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小城镇版图边界的可能性

张楚为人谦和，含蓄低调，虽然已经成绩斐然，却仍与其描写的人物相差无几。而其小说内蕴的深厚，又分明显示着这种低垂的姿态绝不意味着视野的局限。张楚的抱负在其小说的复杂呈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警惕模式化，积极寻求探索;另一方面变革本身也还是循序渐进，不急不躁。作家本人与其作品正是这样互映互证，其小说世界的建构已经蔚然大观，甚至比肉眼凡胎所见的现实表象更为纷繁，并且充满条理。

一、城镇

张楚曾在一次论坛上说出了自己真实的体验：“我们这代作家似乎对历史和宏大叙事普遍缺乏热忱和好奇，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的偏爱，似乎与我们的时代存在着微妙的内在逻辑。而‘80后’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很少看到乡土和城镇。他们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①的确，张楚一直以来孜孜不倦耕耘着的领域正是对小城镇的书写，所获的诸多荣誉也与此相关。

由于大量的人生经历都在小城镇，张楚贡献了丰富的相关作品。作者对他生活的地方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这个我生活的小镇曾让我窒息乃至厌恶，有那么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如何逃离这里，如何与爱人、孩子在异乡怀想这里，并继续深深地厌恶这里。”②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的熟悉又令其充满了理解、体谅的温情。于是，张楚小说就提供了一幅真实可信且可感可触的小城镇风貌，既有冷静客观的描摹，又能贴近每个人物体察他们的内心。

张楚在21世纪后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到了2003年就能创作出一批十分精彩的小说，令人感叹其充溢的天赋与小镇生活的丰厚滋养。《樱桃记》讲述了一个小镇少女的残酷成长史，在校园暴力和再婚家庭暴力的环境中，樱桃见证了自己和周围同龄人的变化。原本熟悉的身体经历了逐渐陌生化的过程，情感也渐渐呈现出了朦胧萌发的态势。小城镇和少女形成了互相观看、互相陪伴的关系，这两个容易被世人忽视的角色与角落，进入了作家的视野。有意味的是，故事发生的1985年，正值少女樱桃的青春期，也恰好是改革浪潮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夹在中间的小城镇一如青春期的少女一样，一边发生变化一边遭受冷落。对少女身体成熟的陌生化，是否暗喻着对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陌生化？这是小说营造的丰富空间。小镇在工业和城市的撕扯下慢慢发展，一如少女樱桃在慌乱和厌恶中成长。其中对地图的执迷，正是文学史脉络上的熟悉环节，是小镇对城市化进程的憧憬，也是少女对成长的期待，只不过憧憬和期待中夹杂着令人畏惧与欣喜的未知。

《樱桃记》对城镇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环境描摹，难怪张楚有将其影像化的念头。还有很多作品并不担负城镇图像化的立意，虽然他对现实主义抱有很高的敬意，却并没有复刻传统现实主义的心理包袱，这是其独特性的重要体现与根源。怎样理解现实主义在作家这里的传承和调整，或许是理解其人其作的关键。他坦诚地说出了内心想法：“我承认书写现实生活时，现实主义是最可靠的主义，可是我也知道，现实主义不光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它还是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它不单单是对外部世界的还原构造，更是我们内心真正的心灵风暴。现实主义是复杂的现实主义，而不是一元的、机械的人物和故事。”③可见张楚不希望出现因为借鉴理论而束缚创作的情况，不希望过于因为注重规则令生活的再现显出僵硬感，不希望恪守“写出事物原有的样子”的训导反而丧失了事物原有的样子，不会因为现实和真实的追求而执意于肉眼可见的范围。刘卫东也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并非‘强硬’介入，以‘非虚构’方式书写现实，而是将其‘虚化’，形成带有哲学追问、悲剧意蕴的氛围。”④《关于雪的部分说法》写了城镇居民的无聊与空虚、无奈与无力，现实激烈残酷，面对现实的人却压抑着情绪。张楚不写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等现实的生存境遇，主要倾力于时隐时现的逼仄气氛，甚至连作为基本人伦的夫妻关系都显得虚与委蛇、不堪一击。米佩和颜路都是重压下扭曲的灵魂，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子里走向极端。颜路因为理想化而更极端，米佩则要承受回归日常后的欺瞒压抑，某种意义上更残忍。张楚写虚不写实，突破了表象的千差万别，直抵小镇发展和人性善恶的深处。《蜂房》在这一点有相似之处，除了引起全城关注的蜂乱事件，还有精神病症和出轨乱性，一出荒诞、无序、离奇的日常剧，甚至淡化了因果律的限定，以乱写静，主人公甚至有些享受并期待突发事件，更突显小城镇的波澜不惊。

小城镇的人与小城镇本身互为表里，环境塑造人，作为反馈，人也营造环境。《夜是怎样黑下来的》这个绝妙的标题就说出了张楚很多小说的共同主题，角落里的个体的无力感并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历史在变但情境不变，一直受到歧视，即使有一定社会职务和身份依然难以主导事情发展。这些人在激荡的年代饱受屈辱与坎坷，到了和缓的年代依然看不透历史与时代的发展原委，弄不清人和事的内在肌理，努力生活却乏善可陈，有想法却难以实施。与此同时，作者对这些不完美的人物大多抱有了很大同情。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良宵》直接出现了一个看似更加无力且还是外来者的老太太，面对被众人冷漠、被时代与世俗摒弃的男孩一家的经历，默默张开怀抱接纳无所依靠的男孩。最后设置的开放式结尾，也让原本情节链条下游并不乐观的老人与男孩的未来变得模糊，故事之外的叙事方式本身也显得充满温情。张楚笔下的世界里，总有人需要体谅，总有人会给予体谅，哪怕这些人及其所在的环境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张莉通过阅读指出：“张楚有天然的艺术感，他的内在情感充溢，即使他再克制，你依然能够感觉出小说家对世界的情感温度，他对世界的善意和爱恋。”⑤

刘涛在辨析70后作家的走向时，将张楚界定为“现实主义”，李云雷则被划入“底层文学”范畴，很坚定地予以区别对待⑥，也有论者提出张楚小说“摆脱了常见的底层书写的‘控诉’和‘揭露’”⑦。张楚关于李云雷的印象记也可视为其文艺理念的表达，虽然对底层文学的一些创作理念并不认同，但还是尊重后者作为“一起等待黎明”的知识分子及其所持部分观点：“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我觉得云雷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有些作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们俯视下的世界，只是一个麻冷的、程式化的、没有温度的扁平世界;他们俯视下的人，缺乏那种生动的、立体的、狂躁的、狂欢式的，甚至是恶毒的喊叫和抗争。”⑧理论家、批评家有自己的身份立场和思维方法，作家同样有自己的特性。从这一点看，张楚更亲近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楷模作家，一方面亲近体贴底层民众，但另一方面并不能完全纳入左翼文学的脉络。对此作家本人的表述很清晰：“作家多读些社会学、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书籍，肯定没有坏处，至少这些书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再一元化。它们也可能无意识地影响我的思维，左右我对事件的判断，但不会对我的写作构成一种疑惑，这可能源自我是个过于感性的人。没有必要担心主题先行的问题，当然，能主题先行并能在小说中彻底执行，也是有趣的创造。”⑨所以《野象小姐》能称为其代表作，也正是因为鲁叶香代表了作者对于城镇普通民众的印象，他们对命运和生活没有自主决断权，难以扮演英雄或参与英雄叙事，也不夸大“积极生活”的力量，平静面对悲欢和生死，平静生活在小城镇。不仅对他们的艰难和隐忍报以同情，同时也对艰难生活下的伪饰给予理解，如同对待家人一般对待他们，平视与尊重让这些人物鲜活了起来，也让小城镇鲜活了起来。

二、都市

在一次文学活动中，石一枫回答提问时说：“北京的影响就是，这是我不能选择的。他（张楚）只能写县城，我只能写北京。你让我写县城，我也写不了。你让他写北京，当然他现在可以写了。但是我觉得，你要真是就事论事地说，我觉得北京的影响就是，北京这个地方，它永远是这个国家的风口浪尖，永远是一个风口浪尖的城市。我想写的东西恰好是这种风口浪尖，大时代大变化的东西。那么，这点在运气好，这个城市给了我一些滋养，这点是比较感谢的。”⑩从侧面可见张楚的创作在发生着变化，并且得到了优秀同行的认可。这种转变，固然与2015—2018年北京求学的经历相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家本身创作的故有特质的发展变化。

应该承认，张楚从城镇写到了都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是书写都市与城镇的关系。程德培指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逃离’都是其创作的重要母题，无论是从小镇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回到小镇。逃离不止是一种告别，它同时也裹挟着一种向往，于是‘逃离’便多了追寻、造访、再造的意思。向往是迷人的，但目的地尚不明晰，于是旅途中疑虑不安、犹豫彷徨便成了衍生产品。”11《金风玉露》的形式在呼应着内容，美兰相亲多次神游，既有技术上的考虑，压缩叙事长度加快叙事节奏，同时虚实配合打断主情节链的喋喋不休，更重要的是回忆中的相亲，包括与潘姓男两年前的初次见面都发生在北京，也就建立了都市和城镇的关联。再次见面后，美兰的记忆从模糊走向清晰，但潘姓男则鉴定认为只是初识，暗含着传统的圆形时间和“现代的”线性时间的区别。当然，美兰如果没有女性的感性，其实也是被“北京化”了。两人在县城酒店里的激情，仅仅是简单的快感倾泻，感觉不到任何自我和内心，令人想到《安葬蔷薇》中的无爱、无感症，并非由情感创造的孩子的早夭让男主恢复了早年温润的记忆。《风中事》同样是关于即将不再年轻的青年寻找情侣的故事，按照极为普遍的流程顺次分手、相遇、确定关系、见父母，之后却急转直下，先是段锦失联，关鹏重新相亲认识米露，后来得知米露多次与他人开房，段锦则因代孕惨遭杀害。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与婚恋相关的如车、房、彩礼、家境、学历和职业等信息反复多次出现，情感不是被欲望裹挟，而是被更为现实的因素操控，城镇或是都市的场景反而被模糊。作者曾就“一手生活”话题说到这篇小说有个民警朋友的原型，但这个朋友看后却认为与自己无关，说明作者有清晰的构思，借“警察”这个身份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即使是警察也很难查清自己生活中的“案件”，更强化了个体自主的困境和不可知论导致的偶然性史观。题目也很值得回味，现代化的城市让具有巨大摧毁力的台风变得“日常化”，损失被降到最低，但是产生的飘摇无依的心理感受却清晰而连绵。

张楚以为年轻人的情感困局不仅仅是感情本身或人本身的事，其与城镇/都市的发展密不可分，背景不只是背景，也参与着主体建构，甚至背景之间的互渗同样有影响力。叶檀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超大城市已经是由资本逻辑支撑着运转，中小城市尚有人情关系，因此个体在不同环境下奋斗的成本和方向有差异。张楚的观察则是城镇其实已是空壳，个体被遮蔽，对感情的感知力下降，情感交流也日渐贫乏，主体趋向于机械化的物体，无论是生活、工作结婚生子甚至出轨。城镇没有“城市病”的解药，无法作为都市的“退路”，并且很大程度上已经同质化。由此，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建立起了一条诡异的理解通道：后者因为政治和时代原因导致城镇和都市无差别，情感贫瘠，个体无力。

更进一步的是《在云落》。男主从北京回到云落，能够自由地制作纪录片，还有活泼天真的妹妹和慧为伴，失眠很快痊愈，又偶识能够喝酒聊天的邻居苏恪以，一切似获得新生。但很快遭遇妹妹手术不成功、前女友仲春突然到来又突然消失、失眠复燃，还得知苏恪以一直在从事违规手术，且因女友出轨发生过激烈争执，为寻找失踪的女友消失在男主视野，又从郝大夫处得知二人皆是从小渴望关爱的地震遗孤。苏恪以找到女友时后者已失常态，接着苏恪以失踪、妹妹和慧病故、仲春确认失踪，原本为了逃避大都市来到的云落，也不再是想象中的桃花源。巧合的是，苏恪以的女友正是郝大夫的妹妹，也是因为在北京失恋，到云落散心结识了苏恪以。城镇被当作都市的休憩疗伤地，却并非纯粹是舒适自在。人们都以为大小城市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或者历史时序上的先后，希望以小城镇疗愈大都市的伤困，不料二者有相似的内面，往返大小城市之间只是徒劳甚至加固困境，毕竟云落“过不几年就能建成一座中等城市了”。

数年之后，《过香河》依然持此见。叶密在北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却偏偏好高骛远想入非非，工作漫不经心，感情也吊儿郎当，年岁增长而玩心不减，一无所成回到云落又操办起山寨感十足的歌唱选秀，受到县里大力支持，最后落得滑稽收场。接着张罗穿越网剧，再次吃了草台班子的亏。一番浮躁之后回到现实，父母还是想支持儿子，盘算着借钱，细数身边人才发现城镇普通人家依然凋敝。叶密到北京并无不适，也说明城镇与都市的趋同，城市化进程降低了直观的进入门槛，却暗中提升了安居与成功的成本。从开篇的“过香河”到结尾的“回香河”，透露着深深的无奈。都市描绘的乌托邦犹如悬在小城镇上空的一张大饼，但张楚对之不以为然，因为只要阶层依旧存在，这种乌托邦就会伤害到寄托着他的深情的城镇平民。

这篇小说还彰显了作家的新变，即大篇幅的知识性写作。作家的阅读大多很驳杂，郭洪雷就提出张楚作品中涉猎的外国作家和电影，“这些艺术资源对张楚小说产生了怎样的实质性影响，或者说，张楚在小说中对这些资源进行了怎样的创造性转化，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12。前引张楚和徐畅的交谈中，也表现出对社会学、哲学并不排斥。《过香河》多次大篇幅介绍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和思想，还有福克纳和萨特等人。粗浅判断作用有多个方面，首先是表明城镇不但在物质层面效法或山寨都市，精神追求也是亦步亦趋，当然叙述者是否真正通读甚至读懂了维特根斯坦，作者并不关心，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可能只了解最粗浅的部分，从小说细节可见，这就包含了对城镇的都市化本质的隐喻。其次是形成反差，操弄这一套哲学和思想话语的男主，虽然比叶密稍显踏实，但其实也并不能称作精英阶层。小说开始讲述维特根斯坦时提到“主动性”，相比之下叙述者“我”和外甥叶密距离这个主动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此外则是用知识性写作与部分俗文化和惰性思维进行对抗，小说中提到的一些山寨娱乐和粗制滥造的穿越网剧，同城镇及其居民的命运有深层逻辑关联。最后也是一种反差，自启蒙运动以来张扬理性主义，直至发展到计划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治理和经济制度。张楚无意于讨论大命题，但他确实看到理性在现实中的无能之处。《风中事》等作品传达的理念正是如此，用理性解决情感问题和生活问题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