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贾平凹的商州：风格化、地方志或“深描”

在贾平凹的创作生涯中，1983年“重返商州”后写下的系列作品，是他最早为人称道的“文学成绩”。也正是奠基于这些“商州作品”，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坛站稳了脚跟，成为寻根文学最早的探索者与代表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终于找到了“创作的根据地”①。实际上，从他的文学起步期算起，贾平凹的写作就没有离开过“故乡商州”——第一部小说集《兵娃》以陕南山地的少年儿童为摹写对象，此后《姊妹本纪》《二月杏》等也都以商州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刻画这一地方上人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从人物及其日常、故事和命运来理解地方的山水、风习和地理。从1983年开始，贾平凹“重回”商州更为自觉，思考“作为地方的商州”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作品不仅仅是“属于商州”的，或“发生在商州”的，而是从地方的山水、风习和地理来理解人物及其日常、故事和命运。基于此，有必要追问贾平凹是如何让商州成为商州的？抛开所谓文学技法，“文学的商州”与“地理的商州”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差异？若要回答这些问题，风格化、地方志写作与“深描”是可资借助的视角。

一、“地方即风格”与风格化

长期以来，“风格”与“修辞学”总脱不开关系，被认为是文学的“技艺”，更有甚者“认为政治技艺等同于修辞术”②。威克纳格就指出，风格的“对象是语言表现的外表;不是观念，不是材料，而只是外在形式——词汇的选择、句法的构造。”③在历来论述“风格”的篇什中，威克纳格的解释较具代表性。柯勒律治把修辞的技艺与意蕴紧密联系起来：“风格只能是清晰而确切地传达意蕴的艺术，不问这个意蕴是什么，作为风格的一个标准就是它不能在不伤害意蕴的情况下用另外语言去加以复述。”④对这种理解稍有疏离者，也仅仅只是将风格作为一种“审美风貌”⑤或“艺术境界”⑥。但在中国的文论中，情形为之大变，“在汉末魏晋之际盛行的所谓九品论人的社会风气中，‘风格’一词被广泛应用。‘风’是风采、风姿，指人的体貌;‘格’，指人格、德性;合起来正好是对人之品貌的全面评价。”⑦风格与其说是外在形式技艺，不如说是内在的气韵彰显，正如布封所说：“作品里所包含的众多知识、奇闻轶事以及新颖发现都不能确保文章成为不朽之作。如果包含的知识、奇事和发现只是该作品的琐谈对象，被描写得毫无风采，毫无才气，毫不高雅，那么这些作品会湮没无闻。因为知识、奇事与发现都很容易逸出作品而转入他人之手，经过作家的生花妙笔，或许比原作还要高出一筹。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而风格就是人的本身。”⑧

不应忽略的是，作为内在性要素，布封所言的“思想里的层次和气势”更多地指向“风格即人”的一面;而外在性要素，则是“语言表现的外表”“善用言辞的力量”⑨，指向“格调、气韵”等的一面。为讨论得足够深入，威克纳格就强调：“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从而在风格的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外，提出了“风格具有主观的方面和客观的方面”的命题。他随即以赫德的“地理学学术报告”为例，认为“风格、表现形态，一方面客观地被内容和意图所决定;所谓被内容决定，首先就是被主题的主导观念，亦即地理研究的效用和吸引力所决定，其次是被整个实质，即某一主要思想用以将本身也包括在内的全部思想材料所决定;所谓被意图所决定，就是指企图赢得听众来认可并支持这个思想……主观方面，正因为他有他的独特的思想和训练，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而他用他独具一格的方式把思想化为语言，这就是说，他用他的方式去表现并修饰自己的观念”⑩。更为具体化的表述，学者们认为“客观因素包括时代、民族、阶级等方面”，“主观因素表现为作家个人的生活实践，所受的思想、艺术影响，心理功能等方面”11。丹纳所谓“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2，则指向了客观因素。

梳理出“风格即人”的思想脉络，是要针对贾平凹的“商州世界”提出“风格即地方”，或“地方即风格”的观念，从而区别于既有的地方特色、地方文化、地域文明等概念，以此来彰显地方本身的品格与德性。“风格即地方”，或“地方即风格”，所欲指的并非产生风格的原因，而是就地方本身而言，将之作为一种风格化的存在来观察，从而彰显出地方别具一格的存在样式，甚至把地方作为一种“身份”。质言之，“风格即地方”所意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地理要素，诸如景观、风习、人情、物事等的参与，使得文学文本在字里行间携带着独特的文学性气息，从而建构、确立并彰明着作品的风格。正如布封所言，“只有意思能构成文笔的内容，至于词语的和谐，它只是文笔的附件，它只依赖着官能的感觉”13。贾平凹通过重返商州所构筑的“文学的商州世界”，便是这种构成文笔的内容的“意思”，他通过自我“官能的感觉”，利用“词语的和谐”将之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地方即风格”即地方以其自成系统的景观、风习、人情、物事、历史、文化等先天存在，构成了布封所言的“大自然本身的藻饰”，内在地规定了地方自身的风格，并进而使其彰显出“地方即身份”的特征，基于此，“作为风格和身份的地方”所携带的丰富信息，就决定并构成了文学作品的风格。在历来的研究中，贾平凹“商州世界”中的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秦头楚尾、陕南地方等称谓14，所言便是“地方即风格”的一面。有理由相信，在贾平凹的商州作品中，风格也就一转而为地方性修辞的文本化表达。在此，“地方的风格化”所指的就是从“地方即风格”和“风格即地方”两个层次来观看贾平凹的“商州世界”，它们意味着“商州的重构”的两面性：自“文学的商州”来说，“风格即地方”;自“地理的商州”来说，“地方即风格”。

但文学创作毕竟是复杂且丰富的，即便极具风格的地方也有赖于作家的文笔。就贾平凹商州作品而言，“地方的风格化”至少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意涵：“使之具有其风格”与“使之彰显其风格”。“使之具有其风格”体现了风格论中对语言、表现形式的强调，也即风格的外在性，是贾平凹在文学作品中使用“作者如何去驾驭体现观念的唯一手段的语言”15来经营文学的商州世界呈现出的文本效果，体现了写作者的才情、文气、丰采和笔力，这在研究者看来，既是贾平凹对古文的借鉴，也是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写意风格16。“使之彰显其风格”指向的是作为地方的商州，从隐而不现的地方开敞出其自身风格的过程，地方的景观、风习、人情、物事、历史、文化等要素以迥异的面目出世，使其自身成其为自身;也是地方规整、重塑自我的努力与尝试，它自动性地过滤掉千篇一律的存在要素，而择取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陌生性构成，使其更具风格化的自我表达;更是本质性地以地方作为地方、规定着地方之为地方的地方内在性的一次破茧成蝶式的重生。如果说“使之具有其风格”还是贾平凹努力用文学的方式来书写商州故事，那么“使之彰显其风格”就是文本背后甚至连贾平凹都未意识到的东西，这也被研究者称之为“风土”或“地方的风土性”17。

二、地方志的文学书写

地方首先以品格和德性，促成了独特风格的产生，构成了其极具辨识度的“身份”，而使之彰显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学家的职责，也是历来文人墨客与地方政府所钟情的事情，尽管其目的千差万别。“修史志地”向来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历代官方与民间都重视对历史与地理的记载，形成了丰富庞杂的“史地书籍”。在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地方志逐渐摆脱了地理书、图经图志，或门目纪传、表传编年等局限与狭窄，而是综合了地理与历史两方面，定型为“一方古今总览”的“志兼史地”综合性图书——“方志不仅以地域为记述空间，具有地理性，而且以一定时间为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方志已融合史、地两种著作的特点，不能单以任何一种视之。”18正是从地方志的这种性质出发，一般认为：“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所谓一个地方，古代是指省、府、州、郡、县、乡、镇、里、村等，现在是指省、市、地区、区、县、乡、镇、村等。所谓古今综合情况，是指这个地方的建置沿革、地理环境、民族、户口以及这个地方的古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民情、风俗、名胜、古迹、宗教、方言、逸闻、轶事、地方文献等。所谓志书就是记载人、事、物的书。由于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各类综合情况的书，因此又可以说是一方古今综览，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19地方志的特征，常被归纳为“地方性”：“地方性可以说是地方志主要的特征。……以专门记载某一地区事实为职能。”20“大凡本地的建置沿革、疆域、位置、四至八到、城池、山川、河流、湖泊、海道、关隘、险要、市镇、坊巷等无不涉及。”21就地方志所承担的功能而言，“稽天时，考地理，彰政教，传文物”22还只是传统地方志的要求，而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地方志更强调“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从而“存史”也逐渐地凸显为彰显一个地方的独特性，将之“历史化”。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化”同时也具备了“使之彰显其风格”的作用，从而成为“地方的风格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因其具有“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的综合性，地方志往往被用来作为认识“某一地方”的窗口，这与它“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是并行的，且随着时间的推延而愈发显明。贾平凹在重返商州的过程中，每到一地便使用地方志作为“向导”，不是要按图索骥地寻找重回的路线，而是通过地方志本身来认识地方。他曾说：“我在商州每到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观看戏曲演出，三是收集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四是寻吃当地小吃，五是找机会参加一些红白喜事活动。”23县志是地方的直接记载，而“戏曲演出”“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当地小吃”和“红白喜事”等，也都是地方志所记录的主要内容，它们牵涉到一个地方的文化、习俗、礼仪、文艺等方面。经见了商州的世事，贾平凹在内心里一直存着为商州写一本地方志的雄心，这种追求至少在197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24，究其原因便是历史悠久的商州，“如今……陕西人去过的甚少，全国人知道的更少。”25以至于他“呼吁：外来的游客、国内的游客为什么不到商州去啊？！”自感需要向外人“介绍商州”，他继续交代道：“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26地方志的书籍已经无法再承担贾平凹所殷切期盼的“传播地方声名”的功能，于是他决意以文学的方式来做“地方志的写作”——“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方面入手。”27因为有了这种“文学的地方志书写”的目的，贾平凹作品中的开篇就有了许多“旅游指南”的味道，或者说具有地方志的“卷首”或“叙说”的功能。《天狗》的开头，便是最为明显的一例：

如果要做旅行家，什么茶饭皆能下咽，什么店铺皆能睡卧，又不怕蛇，不怕狼，有冒险的勇敢，可望沿丹江往东南，走四天，去看一处不规不则的堡子，了解堡子里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物，那趣味儿绝不会比游览任何名山胜地来得平淡。28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983年到1987年的众多创作中，这种笔法几乎成了贾平凹“写作的惯例”29。这种“文学的地方志书写”或“地方志的文学书写”方式尽管和传统的地方志写法迥异其性，甚至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但其追求、趣味在“认知一个地方”上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因为此，贾平凹的作品逐渐地开始被人们当作“旅游指南”。他在《浮躁》的《序言之一》中说：“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到商州区旅行考察，他们所带的指南是我以往的一些小说，却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责骂我的欺骗。这全是心之所不同而目之色异的原因，怨我是没有道理的。”30甚至在“商州三录”正在陆续发表的时候，许多读者来信与贾平凹谈论商州，他说：“其中便有了几位热血活跃勇敢好奇的年轻人，竟告假自费前往实地游察。”31文学作品而发挥着地方志的作用，地方志的书写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与地方志一而二、二而一的特性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贾平凹的写作中，既符合了贾平凹的追求与志趣，也让商州从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地逐渐声闻于外。也恰是这样的追求，使得贾平凹的小说与其说是虚构了的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则则方志上记载着的地方人的故事，他们的生命经历与不大不小的人生事件，提领着地方的牵连，诸如历史、文化、风习、人情、物事、世故等，都因为人物的鲜活、故事的曲折而容纳入文学文本中，从而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地方性特色来。

三、“深描”，或民族志，或田野志

目光仍旧可以落在贾平凹给《浮躁》写的《序言之一》上，他开篇就宣称：“这仍然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但是我要特别声明：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32文学的商州与地理的商州再一次凸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但这种差异却并不奠基于商州本身，甚至原因也不在贾平凹对商州故事的虚构、歪曲，而实则是一种“翻译”——贾平凹的文学写作“重组”了商州，类似于人类学研究中的“深描”，尽管纯就“深描”而言，文学的“深描”类似于绘画的工笔、白描，而人类学的“深描”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书写方式。在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民族志或田野志的书写，这被称为是“田野调查”的必备功课。贾平凹在1983年后，数次大规模地对商州的“重回”，不啻为是一次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他所写下的文学文本便是他对商州这一地方所作的文学的“深描”，既是地方志，也是民族志或田野志，即一幅幅地方风格的工笔画与白描作品。按照人类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对地方知识的民族志再现，本身是一个文化诠释的过程，它既不是‘原汁原味’的本土知识，也不是我族文化的自然投射;它是一种再创作，是自我与他者合作生产的第三种产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事物赋予特殊化的社会意义，因而事实变得多义起来，它既是‘真如铁’的‘事实’，是相似的属性，也是‘人为事实’，是象征意义，其中包括主观的意义分析和表述，也包括读者的理解。文化的解释就是‘翻译’，翻译过程中，获得了一些东西，也丢了一些东西。”33在创作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东西”便是贾平凹所着意凸显的商州，也就是“文学的商州”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丢了一些东西”便是“地理的商州”的原始部分，是粗糙的事实、未经加工的材料。“深描”的过程，就是贾平凹“商州的重构”的过程，亦是其“文化的解释”即“翻译”的过程，是对“粗糙的事实”和“原始的地方材料”的“加工、重组和译介”。而这些“粗糙的事实”和“原始的地方材料”，正是贾平凹所重新认识的“作为地方的商州”。在贾平凹的观念中，他所谓的“心中的商州”，对应的正是民族志、田野志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民族志作者既是他自己的编年史家，同时也是史学家。他的资料固然易得，却极难以捕捉且极为复杂;它们并不存在于固定的资料文献中，而是体现在活着的人的行为和记忆中。”34重返对“深描”、民族志或田野志的理解，或许有助于看清贾平凹的“商州的重构”更为本质性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