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雨果

伟大的文学是诗意化的伦理现象和审美化的人格现象，是蕴藏着爱、希望与启示的神圣事物。它是真理的火焰，它是信仰的光芒;它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它是无望时刻的希望;它是行到水穷处的诗人可以坐看的白云，它是天寒翠袖薄的佳人可以斜倚的修竹。谁若不爱伟大的文学，谁若没有养成阅读文学经典的良好习惯，谁就很难成为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谁就很难在认知、情感和人格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俄罗斯文化大师利哈乔夫说：“保持文化修养的方法是不断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因为阅读是文化修养的主要教师……可以确保‘心灵的火焰不被扑灭’！”①他所说的文化读物，首先是文学书籍;而他所说的“有选择”，就是选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经典。

路遥清楚地知道，只有接受那些伟大作家的影响，一个成长中的青年作家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学修养，才有可能最终成熟起来。1982年10月4日，他在写给女作家刘凤梅的信中说：“我还想提醒你：你应该认真细致地阅读外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苏联和西欧几个国家的古典名著），这将大大开阔你的生活视野，同时也能提高文学文字的科学能力。总之，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②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他自己的文学阅读和文化体验。如果说，《创业史》《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革命叙事的作品，培养了路遥的文学兴趣和理想主义精神，那么，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人性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如肖洛霍夫、艾特马托夫、托马斯·曼和拉斯普京等人的作品），则在更高的意义上，改变了他的文学意识和价值观念。

路遥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受俄罗斯文学和法兰西文学影响最大。利哈乔夫说：“俄罗斯古典文学随时与我们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特具引力，它能使我们变得崇高，能使我们懂得审美和伦理，可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多地积累生活经验，能使我们与作品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能使我们共同度过‘十次生命’，可验证几代人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融入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③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学，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力量。路遥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这将人向上提升的力量，也从雨果和司汤达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同样巨大的力量。路遥在《〈人生〉法文版序》中说：“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④雨果是路遥热爱的伟大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人非有光不可。任何人进入无光处都会感到心焦。眼睛见到黑暗时心灵也就失去安宁。”⑤雨果就属于创造光明和照亮人心的作家。路遥喜欢这种充满光芒和热情的作品。早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读了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他还把这部小说推荐给在农村当干部的好友海波，要他写信谈谈自己的“看法”⑥。路遥希望自己的朋友也能感受到雨果作品的精神之光。

1978年，路遥经常写信给海波，坦率地批评他“目光短浅，心浮气躁”，“不认真研究名著，只靠看杂志上小说‘过光景’”，见面的时候，反复向他推荐了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和雨果的《九三年》。海波回忆说：“当时我感到奇怪，直到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并获奖后，我才理解了他当时的心情——《沉重的时刻》描写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在创作中，面对障碍时的心情;而《九三年》写的是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前者对应着他当时的心情，后者对应着他正在写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⑦海波说得不错。在路遥探索写作道路的“沉重的时刻”，席勒的精神给了他勇气和力量，雨果的经验则给了他灵感和激情。如果没有《九三年》的启示，就不会有《惊心动魄的一幕》。

事实上，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人们会发现，雨果对路遥的影响，体现在具体作品的写作实践上——从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来看，雨果的经验让路遥认识到了强烈的对照修辞的价值，认识到了崇高的史诗风格的力量，并启发他以一种热情而亲切的介入性方式展开叙事;也体现在对人与生活、爱与同情、革命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态度和观念上——雨果的伟大作品点燃了路遥的理想主义激情，深化了他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理解，培养了他对底层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而雨果与路遥在性格、境遇和生活上的相似或差异，也为在他们之间展开“平行比较”提供了阐释空间。也就是说，关于路遥和雨果，我们的研究将在“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两个维度展开。

一、童年的不幸与童年叙事

有人说，伟大的作家都有个不幸的童年。这句话也许不是普遍真理，但符合许多作家的实情。杜甫、韩愈、李贺、拜伦、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托尔斯泰、杰克·伦敦、高尔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诗人和作家的童年，都很不幸。利哈乔夫在谈到生命和死亡的时候说：“假如生活中绝对没有任何悲伤和痛苦，这也不算是完整的生活。”⑧对作家来说，人生的苦难和不幸，包括童年的悲伤和痛苦，皆可视为“完整生活”的一部分。就积极一面看，作家童年的不幸，未尝不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幸运。如果作家内心有足够多的爱和热情，那么，他所经历的苦难，就具有特殊的价值，就会被转化成深刻的叙事内容和巨大的创造力量。

在伟大的文学中，有三种东西——爱、苦难和诗——不可或缺。没有爱，文学就缺乏善的力量;没有苦难，文学就缺乏真的深度;没有诗，文学就缺乏美的韵致。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消失了，那么，文学很有可能随之消失，至少，那种充满净化力量的悲剧文学，将很难产生出来。所以，那些童年不幸的人，如果正好懂得爱，也有很高的才具，他就有条件成为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而那些童年幸福的人，若想成为作家，就得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培养对苦难的敏感——要使自己有一双看得见人间不幸的眼睛，要有一颗感受到别人痛苦的心灵。一个以作家自命的人，若对人世间的苦难无动于衷，那么，他就很难写出崇高而美好的文字，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家。

雨果和路遥都是体验过苦难滋味的作家，也都是懂得爱的真谛的作家。

雨果的童年，是暗淡和不幸的，而路遥的童年，则更加暗淡和不幸。但是，他们靠着爱的热情，靠着诗的力量，极大地超越了自己的苦难和不幸。

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我们身上造成黑夜的，也可能留下一些星星给我们。”⑨童年的不幸，成年以后的磨难，都不曾消损他内心的爱和仁慈。雨果心灵的天幕上，布满了灿烂的繁星。

从外在的角度看，雨果的童年，简直算得上幸福。他家境优渥，衣食无虞，从未体验过饥饿的滋味;他门第尊贵，身份体面，压根不知自卑为何物。

人们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伯爵，却不知道维克多·雨果也是伯爵。他是将军之子，但他并不以此为荣;他有伯爵的身份，但他放弃了这个名号。巴尔扎克曾经责备雨果说：“你怎么能如此从容地放弃法兰西世卿的称号，这是仅次于法国国王的最美的称号！”⑩

然而，富有和体面，只是幸福生活的外在条件，并不能使一个人免遭苦难的蹂躏和不幸的侵袭。雨果的童年即便说不上特别悲惨，但也说不上特别幸福：“因为童年的天真从未停止受到威胁。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死亡的危险总是跟随青春的纯洁。”11父母的紧张关系，姑姑的乖张性格，都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不安和苦恼。雨果关于儿童不幸的叙事之所以真实而感人，因为他自己就体验过童年的不幸。

雨果的父母性格差异大，政治立场也截然对立。父亲的性格，外向、热情而浪漫;母亲的性格，内向、严肃而克制。他们之间几乎总是格格不入，经常发生冲突。父母亲的这种性格差异和性格冲突，集中地反映在雨果自己身上：“一方面是雨果将军好色的气质，和他奇特的、常为怪诞所吸引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索菲·特雷布谢严格的禁欲主义和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兴趣;一方面是对荣誉的爱，另一方面是对暴政的恨;一方面是总带一点儿疯劲儿的强烈的诗情，另一方面是有产者的品德，这些品德对他的天性来说尤其可贵，是因为他受过家人给他天性所带来的痛苦。”12雨果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那像火一样热烈的一面，来自他的父亲;那像水一样沉静的一面，来自他的母亲。

母亲索菲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女性。她爱上了一个名叫拉奥里的男人。她对丈夫极度冷淡，甚至很少回他的信。雨果父亲也放弃了“重新赢得妻子欢心的念头”13，选择跟“达尔梅夫人”一起生活;他在给妹妹的信里抱怨说：雨果母亲对金钱贪得无厌，“她只要有不顺心的事情，总是一意孤行，到处吵吵嚷嚷”14。心情抑郁的母亲，长时间外出不归，也无心照顾怀抱中的婴儿。于是，雨果早早就断了奶，被托付给传令兵的妻子照顾。

这种不正常的家庭环境，极大地伤害了孩提时代的雨果。莫洛亚真实地还原了雨果童年的不幸，准确地揭示了他的忧郁性格的成因：“维克多依然身体羸弱，愁眉苦脸的。他的头很大，和身子不成比例，使他像个畸形的小矮人。‘人们发现他待在角落里，悄悄地在哭，不知道是为什么……’父亲把他托付给一个专带孩子散步的女人，维克多从一开始就无法忍受她。他怪她不讲法语，喊她是‘卡弟娃’——坏蛋。大家猜得到这个没有母亲、有着两个健壮哥哥的羸弱的小弟弟，心头究竟在想什么呢？他的忧郁性格就这样渐渐形成，并且，将在他具有神奇生命力的整个一生中不时地显露出来。”15虽然在社会生活上，雨果显示出健全而强大的人格，但是，在私人生活上，他却显得有些病态和软弱。他的多情和放恣，他对女性的过度依赖，他在情感生活上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倾向，多多少少都与他童年的痛苦经历有些关系。

1853年3月，雨果父亲将两个儿子交给寡居的妹妹监护。性格古怪的姑母限制孩子们的自由，不给他们钱，使他们“身无分文”，以至于不得不跟别人借钱;更可气的是，她竟然不允许他们到母亲家里过新年。孩子们对脾气暴躁、令人讨厌的姑母非常抵触，不加遮掩地表达了他们对她的不满和反感。雨果写诗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和赞美，对父亲的失望和怨恨：“……侮辱/由父亲加给儿子，就是童年的结束。”16在整个童年时代，雨果的心灵上都“笼罩着双亲反目的乌云”17。1818年8月，在题为《告别童年》的诗中，十六岁的雨果这样写道：“别了，童年美好的岁月，/转眼间已经高飞远走，/幸福啊，你把我们抛却，/幸福稀少，来不及享受。”18在他的诗句里，童年的自己，实可谓楚楚可怜：“光阴啊！你要童年何用？/或者说，为何把我改变！/我寻觅自己，唉，我只见/一个乖乖呜咽的孩童。”19这最后一句，情见乎词，最是酸楚，足以使人看见他童年的委屈和痛苦。

好在，雨果最终把童年的不幸转化成了爱的热情和行动的力量。他有良好的意志品质，从不颓唐和沮丧，更不会向绝望低头。他相信，人类的心灵会向上发展，社会的脚步会向前迈进。在他的作品里，坚定的信念，像磐石一样稳定，爱的情感，则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爁炎不息。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雨果精神上的光芒和力量，吴达元先生才在《法国文学史》中介绍他的时候，大加揄扬，不吝赞词：“雨果不是时代病的诗人，他的诗没有拉马丁的忧郁情调，更没有维尼的悲观思想。”这些判断，大体不差。雨果确实像骑士一样浪漫，像传教士一样乐观，像斗牛士一样自信。

接下来，也许是为了给“没有时代病”的雨果，提供精神上的“健康证明”，吴达元先生便通过近乎随意的主观推想来自圆其说：“他生活在和睦的布尔乔亚家庭，有慈祥的父母，友爱的哥哥。精神和物质上，他都没有受过挫折。这样一个家庭没有悲伤的气氛，不会产生时代病的诗人。不幸的爱情是时代病一种病菌。雨果一生没有爱情的浪漫史。他早婚，爱他的娇妻，是个好丈夫。他的爱情没有遇着阻难，没有半点波浪。他不认识爱情的苦味，更不认识热烈疯狂的爱情。爱情在他的初期作品里没有什么位置。”20这样的赞辞，热情、慷慨，也许合乎人们的情感逻辑，但却与事实多相扞格。

当然，这种言过其实的情形，也不难理解。虽然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把“大人物”往好处想，甚至倾向于把他们想象得白璧无瑕、完美无缺。也许吴达元先生并无这样的脾性，但是，客观条件还是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意识。例如，20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撰写《法国文学史》的时候，莫洛亚的《雨果传》尚未出版（1954年出版），因而，也就无法通过这部传记，完整地了解雨果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