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运营文学组织的成功范例

1949年前后，大陆迁台的外省军民中，聂华苓是特殊的一位。她在大陆出生、求学、成家，在台湾政治的“白色恐怖”中度过一生最关键的中年时期。与当时崇美的留学风潮下远赴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不同，聂华苓是迫于政治的压力从台湾赴美，永远离开中国之根。从1964年开始，聂华苓在爱荷华扎根，但却成为精神上流亡的“中国人”，在“出走”与“回归”之间摇摆，在“无根”与“放逐”之间创作一首首浪子的悲歌。基于这样复杂的个人经历和在历史中遭受的诸多困境，自称有“政治冷感症”的聂华苓坚持以纯文学的理念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组织文学活动，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自由中国》文艺栏之于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价值

当谈及《自由中国》，很多研究者把它当作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刊物，胡适、雷震、傅正、殷海光等人是进入研究者视野最多的人物。“大家虽重视《自由中国》的影响力，然而不是谈论民主宪政的议题，就是它经济与社会的思想，总是把焦点集中在它战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后来大家就只是把它当一份‘反对党’阵营的先驱刊物，完全忽略它在文学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①聂华苓与《自由中国》文艺栏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冷落的地位。

聂华苓去台湾后不久就在《自由中国》担任编辑，1953年开始主持《自由中国》文艺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运营一个纯文艺期刊，相当不容易。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开始严格掌控文艺发声渠道，整个台湾文坛都被反共作家掌控，他们与大陆断绝民间往来的同时，也切断了五四之后的文学创作传统。国民党曾以张道藩为首，于1950年5月成立“中国文艺协会”，成为50年代台湾最活跃的官方文艺团体，“《中央日报》副刊、《新生报》副刊、《民族晚报》副刊、《公论报》副刊、《新生报》南部版副刊等当时最具影响力报纸和《文艺创作》等文艺杂志的主编，几乎掌握了所有文学发表的管道;换言之，50年代任何一个作家一旦被文艺协会所摒弃的结果，正是被放逐在台湾文坛之外”②。

《自由中国》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是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刊，是一份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综合性杂志，以政论文等意识形态和思想性的文章为主。开过《社论》《青年号角》《时事述评》《新书推荐》《特载》《专访》《自由中国通讯》《艺文》《书刊评介》《读者投书》等栏目，从第三期开始增加《艺文》一栏，每期都推出一至三篇文艺作品。《自由中国》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出资，挂名的发行人是胡适，实际由雷震主持操办。从《自由中国》的创办宗旨、发刊词到征稿简则③，就可以见出当时台湾的政治文化氛围。但是《自由中国》的宗旨已经显示出，这份追求自由民主的杂志在创办理念上的矛盾，及其所显示的与台湾当局的诸多不和谐，所以创办后不久，就成为台湾最早厌弃政治八股并公开批判台湾当局黑暗行径的杂志之一。这种转向对聂华苓自然产生影响，1953年她接手文艺栏后，就发布了一则征稿启事，显示了对1950年刊载的那份“征稿简则”的彻底背离，内容如下：

一、本刊征求中篇文艺小说，文长六万字至八万字为限。

二、情意须隽永，文字须轻松，故事须生动。八股、口号恕不欢迎。

三、入选稿件，将分为五期或六期在本刊连载，登载后并由本刊发单行本，版权为本刊所有。……④

从1953年之前聂华苓发表作品的质量和数量，可以发现《自由中国》早期践行的宗旨对聂华苓创作欲望的某种束缚和压抑。从1949年进入《自由中国》到1953年接管文艺栏，聂华苓除了发表译作外，只创作了《忆》《觉醒》《黄昏的故事》几篇艺术水准极低的小说。这表明背离个人价值理念的创作，很难走得长久，聂华苓也无法与这样的创作理念和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很快转向婚恋和小人物题材的创作，并且在文艺栏以纯文学理念指导编辑工作，使很多有文艺价值的作品，和后来在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家被发掘。作品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作家如后来以《丑陋的中国人》出名的柏杨。使得一批女作家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自由中国》纷纷登台，如林海音、於梨华、琦君、张秀雅、孟瑶、钟梅音。聂华苓以个人的理性判断，洞悉那些扭曲人性的政策与文学的悖理之处，重拾《自由中国》创立之初秉持的“自由民主”精神，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和台湾沙漠化的文艺氛围里，率先举起“为文学”的大旗，以“反共八股全不要”的决然态度，与台湾当局的文艺政策抗衡，为当时的文坛尤其是与她志同道合的作家开辟了一处纯净的发表园地。

聂华苓是创作、翻译、编辑、评论的文学多面手，为她带来国际声誉的不仅是创作，还有她曾被政治殃及、覆灭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复燃的文学理念，并以此指导取得极大成就的文学事业：《自由中国》文艺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以下简称IWP）。《自由中国》文艺栏的编辑工作使她作为“伯乐”的潜质得到初步展现，也是聂华苓文学理念得到初步实践的舞台。基于这样的工作背景，聂华苓在美国相对宽松与自由的政治环境中，继续她未竟的文学理念和理想。IWP创始人与主持人的身份，也为她在国际上赢得高度评价和普遍尊重。

二、IWP运营模式之于文学组织运行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余光中、叶维廉、白先勇、王文兴、杨牧（叶珊），曾被安格尔以“作家工作坊”的名义邀请来到爱荷华大学。但是，“作家工作坊”还是以美国本土作家为主。1964年，聂华苓来到爱荷华后，一种随之而生的孤儿心态，使她生出创办一个国际性写作计划的想法。安格尔有着自1942年来就经营“作家工作坊”的丰富经验，尽管意识到这个写作计划在资金筹备、作家邀请等各方面的困难，他们还是把这个设想实行了。1967年IWP诞生，迄今为止已经邀请两百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一千五百名作家，到访美国中部小城——爱荷华;直到安格尔逝世三十年与聂华苓荣休三十三年的今天，IWP还在向世界各地的作家发出邀请，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学交流范本。

IWP的运行模式是依托爱荷华大学为管理机构，以爱荷华为作家聚集阵地，于每年的9月到12月，邀请美国本土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到爱荷华，进行为期3个月的文学文化交流。这些人中有小说家、诗人、编剧、导演，大多是在相关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文艺工作者。在爱荷华，他们“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当然是写作。再就是演讲、讨论、访问、旅行、聚谈。主要的目的是使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表现技巧得到一种冲击和对流。再就是帮助他们翻译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们国家著名的古典作品或现代作品，然后拿到堂上讨论、修改，好的作品‘国际写作计划’尽量协助出版或发表，就是不能发表，也可以增加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相了解”⑤。

一个国际性质的文学组织，无论它如何强调非政治性，但这些作家都带着不同的信仰、国族、民族、政党身份背景来到爱荷华，有交流必然会引起交锋。“国际写作计划”的复杂性和主持的难度主要在于：

其一，IWP本身的国际性质带来的复杂性。邀请的作家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关注“第三世界”是IWP历来的传统，把这些国家的作家聚集在一起，本身就有难度。

其二，人员政治背景的复杂性。IWP为了达到沟通的有效性，很注重邀请作家的互补性，这就为活动的展开增加了难度甚至是危险系数。有些作家的母国之间曾经有旧怨，如1969年就同时邀请了西德、以色列、波兰、乌干达的四位作家，三位犹太裔作家拒绝与德国作家交流，甚至拒绝握手、同堂活动。或者突然因政治原因带来变故，如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写作中心便不得不把报告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取消，因为怕在会场上引起群众性的冲突”⑥。

其三，经费筹备的难度。运营的资金大多是募集而来，资助过IWP的有美国国务院、国际新闻交流总署、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迪尔农具公司等政府部门、组织机构和企业，也有爱荷华燕京饭店的裴竹章先生、中学老师等个人。但是IWP运营这么多年，经费的筹备必定是关乎命脉的一项工作，我们只看到了IWP如今的成就与影响，它背后运营的难度和个中艰辛，只有参与其中的聂华苓夫妇和IWP工作者知道。如“中国周末”举行的第三年，就因为经费问题没有邀请外地华裔作家参加，第四年因经费不足彻底被取消了。

其四，协调各方利益的难度。IWP是以爱荷华大学为依托开展活动的，但若这个机构不能给学校带来实际利益，甚至存在运营困难，或者声誉盖过了学校，那么必定会引起学校官方的反感。1988年聂华苓退休后，IWP的两位元老就彻底退居幕后，IWP最辉煌的时代随之东流。甚至在1993—2001年，中断邀请中国大陆作家，不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在世界舞台露面的机会和积极性也大不如前。这些并非毫无征兆，据汪曾祺回忆：“我感到Program可能会中断的。因为听说大学和Program矛盾很深，因为Program的名声搞得比爱荷华大学还要大。这类事，美国、中国都一样。”⑦其中曲折也得到了聂华苓的确认：

2001年我才当回IWP的顾问。Christopher Merrill是从2001年到现在出任IWP的主持人。2001年文理学院的院长根本不懂文学，他们想把IWP取消，当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的副校长（后来当了校长）David Skorton也正好在北京。后来我跟王蒙讲，我说我们的副校长（他是管科学的副校长，其实跟文学无关的）来了北京。我问，中国作家协会可不可以邀请所有到过爱荷华的作家来办一个欢迎会？因为王蒙当时是作协的副主席，他说的话有分量。他答应了，欢迎会是他主持的，吃了一顿很好的晚宴，曾经到过爱荷华的作家都来了，像张贤亮、冯骥才等，他们都是从外地赶来的。这个聚会办得很好。副校长David Skorton回爱荷华之后，虽然他是管科学的，但是他表示我们决不能取消IWP。在2001年就成立了一个竞选委员会，他把我也安排进委员会里，我当时已退休了，但是我身为委员就可以讲话了。⑧

西方大学不同于中国大学，中国大学里的每个机构都附属于学校，并会根据需要拨款维持机构运营，学校与机构间的亲缘关系因此更加深厚。IWP与爱荷华大学之间虽然是从属关系，但爱荷华大学并不负责提供资金维持IWP的运营，造成二者日渐疏远，也给IWP的运营直接造成困难。IWP面临的资金筹备、邀请作家、组织协调活动、维持运营等自内而外的复杂性和难度，也使得聂华苓夫妇所做工作的价值得到很大凸显。

IWP在作家的选择上是极具眼光和预见性的，曾经参加过这个计划的很多作家都已经成为各自国家文坛的中流砥柱，甚至有很多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波兰裔美籍作家米沃什、苏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中国作家莫言。IWP中国作家名单上集齐了老中青三代作家，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足见IWP邀请作家的水准。

此外，作家们也因走出国门，在创作上发生了某些转变。蒋勋去爱荷华前，也曾经历与聂华苓相似的命运，因政治压力辞去教职、杂志主编工作，处在人生低谷。但爱荷华之旅使蒋勋“仿佛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从台湾闭塞的苦闷中走出来，有了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也有了新的调整自己创作的机会”⑨。蒋韵曾说：“当我回到黄土高原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后，我悄然变化的小说在告诉我，那些夜晚的话题，那些似乎无解的讨论、争论，那些思考，那些困惑和追问，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多么珍贵。”⑩影响最大的要数王安忆，从爱荷华回国后她经历了一段迷茫、自我否定、重新出发的心路历程，在给聂华苓的信中她说：“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地，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了。于是，又能写了……”11区别于东方的西方世界，全新又迥异的文化氛围，广阔的国际视野，再加上IWP把世界搬来爱荷华所带来的如此浓缩的文化聚合、交汇、碰撞，都可能对作家产生冲击和影响。

此外，IWP也是爱荷华名扬世界的直接推手。IWP创办之前，爱荷华已经因“作家工作坊”和创意写作，成为美国的文学重镇，但IWP在此基础上将爱荷华之名推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重镇。聂华苓将此前的“艾奥瓦”“衣阿华”等十分拗口的翻译更改为“爱荷华”，这个更浪漫别致的译名，显得与之在美国和世界所取得的文学声誉更匹配。“正如‘幽默’的英文汉译出自林语堂、‘翡冷翠’意语汉译出自徐志摩、‘爱荷华’的英语汉译正是出自聂华苓。用聂华苓老师自己的话说，Iowa，‘爱荷华，热爱荷花的芳华’。这是神来之笔，洋溢着东方美学的神韵。”12

200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爱荷华“文学之城”称号，成为继英国爱丁堡、澳大利亚墨尔本之后第三个世界“文学之城”。IWP在“作家工作坊”产生的文学影响基础上，将小城之名推至全世界，随之诞生的各项文学机构和创意文学计划，通过文学影响激发出的一系列创意文化产业，带动爱荷华的经济发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爱荷华的成功，值得全球其他小城市借鉴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