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结中的“老问题”与“新进展”

坦率来说，202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呈现出研究格局的显著变化。但研究者们在方法论方面的执着探索，以及在具体议题上的不断推进，还是令这一年的相关研究颇有可观之处。基于特殊年份的时代意义，它在“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的重新阐释方面，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显著态势。此外，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既体现出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入讨论，也提供了颇具示范意义的研究成果。而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与研讨，以及其他值得重视的研究方面，也极为难得地涌现出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都是在为学科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此意义上，对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梳理其中的“老问题”和“新进展”，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学科的向前发展。

一“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的重新阐释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一百周年的伟大时刻。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建党百年”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议题，成为诸多研究者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为了庆祝建党百年，凸显百年中国文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典化过程，2021年4月24—28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南方文坛》杂志、广西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经验与经典——中国文学百年叙事”研讨会尤其引人注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就“百年叙事”这一宏大命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目的是为了探询百年来中国文学叙事在反映和表征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力求把文学的百年发展，放在“建党百年”的大框架与总进程中，进行历史地回顾与学术性的研讨。事实上，为了积极响应并配合这一重要的学术主张，《南方文坛》杂志在2021年第1期便隆重推出了“百年叙事”的研究专栏，涵盖文学、影视等诸种艺术门类。而就当代文学而言，这一栏目相继发表了孟繁华的《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①，萨支山的《从〈有个人〉到〈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创作主题的形成》②，傅修海的《新小说百年的思路、生路、出路与新路》③，许子东的《“三红”与“一创”的拼贴——重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剪辑错了的故事〉》④，以及张丽军的《〈创业史〉为什么这样“红”》⑤等重要论文。这些成果在更博大的格局中，对于百年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经典作家作品，有着深入而新颖的阐释。

当然，关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思想指引下的百年文学发展，2021年亦不乏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的重要成果。陈思和在《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⑥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新文学的基因，因此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陈教授梳理并回顾百年来党领导文艺事业的重要变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党明确把文艺作为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要求文艺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实践曾遇到过曲折，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党在对文艺的指导思想与策略进行调整时，许多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从总体上说，党越来越重视现代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健全，越来越尊重艺术实践的特征规律和艺术家的精神劳动，越来越向着真正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日益丰富的精神审美需要而努力。

同样是紧扣“建党百年”这个议题，张福贵的论文《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⑦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都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就使得二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互相重叠与互相促进，以及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所具有的一致性能够得到有效说明。张教授的论文在既有的“党史文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大党史文艺”，进而将百年来的中国新文艺在美学风尚上的主要特点概括为追求史传性的宏大叙事、塑造完美崇高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书写悲壮的正义伦理等诸多方面，这便为在百年党史的框架内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有效示范。

不同于张福贵的“党史文艺”，蒋述卓的《国家话语与新中国文学的特征》⑧一文紧紧抓住的是“国家话语”的概念。论文对新中国国家文艺话语的形成做了细致的分析，这广泛涉及文艺会议、批评和评奖等文艺制度的各个方面。正是基于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新中国文学对国家话语的反应与反馈，蒋教授在讨论新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时，总结出了四个显著特征：其一，与时代同步的鲜明色彩;其二，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方式;其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与英雄主义浪漫气质的弥漫;其四，民族化、大众化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创造。论文正是以此考察新中国文学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国家话语的密切联系，能够给研究者深刻启发。

就“百年叙事”和“当代文学”关系而言，陈晓明在《文艺争鸣》上的一组论文同样值得重视。陈教授把“百年中国”理解为中国进入现代的历史时段。在处理这个略显庞大的课题时，他归结出了六个面向来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以及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等。在《现代如何开创？如何成形？——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一》⑨中，陈晓明主要处理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话题，论文认为百年中国文学在拓进现代转型方面开辟的道路，主要体现在：其一，确立了现代启蒙主义的自主平等的价值观;其二，建立起文学与社会人生最为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其三，完成了传统文言文书写向现代白话文写作的转变;其四，建立起以人的形象和心理情感为表现中心的文学审美观念;其五，建立起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体系;其六，始终维系和重新焕发出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在《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二》⑩中，陈教授处理的是世界性的话题。他认为百年中国文学以现代之力开启世界大门，正是在与世界优秀文学的交流对话中，一步步走进现代，完成从古典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的。接着，在《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三》11中，陈教授集中论述人民性和民间性的话题，他将“人民性”视为百年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民间性”则是其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在《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四》12中，陈教授讨论的是作为一种文明叙事的中国当代文学，他力图在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之中，建构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最后，在《后文明时代的写作或后文学的诞生——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五》13一文中，他处理的是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在他看来，“后文明”时代终结了文字作为文明记载和书写的主导形式的历史，然而，这种文明的转轨却并非文学的末路。文学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借助高科技和互联网，获得新的主题思想、感觉经验和表现方式。这大概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不竭的动力所在。

二、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社科院文学所的团队一直在倡导“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关理念方法和阶段性成果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在2021年当代文学学科的最新进展之中，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贺照田的论文《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14就带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确切来说，更接近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他有感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历史研究者面对文献时的茫然无措，进而通过对雷锋日记中杨献珍文章的摘抄与改写的细致分析和解读，试图说明这则看起来不过是时代意识形态回声的日记，其实是在扎根雷锋内在核心深处的能动参与后才得以形成的，没有雷锋能动的节录、改写便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则雷锋日记。因此，雷锋日记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是时代主流逻辑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雷锋内在自我的产物。贺照田试图借此告诫那些有志于进行20世纪50至70年代历史研究的学者，面对历史文献时，需要有耐心去寻找充分打开历史文献的方法，而非对它们的研究价值匆忙地否定。同样关乎的是方法论的问题，何吉贤的论文《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15则更具体地指向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20世纪中国革命产生的大量文艺实践和作品，都与地方性密切相关。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不仅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将视野拓展到地方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志等，还需要在空间上拓展，拓展到地方、乡村和边疆。这里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一，“地方性”因素作为文学叙述的“装饰性”因素，附着在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叙述上;其二，“地方性”因素构成了作品的内在要素，构成了叙述的动力和特色，形成作家的个人“风格”;其三，“地方性”因素本身就构成了普遍性，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就构成了普遍意义的表现。这三个层面对于我们深入“地方性”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具体到社会史视野下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个案成果，周立波的相关研究显然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点。程凯的《“信任感”与“心宽路远”——〈山乡巨变〉（上部）的现实理解和生活感觉》16将《山乡巨变》（上部）的创作背景放置在合作化所面临的历史状况之中，进而认为正是在呈现农业合作社“软着陆”过程的意义上，《山乡巨变》提供了全面合作化运动落实于一个基层乡村所展开的生活与现实图景。具体来说，小说是通过塑造李月辉、刘雨生、邓秀梅这一系列“理想”的当家人、带头人、下派干部的形象，试图表现一种春风化雨、和风细雨式的工作方法和群众运动状态。虽然这个运动本身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并且构成对农民生活生产的强烈冲击，但在李月辉这样抱着“心宽路远”心态的干部的主持下，依托着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感，靠着细致、细腻的说服、互动过程，这个“深刻的革命”最终以促进团结的方式作用于山村。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比《暴风骤雨》更高的现实主义品质与认识价值。何浩在《“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17一文中将周立波的文学实践作为从“社会史视野”出发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生动案例。论文对《暴风骤雨》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形态的来源做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将之视为文学感知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这里极富创造力的地方在于论文提出的“搅动”—“调治”社会的概念。在作者看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文学形态的掌控，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变革的新局面中，而革命作家们携带各自观念意识、感觉机制在不同层面的碰撞、磨合，才摸索出了革命文学的千姿百态。具体到周立波这里，则是从“搅动”社会到“调治”社会。正是在配合革命实践逐步摸索、面对、处理社会的过程中，周立波以自己的方式在《山乡巨变》中呈现了“调治”社会的方法。在此，“调治”意味着需要精心、耐心理解社会，调治也意味着如果要让中国社会运转更加良好，不仅需要考虑在政治的参与中，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因素如何搭配，还需要观察、理解和考虑中国社会的构成中尚未被政治充分看见的、潜在的活力因素。因此，论文借用“搅动”和“调治”社会的概念，通过对周立波创作个案的细致分析，将政治经由作家个体中介发生作用的复杂过程，做出了极为深入而精彩的阐释。

除此，李娜的《在美学风格的背后——〈山乡巨变〉的成就与成就中的问题》18从美学风格的角度，分析《山乡巨变》在书写的自在感背后，蕴含着周立波对合作化政治与乡村社会认识上的不足;而李哲的《〈山乡巨变〉：革命“深处”的潜流》19则试图在“革命深入”的临界处，捕捉周立波隐含在“山乡”生活世界中的“人人之心”的微妙层面，进而由“公意”和“私心”的对流、激荡，凸显出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也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另如朱羽的《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20，李海霞的《再论“中间人物”——从周立波〈替阿Q辩护〉说起》21等论文，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社会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示范意义。

当然，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董丽敏的《青年、革命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的考察》22。《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常说常新的经典作品，近年来围绕该作的重新解读着实不少。而董丽敏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她从“职业革命家”的自我指认出发，紧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具有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视角，依托“组织部”这一特定场域，深入呈现了革命与治理、主体与环境、精神与制度等之间存在的各种张力，以及企图克服这些张力的种种成熟或不成熟的努力，进而为“当代文学”之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提供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回应方案。这既是对王蒙小说的重新阐释，也为社会史视野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当代文学“历史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工作一直被学界所高度重视，纵观2021年，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也是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