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式单车、香港衣服与南方乡村认同变迁

一、女式单车、香港衣服与时代氛围的松动

詹姆逊早就说过不存在单一的“身份”或“民族主义”，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身份总是混杂的、变化的、流动的。提起莫华杰，脑中会自动跳出东莞长安、打工作家等字样。的确，他是从广西桂东南下广东打工并通过写作改变自身命运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也呈现“打工者”的生活场景。《临水南方》《东莞往事》等散文虽以温婉、细腻的笔致叙述了少年成长的隐秘心事，以及其在广东辗转各地打工的辛酸过往，但打工作家只是作家成长的最初印记，其作品并不能简单地冠以打工文学之名。陈启文在《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莫华杰中短篇小说摭谈》一文中认为：“文学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以莫华杰及其小说为例，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越了代际同时也超然于打工身份的写作者，他很少关注打工一族的打拼与苦难，更多的是书写他远离的乡土。”①“乡土中国”已经潜入无意识深处规训我们的思维和写作，当我们面对改革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大都市时，我们依然会通过写作再现儿时的记忆和愿望。

卡尔维诺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②。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南方作家莫华杰渴望表现的就是他所亲历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既是每个人的成长史，也是民族国家的现代蜕变史。莫华杰在2002年便南下东莞打工，有着相对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可他并未以广东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展开叙事，以此来凸显时代的巨大裂变，而是将笔触伸向了自己的故乡广西，以桂北小镇作为主要的叙事空间，通过冯源、陈嘉南等青年的创业和爱情故事，经由“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叙写波澜诡谲的“大时代”。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与铺陈始终是莫华杰文学创作一个颇为突出的叙事特点，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人类和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之总和，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真正体现出来”③。《春潮》是莫华杰以人物俗常的生活琐碎掘进历史的纵深处，勘探时代与个人复杂关系的一种尝试。

托尔斯泰曾说：“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乡村建构了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使后来定居东莞，那个“邮票大小”的村庄依然是其魂牵梦萦的所在。难能可贵的是莫华杰对故乡的文学建构既不似鲁迅的批评，也不似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审美再现，也没有贾平凹式的乡土挽歌基调，而是以一种在场的情感体验描绘乡村的花鸟虫鱼、人事风物，进而展开乡村与时代的对话。《春潮》的时间跨度并不大，主要叙述了1993年到1996年之间同花镇青年的创业图景和情感纠葛。詹姆逊曾强调保持小说是“历史的”方法是对应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时间④。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最终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南方谈话让广东沿海地区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继续启航高速发展，但内陆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似乎存在一个无形的时间差，这也是莫华杰选择叙事时间的关键点。

莫华杰选取回忆的叙事视角、日常生活的叙事图景，以人物的衣食住行、娱乐、思想观念的流变来散点勾勒时代的面影。小说开篇通过欧阳娴的出场在交代了叙事时间的同时，也侧面映射出时代的幽微变化。“她骑着一辆女式单车——这还是一九九三年，农村人骑的几乎都是带大梁的男士单车，那种没有大梁、车架是一个漂亮弧形的女式单车在乡下还很少见。”⑤“春江水暖鸭先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器物是人物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建构自我认同的来源。自行车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标示性，与今天不同品牌的汽车相仿，从带大梁的男士单车到车架是漂亮弧形的女式单车，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化叙述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在闭塞僻远的同花镇，这辆自行车是欧阳娴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托了供销社的关系才好不容易买来的，小说由此具象地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村的物质生活水平。除了自行车，摩托车则更具揭示人物身份的象征性。在陈嘉南购买摩托时，他已经通过贩卖“香港衣服”的方式声名鹊起，成为迥异于同花镇人的“香港仔”。就连出生于贫苦山窝子的冯源，也因开着摩托车的缘故，不仅进入教育局的宿舍楼，还不费吹灰之力得知了欧阳才华的房间号码。自行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意味着时代的加速度，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女式单车超越了单车的使用价值而彰显出消费价值，成为身份的标记。嘉陵牌摩托车进入乡村则标志着流动性，稳定的乡土中国开始流动起来。

商业文明的种种症候借春潮“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改变了乡村的衣食住行，而且更新了乡民的思想观念。而价值观的变化离不开信息的刺激，手机、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大量普及带来全球信息的极度通畅，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交通、科技的制约，某种器物、时尚、潮流等要经过极为漫长的过程，才能由繁华的大城市进入偏远的乡间。20世纪90年代初期，除了少数大城市外，中国大部分内陆地区都比较落后，时尚的风潮是自上而下，从香港、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到梧州、桂林，再中转到乡村，时尚普及的速度与交通和通信的速度匹配。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试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进行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⑥穿衣打扮方式是我们寻求社会认同和彰显自我最明显的方式。一方面，衣服有保暖、审美的功效;另一方面，衣服也具有区分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作用。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对衣服的用色用料有严格的规定，奢靡的宫廷生活促使丝绸等昂贵的织品技艺达到非常高的水准。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阐述了人的奢侈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频繁的商业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审美追求，虽然在此之前新式自行车、摩托车等生活用具早已出现，但这些耐用品价格昂贵，只属于富裕人家。脑袋灵活的陈嘉南从广州运回来的各种款式新颖的衣服却因价格适中，更容易得到小镇青年的青睐。尚未回归的香港引领着时尚的趣味，港产影视剧让人们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向往。陈嘉南很好地利用了大众的这种消费心理，声称自己的衣服是香港货，并挑选了一些自己去香港游玩时拍的照片贴在墙上，以证实自己所言不虚。“香港衣服”的商业噱头具有很大的轰动效应。这批“香港衣服”既新潮又让小镇青年感受到神秘的热气流。如果说陈嘉南那批衣服的香港标签只是一种商业运营手段、消费符号的话，张学友、刘德华、张国荣、beyond、谭咏麟等香港明星则是更为具体、真切的客观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觉醒，香港影视搭乘时代的快车率先崛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而其流行音乐更是火遍大江南北。八九十年代那些为人熟知的香港明星、香港歌曲，不仅对内地的娱乐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一个时代的“神话”。陈嘉南像开启潘多拉魔盒般给闭塞、偏僻的同花镇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人们原本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在欧阳娴去往深圳之后，冯源正是借助这些流行音乐消磨难挨的孤寂时光，浇筑心底无地赴诉的相思之苦。除了香港明星，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和琼瑶言情小说在当时也深受广大青年男女的喜爱，是那个时代人们挥之不去的共同记忆。这些通俗文艺对内地的影响比口号要持久得多，为大家勾勒了富足而轻松的生活愿景。

二、爱情与创业的交响曲

关于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题材，南方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比如盛可以的《北妹》、王十月的《无碑》和《国家订单》、盛慧的《闯广东》、郭海鸿的《银质青春》，还有塞壬的一系列散文、郑小琼的诗歌，以及一大批出色的非虚构作品。面对这样的时代大潮，莫华杰选取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极具时代印记的事物和记忆，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生活“小变化”来侧面映射巨大的时代变革。《春潮》将那些碎片化的生活细节按照记忆的逻辑镶嵌在一起，比较清晰地展现9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整体面貌。创业就像现代文学中的“革命”一样，成为开放时代的“热点”和潮流，当然，创业的青春必然伴随着爱情的交响乐。如何向阳在“大湾区文学新浪潮”广东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所说，《春潮》既是一个创业的故事，又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第一篇演讲就提到轻逸于小说的重要性。陈启文也在访谈中建议莫华杰用心体悟伊凡·克里玛“轻与重的辩证法”，“所谓轻，是如何从一个狭小的侧面揭开一角，而重呢，在克里玛笔下，那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却随着国家命运而跌宕起伏”⑦。克里玛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些具有隐喻意味的细节，通过举重若轻的方式揭示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变化。回看过去的20世纪和最近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在于流动性。乡土中国是建立在稳定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而改革开放让人、物、观念、资源、金钱以及整个社会都快速流动起来，交通和通信的高速发展尤具标志意味。

在改革浪潮面前，很多人怀揣着发财梦，毅然决然地“下海”。“海”意味着深邃、起伏，也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诗和远方”。城市化、商品化不仅形塑了现代中国的外部面貌，也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大量的农民离开家乡涌入城市，以谋求新的人生出路，由此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潮。农民工这个新词道出了他们新的身份：户籍制度上的农民和实质上的工人。在这场巨大的迁徙中，几乎每个人的身份及认同都更新了。

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盛可以等打工作家都凭借自身在场的情感体验，书写城市打工者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褶皱。莫华杰走在这条时代大道旁边的小径上，《春潮》避开了对珠三角的正面强攻，着重书写冯源、陈嘉南等人在同花镇的创业经历，李宝军响应改革开放号召，毅然辞去公职成为在同花镇开淀粉厂的民营企业家，梁坤健、欧阳娴等农村青年则随潮流南下深圳打工。《春潮》呈现了一代青年的选择，撷取层层涟漪来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海洋。小说的着眼点始终在乡村小镇的今昔变化，城市打工者的生活通过其与同花镇乡亲的情感纠葛来展现。更耐人寻味的是，人物创业的内驱力和最终目标并非现代人一再强调的自我实现和远大抱负，而是基于爱情的怦然心动。

鲁迅对看客文化的发掘对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后世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莫华杰也很好地利用了乡土中国的看客群像，但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灵魂透析不同，《春潮》对看客的书写主要是为了制造舆论效应，并经由其思想的转变进一步体现了时代的新变。《孟子·离娄上》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冯源表弟罗祥兴在富江大桥因恶作剧将欧阳娴绊倒摔晕，在桥下摸石螺的冯源情急之下穿着一件大裤衩将其送往卫生院求医，这在思想观念保守的乡间小镇是件难得一遇的新闻，又因她的男朋友是梁坤健，各种因素将二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为了平息这场闹剧，冯源来到李宝军的淀粉厂当捞渣工，认识了因制造假化肥入狱的陈嘉南。与冯源的避难和谋生不同，陈嘉南进入淀粉厂纯粹是为了爱情，这主要源于其在劳改农场一次不经意的抬头。刚进农场的日子对陈嘉南来说如同炼狱，就在这时李素雅如一缕星光点亮了他晦暗的人生。之后为了增进两人的感情，得到李素雅父亲李宝军的认可，陈嘉南与冯源便在同花镇携手创业，并与李素雅终成眷属。冯源也因开话梅坊认识了欧阳娴的妹妹欧阳慧，以此为契机拉近了与欧阳娴的关系，欧阳娴也不顾家人的反对与性格不合的梁坤健分手，选择了幽默风趣的冯源。但冯源与欧阳娴的爱情最终难敌亲情的重负，在欧阳才华的精心策划和极力劝说下，为了智力只有八九岁的妹妹，欧阳娴忍痛答应了父亲看似荒诞的要求。瓦西列夫曾说：“爱情的悲剧是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人的高尚追求同反对这种高尚追求的外部力量、某种重大的客观障碍之间深刻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⑧总览20世纪中国文学，爱情与家族的关系向来暧昧，家既是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前进的壁障。“五四”以降，家被视为囿羁自由、压抑人性的“罪恶渊薮”，对封建家长的反抗始终是青年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主要路径，但《春潮》中青年与父辈基于爱情的矛盾冲突并非革命、启蒙话语下的时代感召，而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的传统乡土人伦与现代人恋爱观念的碰撞。

小说以创业加爱情的叙事模式，主要讲述了冯源和陈嘉南在同花镇开设话梅坊和打火机厂的创业经历，每一次创业都对其感情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陈嘉南人物形象的身份设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宝军的淀粉厂是联结人物关系的重要纽带，冯源与陈嘉南先后进入淀粉厂当捞渣工，这与其梦中情人有着莫大的关联，但陈嘉南是爱情催发下的主动选择，冯源则是梁坤健逼迫下的无奈之举。也正是在当捞渣工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之后的共同创业埋下了伏笔。与冯源这一乡野小伙截然不同，陈嘉南来自最早沐浴改革开放朝露的广东，有着相对开阔的思想和眼界。他在同花镇贩卖衣服不到一个月便赚了一千六百块钱，这使冯源觉得做服装生意是一个不错的营生，但在陈嘉南看来，“贩卖衣服只能挣点小钱，成不了大器，一年就算赚几千块钱，也不过是一个衣服贩子”，只有打开创业之路才能出人头地。但创业需要大量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嘉南良好的家境又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哥哥陈嘉志在顺德开了家养殖场，赚了不少钱，因而陈嘉南根本不用为钱发愁，这也是他不愿贩卖衣服赚些蝇头小利的原因所在。

两万块钱创业基金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掀不起多大的浪花，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一间私人小作坊是不成问题的。李宝军的加入又是话梅坊得以顺利开设的决定性因素，李素雅的舅舅是劳改农场的监区长，母亲以前在供销社上班，借着李家的关系，他们在解决了进料问题的同时，也有了很好的销售渠道。更为重要的是，话梅坊本身就是陈嘉南针对李宝军开设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和李素雅的交往创造条件。金钱是人们日常生活绕不开的话题，“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叙述话语中的经济话题是直接进入的，并且增进着叙述的趣味”⑨。王安忆更是强调经济叙事对于再现生活的本真状态，透视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作用。语言所指和能指的任意性本身代表着某种不确定性，不同的时代赋予语言不同的所指性意涵，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莫华杰的《春潮》，“创业”一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时代语境下的意义流变清晰可见。不同于《创业史》中由个人创业走向集体富裕的革命性蜕变，《春潮》的创业不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而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运作方式，遵循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以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目的，这使得投资成本和利率尤为重要。但陈嘉南和冯源都不懂如何制造话梅，话梅坊只能请有经验的老师傅来指导，并从渡水村招了五名妇女当工人，这无疑增加了话梅的制作成本。三个月下来，“刨去原材料、人工成本、吃饭和烧煤等一切费用，大约能赚九百来块钱，然而，再除去房租六百元，就只有三百块钱的收入，三个股东分，平均每个股东才得一百块钱”。话梅又是季节性作物，话梅坊只得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