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青春叙事，以及现代广州的童年

本文中所谈的《三家巷》，是欧阳山“一代风流”的第一卷，是本源意义上的最早的《三家巷》，一代风流的后面几部《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所写内容不在本人所探讨的“青春性”和“广州性”的论题之内，故在文中少作涉及，只是作为背景和情节发展的补注或交代。

《三家巷》起笔就回到了1890年，彼时书中主人公周炳的父亲周铁9岁。这样算来，周铁当是出生于1881年，与鲁迅先生同年，到笔者写作该文时候，无论周铁还是鲁迅都恰好140岁。最巧的是，《三家巷》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27年，也恰恰是鲁迅先生在广州的时期。某种意义上，鲁迅在广州的行状也正是为周炳、为《三家巷》提供了一个最为真切的历史文本，或者是构成一种互文。这种互文关系，文章后面将有叙述。

《三家巷》的故事，从1890年写到1927年，37年间3个家庭并连带2家亲戚的历史，跨越了祖孙三代。到1920年代，第三代的一群青年人、少年人成长起来。周铁家三儿一女：周金（1900）、周榕（1901）、周泉（1903）、周炳（1907）;大姨陈万利家一儿四女：陈文英（1898年）、陈文雄（1901）、陈文娣（1904）、陈文婕（1906）、陈文婷（1908）;邻居何应元家两儿一女：何守仁（1902）、何守礼（1910）、何守义（1912）;三姨区华家两男两女：区苏（1905）、区桃（1907）、区细（1909）、区卓（1914）;舅家杨志朴家两个儿子：杨承辉（1905）、杨承荣（1915）。

5个家庭盘根错节，既勾连起历史，也勾连起广州社会不同层面，形成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一种网状人际关系。铁匠周家、鞋匠区家、中医杨家、买办陈家、地主官僚何家，每一个家庭都呈现开放式的结构;五家的孩子，或者做工或者上学或者经商或者做官，或在上海，或去香港，或到乡下，也呈现一种更为多元开放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格局。这样一来，作家采取的这种网状的结构方式，这种以周炳为主线的五家线索进行穿插的编织结构，使得1920年代尤其1921年、1925年、1926年、1927年4个年头纷繁芜杂的广州社会面貌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1921年，这群年轻人最大的陈文英23岁，几位主要人物中，周金21岁，周榕、陈文雄20岁，何守仁19岁，周炳、区桃14岁，陈文婷13岁;直到《三家巷》卷终，1927年时候，陈文英29岁，周榕、陈文雄26岁，何守仁25岁，周炳20岁，陈文婷19岁，区桃永远定格在了1925年的18岁。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也都仍然停留在20岁左右不到30岁的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而《三家巷》浓墨重彩所写的，就是这群年轻人的青春故事。

一

青春自然是最美好的，呈现了各种可能。作者对青春和美，都做了忘情的礼赞。周炳、区桃，代表了男儿女儿青春和美的极致。对于周炳外貌的介绍，书中不厌其烦，从12岁写到了20岁：

唯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①

这是12岁的周炳。12岁的周炳的美貌，不敢说颠倒众生，起码让姨家陈氏四姐妹都有几分心旌摇曳。周炳13岁的时候，22岁的陈文英回娘家在门口遇到他停下来陪他玩，“甚至把周炳抱起来亲嘴”;二姑娘陈文娣一提起周炳的名字，“脸就红了”;三姑娘陈文婕“是个沉静淡漠的人，光微笑着，拿眼睛望着她的四妹，不说话”;四姑娘陈文婷更不以别人戏言她跟周炳是“小两口子”为意，很受用这样的传闻。陈文雄听了四姐妹对周炳的评价，对周炳下了这样的判词——“真是亏四妹想得聪明。洋娃娃倒也恰当：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

同样夸张的，是周炳到姨夫区华家做学徒的第一天赶上五月初五停工过节，中午跟姨夫一家喝酒吃菜，酒足饭饱躺在神厅里的杉木贵妃床上午睡，这时候的他，“两边脸蛋红通通的，鼻子显得更高，更英俊，嘴唇微弯着，显得更加甜蜜，更加纯洁。他的身躯本来长得高大，这时候显得更高大，也更安静。初夏的阳光轻轻地盖着他，好像他盖着一张金黄的锦被，那锦被的一角又斜斜地掉在地上一样。姑娘们都没事装有事地在他跟前走来走去，用眼睛偷偷地把他看了又看”。

周炳在作者笔下，是个美男子，人见人爱，用陈文娣的话来讲，如果他“去学唱戏，她说这样漂亮的戏子，就算是个哑巴，也会颠倒了全广州的人”。同样是这个陈文娣，在拒绝并打击追求者何守仁的时候，也拿周炳的美与何守仁的丑来说事，让何守仁回答人的灵肉是否一致的问题。书中还有多处写到了周炳随着年龄渐长而不断增加的成熟之美。

18岁的时候，周炳所在的中学排演白话戏《孔雀东南飞》，男主角周炳请来区桃演刘兰芝，两人在戏中假戏真做互相爱慕之情越发炽烈，作品借区桃之眼发出对18岁周炳的赞美——“区桃觉着周炳美丽极了，英勇极了，可爱极了。他的身躯是那样地壮健，举动是那样地有力，面貌是那样地英俊，灵魂是那样地高贵，世界上再没有更加宝贵、更加使人迷恋的东西了。”

同样是这个多事年头的除夕之夜，小伙伴们结伴游街卖懒，区桃与周炳情意绵绵，区桃眼中的周炳是这样的——“在区桃的眼睛里，也没有马路，也没有灯光，也没有人群，只有周炳那张宽大强壮的脸，那对喷射出光辉和热力的圆眼睛，那只自信而粗野的高鼻子，这几样东西配合得又俊，又美，又四称，又得人爱，又都坚硬得和石头造成的一般。”

1926年，周炳19岁，9月底的时候，参加北伐战争的周炳和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一起回到广州，书中写到，“他整个地变黑了，变高了，也变瘦了。头发剃光，整个头部显得小了，但是胸部和两肩显得更加雄壮，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说话也更加显得有风趣”。此时的周炳已显成熟之美，陈文婷“看见周炳越过越‘成整’，越过越像个大人，像个英伟的美男子，甚至仿佛嘴唇上都长出胡须来了，一想起他，就心跳，害怕。可是越心跳，害怕，却越想看见他”，这种魅力让陈文婷更加魂不守舍。即使是周炳对区桃的思念，也让陈文婷觉得“他这个人拿真心对人”“他这个人醇厚刚勇;——总之，是越发可爱。更不要说他长得一天比一天更漂亮，更像个成年男子，使她更加着迷了！”

1927年，20岁的周炳参加了广州起义，当他作为起义武装司令部的通讯员，以极大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全广州飞奔，“骑在自行车上，满城地跑”，“精力饱满地跑着，不停地跑着”时，作者又不失时机地通过张太雷的司机陈能之口，发出这样的赞叹：“唉，说实在的，你在一万个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这样雄壮，又这样漂亮的男人！”

而这样一个美男子，却是以一个憨直的性格形象出现的。书中开篇用了5个章节的篇幅，耐心地、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怎样把一件件事做糟做砸。用周炳父亲周铁的话说，就是“阿炳这孩子傻里傻气，又蠢又笨，打铁不成，当鞋匠也不成;做买卖不成，放牛也不成”。用官塘街这一带住户的话说，周炳“是一个真正的戆大”。陈文雄很早就评价说他“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后来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评价周炳：“是一个戆直的人。戆直的人往往就是一条心！”

书中所有的人物当中，其实最熟悉、最了解、最能洞察周炳并且给出最准确评价的人，不是区桃，不是陈文雄，也不是任何一个长辈亲戚，恰恰是陈文婷。陈文婷对周炳的感觉是“戆”“直”“痴”“傻”“醇厚刚勇”，并且天才地把周炳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做对比，“周炳这个人真有一股子痴心傻气，很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怪不得大家都爱他”。她听周炳说全世界都找不出区桃那样的人，自然是很不悦、不服气，她对区桃的评价也是准确极了——“区桃顶多算个晴雯，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不算晴雯，算个黛玉，又值得什么？反正你算不上宝钗。宝钗的角色，该着我来演！”即便区桃算是晴雯、黛玉，也全都是红颜薄命，只有她本人配得上宝钗的富贵和好命。

将书中人物关系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红楼梦》式的原型，似乎也是作者的本意。错综复杂的姨表关系、姑表关系，种种表兄、表妹、表姐、表弟之间的爱情，最是得了《红楼梦》人物关系的真传，陈何两大豪门中的家庭故事包括社会网络也有了几分《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架势。三家巷中的周家与陈何两家当然是不可比的，反而扯动着陈何两家的神经，并对两家的好日子造成了冲击。只是，作者有意避开了巴金《家》的模式，把革命者不再安排在高门大族中，而是让革命者出自市井民间最普通的家庭，让颇有几分“贾宝玉”性格的人物生在一个豪门大族的穷亲戚家，这就有了几分戏剧性。

这种戏剧性，可能出于作者的某种探索，他想看一看，想推导一下，如果贾宝玉性格的憨直之人，生在民国时期广州的平民之家，会呈现怎样的成长逻辑？这种试验，当然是放在一种比较稳妥的生长环境中进行的，周家日子尽管比较拮据，但周铁是老铁匠，远近闻名，收入稳定;大儿子周金在兵工厂上班，两人的收入足以养家糊口，还能供周炳的哥哥周榕、姐姐周泉上学，只是再供周炳上学才没有了保障——但这是相比较而言的，日常生活一日三餐其实并无问题的。这样的家庭条件，才有了周炳先后进剪刀铺学打铁、送人做养子、跟人学鞋匠、做药店伙计，以及给人放牛这样的历练，但这种种的经历都没有持续下去，回到家中也并没有影响家庭的生活，周炳照样可以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光。

从学徒到学徒，从河北到河南，从城里到村里，学这个学那个，从这里到那里，铁匠会做，鞋匠会做，草药会抓，水牛会放，农事粗懂，演戏精通，辍学后又复学，参加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从省港大罢工到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他的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遭际，倒是真的让他进入了社会、民间、民众，无所不见，无所不遇，无所不会，反而成为他接触社会融入时代的一种便利，而不至于像陈文雄等这批学生那样视野狭窄、圈子固定，他具有更阔广的时代视野，也拥有了若干出生城市底层包括乡下人群的伙伴朋友。他反而更像是时代之子、历史见证人、现场当事人，而绝不是局外人。

以周炳的“宝玉”之资，以他的憨直痴傻，以他的忠勇果敢，他竟然成为进入了国民革命的历史叙事，进入了广州现代化历程的叙事，进入了共和国的叙事，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然，买办家庭的陈文雄也进入了历史，地主官僚家庭的何守仁也进入了历史，但他们的进入是以顺应的方式，忠实地维护捍卫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上流社会的利益关系，并成为新的一代革命与资本、政治的合流者，而不是背叛者，不是叛徒，不是巴金及其笔下觉慧之类的打出原生家庭的革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阳山笔下的人物，都顺应了他们的出身和本性，他们的本性也更人性，没有拔高，没有理想化，采取了一种平实的、平视的、世俗化的视角加以对待。

所以，作者的最为大胆之处，正是分别塑造了周炳、陈文雄、何守仁这3个各自遵守成长逻辑和思想发展逻辑的年轻人形象，陈文雄、何守仁本来最可以成为贾宝玉，成为觉慧，从原生家庭打出来，完成激动人心的革命事迹——但作者却让他们两人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地作为守成者、保守者、同流合污者，而把贾宝玉这个原型的功能赋予了平民家庭的周炳。由此带来的冒险就是可能这个周炳的发展逻辑就容易陷入性格的难以典型化（不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之“典型”意义上的“非典型化”）。这个后果自是作者早已预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代价。这涉及现实主义理论的典型论问题。后文另有讨论。

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这个周炳，其实并非一个启蒙觉醒者的存在，也并非一个阶级觉醒者的存在，周炳就是周炳，他只是由着自己的本性一路奔跑，哪怕跑到最后，他还是他，没有长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二

多有论者将《三家巷》归入“成长小说”的范畴。成长小说亦称启蒙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最初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被认为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原始模型。这类小说展现的是主角（几乎清一色为男性，那年头女性好像不被视为有成长启蒙的可能）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长大成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故事亦到达（圆满的，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从这个意义上，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等当属这样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