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乡土变迁的“硬边写作”

“硬边写作”这个词形容李凤群创作，全然不同于厄普代克评价巴塞尔姆运用坚硬的、栗色的词语，她的写作是一种精神苦修，调动个人对土地的所有经验和情绪，扎根长篇，深耕现实主义，四部小说《大江》《大风》《大野》《大望》呈现体系化特色，故事背景设定于“江心洲”场域，故事事件体现为剖面收缩和论题聚焦。若将其进一步细化，《大江》《大风》《大野》贯穿“地域—家族—个人”的内聚逻辑，以农村青年如何走出乡村为主旨。《大望》重新论证人为何从城市回归乡村。四部长篇由此构成人/土地统一体的闭环，合力解析时代与选择的关系、选择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李凤群为这一系列讨论设立落点为“寻找”母题，寻找希望、前途，乃至更深远意义层面的自我实现。《大江》第三卷结尾，吴革美慨叹“漫游不息只为寻找立足之地”②，阐明了吴家每一代人往返于乡乡之间、城乡之间、陆地与大江之间的根本动因。

《大江》深刻揭示中国农村60年（1950—2010）的被动变革，无论是守成、逃离还是死亡，都由“心动”率先撬动“江心洲”既有稳态秩序，乡村被目之所及的“新”或者“利”，怂恿着不得不变。《大江》与路遥《人生》在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思考上具有延续性，皆焦虑农村青年因阶层固化而承受的人生固化。《人生》给出的暂时方案是回归土地，《大江》则坚持出走的价值和意义，但还是先将“成功”有所简化，提供“走出去”的正向结果。真正城市奋斗篇落地于《大野》，“在桃”补叙了“革美”离开“江心洲”后，在都市闯荡四年的经历。《大江》不同于“故意性乡土写作”③，它实质可归属新世纪问题小说。改革开放文化场内，作品从农村青年的进退、乡土与人的假定共同体、乡镇改革局限性三个维度，提供了21世纪中国长江流域乡村书写的崭新文学经验。

一、青年问题

《大江》扑面而来的一场场死亡中，农村青年追求个人梦想的欲望逐步被乡土消耗、磨损、蚕食、压平，直至他/她被驯化为下一辈青年的阻力。希望、失望和绝望撕开“江心洲”精神黑洞，吴革美是唯一成功者，她在“出走”前，已从他人/个体的境遇互证中，精准预见自己被“江心洲”既定家庭伦理和处世哲学吞没的过程。

罗兰·巴特提出以名称“层叠”建构认知序列，若将青年成长视为一个集合体，人名是发展过程的清晰节点，李凤群阐述吴家四代青年在抵达独立命途中，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了什么。吴家义、吴保国、吴革美、吴文以毁灭和蜕变两种方式，挑战“江心洲”陈规。前三者都重视行动，“用尽所有天才”离开江心洲，又坚持回馈乡土。吴文是例外，毅然与乡村切割，以维护居高临下的城乡对话。“所有的优越都伴随着因傲慢与残酷带来的危险，还有因此导致的敌对的、强迫他人的行为。”④我认为吴文的离群和沉默，掩藏着滕尼斯论证的力量过度与抵消问题，他若被完全接纳则必须和江心洲完成“意志的相互确认与彼此服务”，“悬浮”状态表明他与吴家也仅是机械结合，从未形成有机体。

吴家义、吴家富、田大龙、吴保国、吴革美是李凤群植入个体真实生活经验后的人物重塑，他们承袭“高加林式”生命困境，倾诉颇为相似的困惑、愤怒和痛苦。阎纲给路遥的信中评价高加林“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⑤比照《大江》，吴保国与高加林具备高度相似的人物复杂性和矛盾性。路遥给阎纲回信触及城乡互渗过程中的两个基础性议题，即为什么选择城乡问题？农村青年处境如何？两者在《大江》里被进一步阐释。

城/乡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变换出生活复杂景况，令《大江》青年感受猛烈的心灵撕扯。匮乏的文化输入造成农村青少年的困局。然而，李凤群又不无伤感地描写吴家人既是时代牺牲品又是时代排头兵，她再次肯定个人英雄主义是对家族和土地的使命感。它的新意辐射向固本和开放两个向度——守住“江心洲”与发展“江心洲”。同时，作者受小说人物自行发展的牵制，又对英雄主义有效性产生了一定怀疑，吴保国入狱与逃离的经历赋予英雄主义以悲情。在保卫家乡和建设家乡过程中，他都未得到故土善待，其英雄主义也最终在塌桥事件全面颓败。“断桥”是这场悲剧的具象化，“在昏暗的苍穹下，寂寥地耸立着，雨柱从它身上滚滚而下，跌进长江，这座没有完工的桥，像一只伤心的眼睛，注视着吴革美的身影”⑥。“断桥”如同一座废墟化纪念碑，施压吴革美，尽快接续吴家英雄主义。

但吴革美的英雄主义因救助姑姑受阻。小说精彩刻画当家秀被带离江心洲，得以彻底终结苦难时，反而爆发凄厉尖叫。这一细节与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呐喊》存在互通，世界如同一个漩涡，蒙克绘出极端的孤独与绝望。詹明信对此解释是主体的分类和瓦解。“正当大家埋首于进行自我建构、创造个人主体，务使个体但愿发展成为自立自足的独立范畴之际，大家同时发现，建构中的自我日益脱离社会了，不假外求的个体也自然而然地跟外界断绝关系了。我们把自我困据在超乎外物的单元个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就把世界囚禁于自我的无边孤寂之中。如此，人确实是把自己永远地关闭起来，活活地埋葬着，任你如何万般求索，出路始终找不到。”⑦家秀在听障、无子的困境中，自觉瑟缩于卑微，唯一一次抗争是阻止丈夫夜晚幽会。当她紧跟革美刚踏入城乡接合部，“在她眼里，这显然就是个钢筋水泥和无数条蠕动的腿组成的大漩涡。她开不了口，憎恶和惶恐都写在脸上了。……这个女人，这个贫穷了快五十年的女人，她能忍受不孕、丈夫的背叛，她忍受家园和兄弟被长江吞噬，但是显然，她不能容忍这种空气、这种迷幻的场景”⑧。家秀依赖江心洲，她自觉永无可能弥合与城市的裂隙，耸立四周的隔膜感迫使她用尽全力说出了“我！要！回！家！”

“纵然最后的家园要一步步退却，退到片甲不留;纵然厄运就在前头，但是毫无疑问，向前，向前，这就是一条江的命运，也是吴家一代代人的命运。”⑨“向前”是吴保国和吴革美接力的个人英雄主义灵魂，它始终与理想主义捆缚，与实利主义博弈，无所畏惧且永不放弃。

二、土地问题

《大江》地域原型是当前安徽省无为市⑩，文本叙事空间由“太阳洲”“江心洲”“十里墩”组构。无为市地处皖中，临江滨湖，承东启西，小说陈述“太阳洲”沉没后，吴家被迫迁徙至“十里墩”，但他们中途改道投奔仍存在水患的“江心洲”，只因生长在江边的人离不开水。“江心洲”即现在的无为市姚沟镇11，2010年小说初版，近十年来，无为市水运和陆运双线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提速。

人/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大江》核心论题，但作品实际诠释了一种新情况，即假定的共同体。“他们彼此间划分出了严格的行动领域和权力领域的界限，每个人都禁止他人触动和突破界限，触动和突破界限的行为被视作敌对行动。”12这就解释了吴家改革者的悲剧，也解释了青年人无法成长的原因，严密伦理形成统一意志，于是富裕被作为共同财产，反映社群价值，改革先行者每一个行动都被视为对统一性的挑战。但陷于贫穷，又不断激化人对土地的恨意。江心洲人不自主地将对境遇的恨转嫁于对乡土的恨。李凤群的乡土反思，在小说中沿着“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逻辑呈现出来。吴家是血缘共同体，江心洲聚合地缘共同体，吴保国和吴革美形成了心灵性生命的关联。

长江培育强大的负能量场，人的潜能从水患中被一再激发。江心洲常年雨季，水资源丰富，但防洪压力大。洪水导致当地农民被迫在长江沿线迁居。自然环境给予吴家人的不安全感，两重“失家”阴云笼罩家族，既担心江心洲像太阳洲一样被洪水倾覆，他们必须二度建家;又担心一旦江心洲再失守，吴家人该怎样面对接二连三的死亡？土地无法稳定回报前辈的艰苦奋斗，也拢不住后辈的离心。每一代吴家主事人，都明白恋土情结不能控制年轻一代，他们暂时沉默，只是还尚无能力掌控未来。

“雨”是“江”的辅助意象，雨意象将复杂情绪外化，雨动势与事件及人心的变化呼应。“江心洲人的眼里无一例外是湿淋淋的冰凉凉的天地。……潮湿带来的恐惧感透过毛孔扎进江心洲人的心里。”13人并非因自然环境局限而焦虑，而是因个人终身受困而恐慌。“饥饿的过度体验只能加重人们的仇恨而不是感激”14，同样，无休止的雨一边浇灭成功的光亮，一边撩拨人出走的冲动，它无形中培育江心洲人对土地的怨气：江和雨联动，封锁了所有个人发展的可能。李凤群还是不忍心将前途全然封死，《大江》里每一次雨季结束，土地萌动新变。

土地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封闭的，夸大离开的危险;一方面它又是宽容的，接纳离开的失败。《大江》的力量在于界定有限度的宽容，即乡土可以原谅失败，比如逐步消化先行者创业计划屡屡受挫，却不原谅失败者，对吴家义和吴保国，都集体性穷追猛打。吴保国两次被江心洲接纳十分耐人寻味，皆因自身彼时的有用性，而非外界纯然善意，一旦当他被发觉失去利用价值，立即两次被江心洲抛弃。吴革美明白“这不再是她的地盘，故乡把她们打发走了，在养育她的空间里，不再有她的位置了，岁月把她们变成了陌生人，变成了新的人”15。由此，小说引出深度思考，乡土对先行创业者，到底是积极协助，还是消极旁观？它抛弃创业者的时候，是不是为自保而采取的“弃子”举措？《大江》揭示乡土动态化故步自封的悲剧，它抵挡不住城市化进程，也无力自救，只能蜷缩于等待死亡的舒适圈。小说有一处“灯塔”隐喻。“江心里一只灯塔恰巧对着他们家的大门。一到天黑，灯塔就会亮起来，它微弱的灯光在门前摇晃着闪动。如果说江是一只怪物的话，那么这只灯塔就是它的眼睛，而这只怪物的另一只眼则在遥远的对岸以同样的方式闪烁。”16“灯塔”是希冀，当江心洲陷入绝境，其实长江两岸都闪现转机。推究江心洲人为什么选择顺从的原因：经历饥饿、失家、死亡等一连串极端遭遇后，他们只求安稳，守住现世平安。

《大江》切断人与土地的互惠关系，提出土地不了解年轻人，老一辈人也不了解年轻人，物/人共同确定外部世界的险恶和闯荡者的注定失败。目睹父亲对水的恐惧和家人的持续死亡，吴家富醒悟了：“大龙这一辈人的理想已经不在这里，他们的心不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17因此，当吴胜水高考失败后，他耗尽财力，帮助儿子永远离开江心洲。吴家富“进城”想法颇为实际，他对土地的感情，已经让渡为对家族的感情。在《离江》篇章，李凤群有些迟疑了，她又折回人对土地的依赖，“眼下，人人都不把土地当一回事，他相信那些出去的人总有一些会回来，回来时，他们还是会把土地当成宝贝”18。基于吴保国的挫败，她尝试将对土地的恨引领回对土地的爱，家族发展观又由走出去复归留下来。李凤群没有明确留下/离开的终局，小说收束就如路遥在《人生》最后一章标明的“并非结局”。

无为市得名于“思天下安于无事，无为而治”。江心洲人对待长江就是一以贯之的“无为”，一切顺其自然，一切悉数接受。但年轻人显然不再容忍“无为”，儒家哲学的“穷”与“达”参与其处世观的构筑。“主角更换，理念更新。”19每一历史阶段的江心洲出走者，都信任进化论的实践观。斯坦纳区分集体性的心理过程为驯化的科学思维和野蛮思维，前者努力建构简单符码的系统，后者却是一种语义系统，永远在进行自我重组，重新整理经验世界的数据，却不减少离散元素的数量20。吴革美与吴家其他人，正是分别信奉“野蛮”和“驯化”，在“走出去”问题上最根本分歧是前者坚持理性判断，而后者依赖经验主义。

三、改革问题

李凤群在《大江》后记谈创作目的，“把中国农村六十多年来农业生存的日渐式微的过程以及城市化进程转变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演绎出来：把生存，欲望，被孤独和迷惘等各种负面情绪所笼罩的渐变过程表现出来”21。文学作品常环绕着对“改革”内外因的讨论。江心洲一直涌动冲击密封圈的“变”，吴家义和吴家富由农转商的行动，都是“穷则变”抉择。威廉斯讨论文化观念时指出“特殊的改变将会修改一个习惯性的规则，转化一项习惯性的行动”22。江心洲需要有改革思想，逐步地“重新控制”才能实现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形塑。

江心洲改革正可与安徽小岗村经验形成对比。小岗村隶属安徽北部凤阳县，属丘陵地带，以农业为主，引领了中国农村改革，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18人立下契约。江心洲地处安徽中部，位于“长江轴”，交通不便，以农业为主，由于无法拧成“改革”合力，经济发展滞缓。吴家义集资买牛是集体勇气的“变现”，但“丢牛”摁住了江心洲人“变”的念想。1980年春，江心洲“各家各户的地基本上都订桩划界了，一等到五季麦子收上来，这地就能正式承包到户了”23。与小岗村相比，江心洲社员缺乏改革的信念、对改革者的信任以及践行改革的魄力和担当。“整个春上，人心像扬到天上的芝麻，散得落不到地。大伙都围在地沟里赌钱、吹牛、晒太阳。”24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责任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