可疑而又无法确断的说法

但关于穆旦翻译美国史资料，还另有说法，即《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的翻译，信息来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另一位学者——辜燮高教授（1923—2021）的回忆。

辜燮高1951年即开始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其夫人董泽云为穆旦在图书馆的同事，其介绍资料显示，合译著作之中包括《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等书。他曾回忆“上世纪50年代和穆旦一道翻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的往事”12。据称，查良铮“一天定稿的翻译可以有千余字”，“又准确又优雅”。当时在翻译此书时，他们“接触频繁，经常交流译文，力求准确”;“曾遇到一个二百个单词的长句子，穆旦抠了半天，翻译得很好”;但“穆旦半年的劳动没获得一点点承认”，辜燮高教授取出译著，只有集体署名，并没有署穆旦的名字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