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臣域外纪游文学现代性借鉴的文化间性

晚清域外使臣在国家使命的感召下，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越过千山万水，亲历感受西方耳目一新的异域文明，其域外纪游文学叙述了与西方现代文明初次相遇所带来的震惊体验并进行文化想象。保·利科在《论阐释学》一书中认为，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可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极间来理解，这些社会总体想象物呈现敌对和半反对的面孔，其共同准则与历史社会现实不一致①。晚清使臣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站在西方世界乌托邦想象与华夏文化中心意识两极解读西方现代文化，其域外纪游文学表现在进行西方想象与现代性借鉴过程中的文化间性，也表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时的复杂轨迹。

一、生活美好、社会发展与文化昌明：晚清使臣对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想象与思想启蒙的萌芽

保·利科认为，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时，就是乌托邦式的。从为建立一个彻底相异性而背离自身文化观念意义上的形象来说，这是一个颠覆性形象。它就这样使奇异性超出了对群体的认同性②。晚清使臣域外行旅，所接触到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西方文明。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这批早期行旅者惊艳于所亲历的异域文明，为不同层面的西方文明所俘获，颠覆了自身某种既有文化观念，对西方社会奇异性的肯定超出了整个社会群体的认同，形成对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想象。作为早期行旅者的晚清使臣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文明，因文化相遇产生的伟力，使他们暂时忘记华夏文化中心意识，生活美好、科学进步与制度民主是他们对西方世界乌托邦初印象。而对西方文明的最初肯定也是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萌芽。

（一）西方生活美好的乌托邦表层想象

初入西方世界的晚清使臣感受到优美的自然风光、繁华的都市景观以及由火轮舟、火车、电梯、自行车、自来水、制币、印造书籍、电机寄信等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生活条件，充分构筑了西方生活美好的乌托邦想象。

清政府第一次派出西方文化考察代表团是以斌椿为首。斌椿多次书写到达异域都市的感受。如写马赛：“到处光如昼，真同不夜城;珠灯千盏合，火树万株明;画槛云中列，香车镜里行。”③写巴黎：“康衢如砥净无埃，骏马香车杂邃来;画阁雕栏空际立，地衣帘额镜中裁;明灯对照琉璃帐，美酝频斟玛瑙杯;醉里不知身作客，梦魂疑是住蓬莱。”④写到荷兰：“荷兰自古擅名都，沧海桑田今昔殊。处处红桥通画舫，湾湾碧水界长衢。晶帘十里开明镜，璧月千潭照夜珠。创造火轮兴水利，黍苗绿遍亚零湖。”⑤在斌椿的文化想象中，西方世界就是仙界、胜境。所以，英太子接见斌椿时问他对伦敦的印象，斌椿答以“始知海外有此胜境”。维多利亚君主问斌椿中英之间差别，斌椿回答：“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⑥瑞典太后问斌椿对西洋各国的印象，斌椿仍回答：“使臣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并为太后吟诗一首：“西池王母住瀛洲，十二珠宫诏许游;怪底红尘飞不到，碧波青嶂护琼楼。”⑦三次问答，三次皆言西洋各国有琼楼、胜景，是蓬莱，是人间胜境。虽然可以说是外交辞令，但无疑也是基于内心真实感受的西方想象。志刚初到纽约，“见其街市喧阗，楼宇高整”，感叹美国“家有安居乐业之风，人无游手好闲之俗”的新国之气象⑧;薛福成笔下的巴黎“街道之宽阔，阛阓之宏整，实甲于地球”，里昂则“水陆通衢，商贾辐辏”⑨;即使是一盏煤气灯，在张德彝叙述下也是如花朵一样美丽;连一向保守的刘锡鸿看到伦敦“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华丽”也不禁感慨“真觉生平得未曾见也”。给他们感触颇深的还有西方女性非同一般的美好。如斌椿的描绘：“惟泰西各大国，则端正文秀者多，妇女亦姿容美丽，所服轻绢细，尤极工丽……耳语如梁燕之呢喃，如鸳鸯之翼，天真浪漫，了不忌人。”⑩可以见出西方给域外使臣的第一印象便是梦幻一样的美感。

（二）西方科学先进、生产力发达、国家富强的乌托邦社会想象

因为西方近代科学先进，从而使生产力发达、国家富强，这也是文化相遇过程中域外使臣的独特体会与文化想象。张德彝一到欧洲，就表现出了对“一切皆用火机，不需人力”的现代机械动力的兴趣，记录了现代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火轮车日行五千余公里，无害于商农，裨益于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富强日盛。斌椿看到荷兰水利的发展，用火轮取水器具，达到“变斥卤为膏腴”的效果。志刚使美时，看到美国大船“长四十丈，载四千吨（每吨一千六百斤）。并船身、机器煤仓、水井、粮囤、牲圈，总计不知其几千万钧之重”11。面对过太平洋的风险，“然是舟也，不但或遇横冲，或遭逆撞，即在惊涛怒浪纷至沓来时，仍是蜿蜒奔腾于左翻、右覆、前掀、后坠之中，而不敢息”。薛福成谈英国的化学技术：“一千年后，驾驶轮船似可以不必用煤。盖轮车之改用电气……又研思化水之质，用水之法……将来可激水力以驶舟车，用代火力。”郭嵩焘在参观演试舰炮，发现其射程达七千五百余步;参观《泰晤士报》每日印刷新闻报七万张，所用工人不过三百余人，白天不过数十人;并体验了电话交谈，亲眼见了爱迪生演示的留声机，参加了格林威（尼）治天文台、牛津大学天文馆、地质馆等西方科学活动之后，认为西人的格致之学（科学），是“天地之精华”，能够“牢笼天地，驱役万物”。并且将西方科学与中国圣人之学并提，感叹“西洋博物之学，穷极推求，诚不易及也”，认为若“讲求实在之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李圭认为西方医学通过科学实验透彻了解了人体的结构，肯定西方格物致知的实验精神，等等。徐建寅考察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程技术，参观考察了克虏伯、西门子、伏尔铿和基尔海军基地等几十个单位，借用丁韪良的话评介西方：“机器之妙能夺天工，此事曾见古书，不谓今日乃目睹之尔！”这批使臣经过游历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制造、天文、生物、化学等诸多领域的先进科技之后，形成科技先进使国家奔腾千里、辉煌壮观的乌托邦想象。

（三）西方政治昌明、制度民主、保障完善的乌托邦文化想象

在经过对人们美好生活场景与社会发展景象所产生的惊艳反应而形成乌托邦想象之后，域外知识分子随着行旅的深入，进一步接触到深层次的东西，形成了文化昌明所带来的乌托邦想象。

我国封建社会是君主集权制，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讲究君臣父子之间绝对服从的关系，不能有丝毫的僭越。所以皇上有龙袍，各级臣子有各级臣子的服装，等级森严。而到了西方，使臣们的直观反映就是西方君主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如斌椿受维多利亚女王接见时，女王亲自站在门口迎接使者一行。志刚见到普鲁士国王时，“鞠躬为礼，摘冠相答”即可，显得亲切温厚。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同样记述瑞典君臣之间融洽的相处状态：瑞典国君衣服的颜色和样式与百姓相同，且君臣相见，没有特别的礼仪，只是垂手免冠，礼节甚是简易。华盛顿作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志刚描述其功成而身退，华盛顿墓没有一点特殊化，华盛顿的女儿“夷为黎庶”，戴鸿慈叙述华盛顿故居，“室中陈设朴素，无异贫民”。他进一步体会到“欧美诸国，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堂陛周旋，宛如宾友。虽以俄皇之尊严，其廷见臣僚，以皆和色立谈，俾尽其意”。这样使平时对皇上“三叩九拜”，无论皇上是否正确，对皇上的旨意“山呼万岁，谢主隆恩”的中国使臣，对西方君臣平等、融洽自如、相处坦然的关系心生向往。

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赞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斌椿叙述英国六百名议员在公议厅共议地方公事，如有意见不合，则互相辩论，君主的意见不能强加在众论之上。志刚详细叙述了美国上下议会制度，上下议会各司其职，下议院负责赋税，上议院负责条约法令，基本原则是要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再由总统负责执行。刘锡鸿详细描述西方开议会通宵达旦、热烈紧张的气氛：“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己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居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郭嵩焘、薛福成等使臣无不详细地叙述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西方政治民主，人民参加议政，享有舆论自由。对于习惯了皇上“一言九鼎”的中国使臣而言，制度上的民主比他们见过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还要令人惊诧，认为能给中国的变革带来更大的启示作用。志刚总结议会制度能使“民情达公道存”，薛福成赞赏其能“通君民之情”，郭嵩焘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关于“西洋立国之本末”，甚至被称为顽固派的刘锡鸿也高度评价议会制度的长处，“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12。

另外，西方具有渐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育婴、济贫、疗病、教育等方面都有充分的保障。洪勋游览欧洲时，看到欧洲的养育院，专门收养那些孤儿和衰老穷苦、一无所能的人。为了“不使穷民失所”，欧洲成立善举局，“凡养老、育婴、济贫、疗病等”一切善举皆由善举局负责，其城市偏僻、人口较少的地方则由工局兼任，或者由教堂办理。志刚访问了美国的养济院、育婴堂、养疯院，惊叹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得了疯病，美国社会都能为其量身定制康复的环境，“为之择园林以逍遥之，为之置钓弋以消遣之，为之设丝竹以娱乐之。调饮食以适其饥渴，易衣服以适其寒热”13。而对于受不起教育的，则设置习正院。李圭描绘费城的习正院：“童稚男女，父母已故，无依倚者;或有父母而不能教者;或子女不肖，不受教者：皆由院中收留，使习正道，俾免流于不齿，诚善政也。”

在西方文化强烈的震撼下，晚清行旅者惊羡于域外见闻，一时忘记自身文化身份，于其笔下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相异性的非常完美的西方世界，呈现出晚清使臣域外纪游文学对西方文化的乌托邦想象。其纪游文学在国内刊发出版后，逐步将以往将西方国家视为“蛮夷妖孽”的观念变为“欧美先进”的意识，冲击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思维模式。虽然维新与保守力量几度较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晚清域外纪游文学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权力阶层实践救国的方向与路径。晚清域外纪游文学并且从追求个性发展、“批判专制、呼唤理性”，追求“自由、平等”等方面启蒙了国人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二、精神层面对华夏文化中心传统的固守

保·利科认为：“所谓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的文化想象就是指群体再现了自我存在并由此强化了自我身份。它使人们从该群体关于自身起源、身份，并使其确信自我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观念出发去读解异国。其目的是使想象出的本群体的身份支配被描写的相异性。”14由此可见，早期知识分子站在文化想象的一极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乌托邦想象时，同时又站在另一极，从华夏文化中心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异国，强化自我身份，体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整体策略体现为将“他者”本土化与从华夏文化中心角度进行批判与否定。

（一）“他者”的本土化策略

当晚清使臣讶异于西方现代文化，并对他们进行乌托邦想象时，他们的身份毕竟是大清的使臣，所以过多赞美惊羡于西方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之下显得那么落后而不堪一击，似乎不符合他们的身份与心态。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当一群人与其他文化相遇时，有一种反应是“否认或无视文化之间的距离，无论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会用类比的方法将他者来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邻人相比较。于是，他者被看作对自我的反映。……正是通过这种类比的方法，异国的文化才变得可以理解，才变得本土化”15。而这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血脉骨髓的早期行旅者为了心心念念的大清帝国，为了固守的文化传统，在对西方文化无尽赞美之时，为了维护天朝大国的中心地位，他们的叙事策略便是将这种文化本土化——或者用中国传统笔法来表意抒情，或者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中国各历史阶段文明的反映。如斌椿等震惊于资本主义文明时，其描绘资本主义文明的笔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与笔法。如他在《寓楼即景》中描写“楼榭连霎起，雕栏照水明;画船随处泊，人在镜中行。十里珠簏卷，虹桥影正圆;绿阴深树裹，摇出卖花船”，以及在《十八日夜登轮船，海滨有奏乐并烟火戏》中描写“聒耳笙歌月色新，楼台高下集游人;彩霎五色当空见，火树银花照海滨”的词句，运用中国传统的赋体及雕栏玉砌、楼船画舫、火树银花等传统的词汇与意象书写异国印象，在表现异国景时凸显中国魂。郭嵩焘、曾纪泽等以自己心目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解释西方现象。郭嵩焘认为西方国家文明的精髓与中国“三代盛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英法两国的议会制，体现了《周礼》所述国家体制。“西洋一切情事，皆诸之新报”，当政者“所行或有违件，议字群起而攻之”，这种现象，正是《周礼》“讽群臣讯万民”的理念在当今西方国家的体现。西方国家的重商、重民思想与“三代”相符，科学技术的发达又与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主张相符16。正因如此，他认为当今世界格局帝国主义国家之于中国正犹如三代盛时中国藐视夷狄。西方文明国家之所以强大，正因为暗合了以中国“三代盛时”的理想国式。张德彝看到美国监狱管理文明，也认为“饶有唐虞三代之风”，曾纪泽也曾表示，“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17。刘锡鸿认为英国政俗皆美，人民安居乐业，但其民主选举制度无非是和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相类似。在志刚笔下的华盛顿总统等具有中国古代圣君明主的气象。并且认为，西人炼汞之术，在中国古已有之，西人冠以化学之名，以此炫之如人。其他西人的先进科技，都源自中国。而斌椿、张德彝等认为西方街道的自行车得自中国古代“木牛流马”的遗意。这就是当时典型的“西学中源”说。作为传统的封建士大夫，在他们心中已经有了一套固有的知识体系与认知方式。面对西方铺天盖地的新奇事物，旧式知识分子牵强比附，在现有认知结构中尽量寻找与西方事物相近或类似的事物与概念。这样，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原有的思维习惯，用自己所熟悉的概念来表征、理解西方事物了”18。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晚清知识者接纳异域文明时求同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具有坚定的华夷意识观念的晚清中国人在“开眼看世界之后”对“天朝型的世界观”的依然坚持，对传统文化的顽固坚守。这“既是一种对既有文化优势心态的延迟，又是传统社会秩序对西方意识入侵做出的应激反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