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中文媒体对“诗城”的重塑

在“文学澳门”的相关表述中，“诗城”是一个其来有自、历久弥新的称谓。云惟利、李观鼎等学者认为澳门是“诗城”①，邓骏捷则统计自1976年至1994年“澳门华文文学书目”“澳门华文文学作品选辑篇目”“书刊论文篇目”，从数量和质量角度得出“澳门是诗的基地”的结论②，“诗城”意味着诗歌与城市之间的生态关系，也彰显出澳门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跨越殖民语境的“文化回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澳门回归二十多年来，由媒体、诗人、社团共同建构的文化空间致力于推动社群自我认知、身份关系、社会行动等相关领域的认同与融合，不仅强化了“诗”与“城”之间的精神关联，而且文学空间与生存空间的默契互动，构成了“后回归时代”澳门诗坛想象城市的新方向。本文关注澳门中文报刊将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融入澳门形象与“诗城”重建的过程，通过代际更替激活新生代诗人“书写我城”和家国想象主题的参与，从而提供一种理解澳门文化心理与情感演变的途径。

一、“诗城”的离散中文处境

澳门虽然经历一百多年殖民管治，但是与非洲、拉美、东南亚等殖民地受宗主国文化压倒性的影响不同，其一直跟中华主流文化圈维持密切互动，形成了特色多元、开放包容的“鸡尾酒文化”。正是因为漫长的离散遭遇与身份焦虑，澳门华文作家始终把文化自主争取作为首要任务，形成了澳门文学独特的文化景观。

作为离散文学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困境，澳门华文媒体长期不能获得葡澳当局财政资助，华文文学只能通过民间形式运作③。20世纪70年代末，澳门华人地位得到改善，当局对华人文化和华文文学采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政策，华文文学获得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但仍然面临发表空间逼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澳门日报》副刊《镜海》的开辟，在澳门文学史产生了文学观念启蒙和思想自觉的深远意义④，直接作用体现在“过渡期”中文作品发表压力的有效缓解，尽管澳门文学空间的多元共生格局有待90年代文学社团与同仁刊物的规模化组建。

从文学场域的基本结构看，90年代澳门文坛已规模初具，除《澳门日报》系列副刊之外，还有《澳门学生》《澳门笔汇》《澳门现代诗刊》《写作坊》《蜉蝣体》等一批定期出版的文学媒体，此外，澳门作家也经常在内地、香港、台湾发表和出版作品，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开拓，为文学自主性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平台基础。尽管受文化大环境影响，90年代澳门诗歌遭遇了与大陆纯文学类似的困境，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反思、生存环境转换、市场经济兴起等一系列冲击中寻找出路，价值断裂、理想失落在给澳门诗人带来空前困惑的同时，也为反省文学与自我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文化机遇。

以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杂志《澳门现代诗刊》为例，即可看出回归前澳门文学平台建设面临的挑战。该刊是澳门五月诗社的机关刊物，在立足澳门的同时向内地、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作者群体开放。主编陶里将诗刊定位为澳门90年代诗歌理想的平台与方式：“诗社理监事的共同愿望首先是培养出澳门诗坛的新一代，其次是把澳门的诗创作繁荣起来并把她送出澳门，提高澳门文学的国际地位。在条件许可下，我们将作更广阔、更大规模的现代诗交流活动。”⑤刊物前后持续九年（1990年12月至1999年12月），尽管获得当局的定额补贴，但始终面临经费和稿源的双重不足。稿源不足和出版不定期最终导致诗刊不得不停刊，宣告“放假”成为澳门诗歌理想遭遇挫折的隐喻⑥。一本刊物关张意味着一批人或一个社团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看似失败的理想也让作家收获更多的启示，能直观感受离散中文写作对于华人社会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充分了解青年读者的角色作用，因为青年代表消费的主力，主导阅读和写作的状况。《澳门现代诗刊》停刊后，定期刊发新诗作品的文学园地主要是《澳门学生》《澳门笔汇》《湖畔》等杂志，以及《澳门日报》《华侨报》等报纸的文艺副刊。

由于代表诗刊和报纸副刊整体衰落，《澳门日报》副刊《镜海》成为澳门回归后最为重要的诗歌园地。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99年到2019年，《镜海》副刊年均刊发新诗数量不少于一百首。与文学期刊相比，报纸副刊具有传播范围和速度优势，《澳门日报》发行量稳居全澳首位，拥有广泛的潜在读者，《镜海》出版周期能满足诗人对情感时效性的要求，并以中流砥柱般的作用为澳门诗坛注入持续发展动力。

中文媒体编辑与写作人借助《澳门日报》副刊平台，在回归之后推动媒体副刊与“诗城”的形象互塑，共同支撑了澳门中文诗歌写作的“基本面”。他们将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融入澳门形象与“诗城”重建的议程，充分激活澳门诗人直面“回归”主题的家国想象，塑造出既有积极的情感基调又体现个性经验的诗性版图。

二、《镜海》与澳门诗坛的代际转换

《澳门日报》先后开设有《新园地》《小说》《澳门街》《新书刊》《议事亭》《语林》《视觉》《阅读天地》《视野》等文化副刊，其受欢迎程度直观反映出特定读者群体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情趣⑦。副刊负责人廖子馨多次提及副刊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使命：“我们认识到，办副刊，没有文化使命，一定办不好，至少是办不出品位来。”⑧《镜海》作为该报发表纯文学作品的副刊，不论文化宗旨还是对纯文学阵地的坚守，皆体现出澳门精神家园的象征性，其举手投足对于文学界无异于风向标。

自创设之日起，《镜海》明确表示以“修建自己的文坛”“建立澳门文学形象”为要务⑨，扶植本土作家、培养文学与文化自信、追求认同是它在“过渡期”承担的主要使命，经过“回归季”的精心运作而推动澳门文学繁荣，促进文化认同。与此同时，积极拓展与外界（尤其是内地诗坛）交流的渠道，为本澳诗人和读者提供了宽泛的参照视野。

推陈出新是《镜海》广受青年诗人认同的重要原因，正是在文艺副刊及其编辑的积极策划下，澳门诗坛新生力量得以集体登场，从90年代伴随争议缓慢成长的“新生代”，到世纪初“新世代”群体走到前台，对象概念的细微变化其实意味着澳门诗坛代际转换的完成。结合“回归”前后《镜海》副刊探讨“新生代”诗歌，即可明显看出文学副刊在见证成长、引导价值等方面发挥着议程设置的操控作用。

“澳门新生代”作为一个诗学概念的产生源于1991年黄晓峰、黄文辉选编的《澳门新生代诗钞》，其时黄文辉尚为大学三年级学生。“澳门新生代”指“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澳门热衷于学习创作现代诗的年轻作者群。他（她）们几乎都是中学生，一群纯情的少男少女。这本诗集定名为《澳门新生代诗钞》，只不过是想预告一个澳门新生代诗作的成熟季节实已为期不远的讯息”⑩。诗集收入四十九位校园诗人，旨在鼓励诗坛新进，因集中展现澳门诗坛新生力量而引起批评家关注。相比于黄晓峰对“新生代诗人”的坚决呵护姿态和庄文永、懿灵、陶里等人的具体理论支持11，黄文辉后来指出该概念启用有“权宜之虑”：“本文所谓的‘新生代作者’指的是王和、林玉凤、寂然、梁淑琪、郭颂阳、冯倾城、黄文辉、齐思、谢小冰等。以‘新生代’来命名这批作者，不过是为论述方便而作的权宜之计，一者他们都比较年轻，是新生的一代，除王和外都出生于一九七○年代;二者‘新生代’一词已为许多评论者用来概括上述作者群，本文不过袭用而已;三者最重要的，就是上述诗人是当前澳门文学界较活跃的一群，且已有专集或合集出版。”12

福柯认为，概念不是个体运作的结果，必须借助错觉、偏见、谬误、传统而被揭示，“概念的形成规律，无论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普遍性，都不是被置于历史或在厚重的整体习惯中沉积由个体进行运作的结果”13。在黄晓峰看来，“澳门新生代”概念的历史生成并不代表文学史意义上的定位，而是对一种新进诗人与诗歌现象的描述。黄文辉指出，黄晓峰先生当年预告澳门新生代诗作的成熟季节实已为期不远的讯息，现在报告读者的是“澳门新生代作者已经成熟独立，是收获的时候了”14。而出于对“新生代”认知的历史化与概念泛化的警惕，邹家礼（寂然）使用“超新生代”或“后新生代”的命名：“令人担忧的是当年一班‘新生代’诗人今年步伐放缓，前辈们从前开阔的诗歌王国今天面临萎缩。如何重燃诗人的热情，怎样培养出一班更年轻的‘超新生代’或‘后新生代’，是这次研讨会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15关于“澳门新生代”的回应，澳门学者吕志鹏、卢杰桦的博、硕学位论文呼应了这一命名的历史确认，并且总结出新生代诗人的若干特征16。吕志鹏认为“澳门诗坛新生代并非一个流派划分的概念，故其内风格和审美观可谓千差万别”17。

《镜海》主导策划的“澳门新生代写作人大展”于2007年12月结束，先后有贺绫声、陈志峰、乐水、卢杰桦、袁绍珊、陆奥雷、太皮、李卉茵、凌谷、小曦和未艾等十一人登上“展台”。此次集体推介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代新人，他们与黄文辉、林玉凤、冯倾城这些当年的中学生不同，是90年代后期甚至回归以后才迈入澳门诗坛的新生力量。包括自由落体、吕志鹏、卢杰桦、贺绫声、陆奥雷、毛燕斌、凌谷、许文权、甘草、邢悦、陈淑华、吴诗婷、S、杨海一、翼、袁绍珊、玮岚、刘洁娜、心雨、再旭、小曦、凝、太皮、毛燕斌等在内的这些青年诗人，构成了新世纪澳门“新世代”诗人群体。

不同代际或许因为经历的时代与社会思潮有所区别，借用形式主义文论理解诗歌的自足性，题材与思想并非构成写作意义的必要因素。建立与澳门息息相关的文化身份，既是新生代诗人重写“诗城”传统的基点，也是探讨年轻一代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思考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澳门新生代”诗人大多生于70年代前期和中期，他们的生命经历中充满了殖民语境记忆，有关“过渡”与“回归”的理解到90年代已经清晰。如王和《天使的化石——参观大三巴宗教博物馆有感》、邹家礼（寂然）《让我倒下——一个澳门青年的心声》、黄文辉《站在历史的渡口》、冯倾城《过程》等诗作，字里行间隐藏着历史给个体心灵打下的深刻烙印。这些作品体现出青年对澳门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对当局管治的态度。而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对生命之城现实与情感的双重体认明显受“过渡期”的影响，尽管自接受启蒙教育之时开始积累“回归”的感知，何谓“回归”可能并未形成理性的思考，毕竟“国家”概念于他们而言还显得抽象。一位1986年生的作者如此说：“生在澳门，家、国的观念毕竟太薄弱了。我们年轻一辈，根本无法在生活中察透此观念的存在，一条与生俱来的红丝快要断了。然而，我们有否自省：到底，是生活遗弃了人们，还是人们放弃了生活？生活妙在微处，不用心去感受我们的地方，文思何在？”18

由《镜海》副刊主导的新生代与新世代诗人的代际转换，表明“回归”不仅改写了诗人的文化政治身份，而且改变了表述方式和话题中心，将一代诗人关注澳门本土的现实困难和社会焦点展示出来，与过去的诗人群体形成精神层面的鲜明对照，从而体现出诗坛生态切换的整体面目。

三、“我城”书写与“诗城”重塑

如果说澳门回归最重要的历史性意义是终结了外国殖民者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开辟了澳门发展的新纪元，那么对于文学而言，则意味着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于澳门文学的契机。正如有学者当年所展望的，回归“使澳门作家置身于更广阔的文学背景，尤其是世界性的汉语文学背景，从而使澳门文学既立足于本土又有厚重的民族基础与世界意识”19。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与积淀，由本土书写出发的意识激活了文学认识家园的情感向度，在身份重建的过程中塑造城市想象的美学方式。包括“澳门新生代写作人大展”在内，媒体导向的新世代诗人发掘或许有多元价值追求，然而重新认识本土始终是内在的文化旨趣。

李观鼎曾经指出青年一代诗人对澳门本土关注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解构工作链的环节中，‘本地’的概念和意义被忽略了，所谓‘国际’概念，因‘本地’基因的缺失而变得越来越抽象起来，进而被简化为一种压迫‘本地’的权力。因此，在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具体落实对本地文化的关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张扬本地灵性、珍视本地文化的诗性书写，是有效抵抗消费主义盛行的人文资源。

新一代青年诗人关于城市的切身体会，生命栖居与行走空间的狭窄首当其冲。运用对照手法来表达空间之于诗歌意境需要，是诗歌常用的策略，如“一个你来不及流泪/就已淡漠的地方”21，凝在《随感：M城步行纪》中感受都市节奏“城市步行极其急速/不过我们都习惯迟”22，这种对照大抵是为了表现小城对现代生活造成的现实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