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同的作家主体达成精神的对话

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了，一路走来，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中，洪治纲始终在不断发现问题、追踪问题和探究问题。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审美乐趣的过程。因为评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领域，也是一个具有无限活力和魅力的领域。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艺术感知力和审美经验，与不同的作家主体达成精神上的对话关系，才能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进行判断。

“只要你对一个问题深入进去，进行了一番系统性研究之后，你就会立即发现，更有意思的、新的问题已开始浮出水面。”洪治纲说。

从读硕士开始，洪治纲就一直在跟踪余华的创作研究。通过余华的个案研究，他扩展到当时整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主体精神研究，大约持续了十年，洪治纲完成了《审美的哗变》《守望先锋》《余华评传》等专著。

在研究先锋文学的作家主体精神时，他逐渐发现，学界主要都在关注作家的个性研究，对作家的共性探讨明显不足。而作家的共性特质，有时是推动文学思潮乃至文学史发展的关系因素。由此，他转向作家主体精神的共性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等专著。其间，他系统研读了有关代沟文化等人类学、集体记忆等心理学、文化学以及作家艺术家精神建构等方面的理论，当然也进行了大量的作家个案研究。

从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洪治纲又发现，越是年轻的作家，越是迷恋于个人化、微观化、琐碎化的日常生活书写，于是便倾心于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完成了《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书。该书虽然是立足于创作实践的共性研究，但背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作家主体精神研究。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认为：“《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书密切联系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在综合性视野中系统论述了21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即当代作家对重构人类生活完整性、重建人与物之间统一性的自觉追求;与此同时，该书还对日常生活诗学的审美价值及其特征做出了精到、深入的阐发，具有理论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则评价道：“洪治纲的先锋文学研究、中国作家代际更迭研究，包括这部新著《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一再显明他是一个心思缜密而又境界阔达的学者。新世纪文学勃兴以来，除了最初通过对比由各种宏大叙事所驱动的新时期文学而得出的有关新世纪文学同样宏大的一系列判断、论断之后，对所谓一地鸡毛、一堆碎片的新世纪文学的研究，更多是被动的、局部的、同样一地鸡毛一堆碎片式的研究。随着众多观察角度、观察方法的引入，文学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廉价化直至沦为其他批判话语的零星材料，似乎已成定局，就连一些资深的对文学情有独钟的批评家也早已经听之任之，熟视无睹，徒唤奈何。对专注于日常生活的新世纪文学书写加以重新整理，几乎被视为不可能，也多此一举。日常生活书写果真彻底碎片化、平面化、彼此不可通约、完全满足于自嗨？或者随波逐流，低人一等，成为‘文学死了’之后死活不肯退场的没出息的恋栈者？或者片面地坚信道在屎溺、大有玄机、妖娆多姿却又拒绝一切深度阐释？我以为洪治纲此书未必能够一锤定音，一揽子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它至少可以为上述成见祛魅，或反过来为祛魅之后赤露敞开的日常生活书写重新赋予别样的解释，从而有助于警醒限于昏睡状态的老于世故不思作为的暮气深重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为了已死或未死的文学，鼓起我们剩余的理智、激情和想象，再次一搏。”

洪治纲自己也坦言：“因为我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日常生活诗学在新世纪文学中获得了明确的彰显？有哪些因素构成了作家群体的精神共性？为此我倾尽而为，并且也觉得自己进行了一些富有开拓性的努力。”在围绕这一诗学研究的过程中，洪治纲又逐渐发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非虚构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主体精神动向。目前，他正在沿着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也发表了不少评论及论文。因为非虚构写作中的“求真行动”，承载了当代作家主体精神中别有意味的审美诉求。他说，自己的下一步研究计划，将针对21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进行系统性研究。

从20世纪开始，众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日常生活，并对之进行系统性的探讨。而洪治纲，也是在阅读21世纪以来大量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慎重地提出了有关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命题。

舒晋瑜：《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的写作是教程式的严谨和精辟。你在创作中设置的目标是什么？

洪治纲：作为研究新世纪文学的一部专著，我试图在本书中实现三个小小的目标：

首先，确认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是中国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质。通过大量文本的实证性分析，本书希望能够揭示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建构中的发生肌理及其具体的审美特征，并进而从个体的日常生存出发，在多元繁复的日常生活境域中，探讨文学对于人本主义的现代思考。应该说，这一诗学追求既有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客观性，又有作家价值观念与美学趣味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它既是“文学即人学”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书写“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审美策略。

其次，探讨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体现了中国新世纪作家对人的“完整生活”的理性追求。完整的人类生活，应该既包括集体性的“宏大生活”，也包括个人化、碎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私人生活”。通过日常生活诗学的追求，中国当代作家体现出对变动不居而又丰富驳杂的现代生活的深入关注，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全面理解和尊重，包括对必要的物质性诉求的正当维护，这也折射了某种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

再次，阐明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健康发展，应该是既有理性启蒙和宏阔史诗的美学追求，又有日常生活的诗学建构。深入探究日常生活书写中理性价值的缺失、俗世主义的膨胀、感官欲求的突显、个人经验的迷恋等潜在局限，使“小生活”真正地体现出作家艺术上的“大手笔”，对于中国文学重建本土经验的独特魅力，并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术研究与发现必然是关联的、延续的。洪治纲在梳理文学传统中发现，从《诗经》的“风”开始，一路看下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虽非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重要脉络，但也不曾长时间地中断。

舒晋瑜：《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是从代际文化入手，以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与创作实践作为考察依据，对中国新时期以来为活跃的50后、60后、70后、80后四个代际作家群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日常生活诗学”的研究对象似乎也以代际为依据？“代际”在你的批评与研究中有何意义？

洪治纲：从我的研究思路上看，《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并不是以“代际”作为依据，但确实与作家主体的“代际”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因为两者是属于文学上的共性研究，而且日常生活诗学所涉及的新世纪文学，其主要作家都是70后、80后等年轻的代际群体，所以在论述中，也会使用一些代际作家群的通用称号。

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代际研究是立足于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探讨代沟在作家主体精神结构中的表征，以及对他们创作的直接影响。而日常生活诗学是立足于整体性的创作实践，从不同的题材创作中，归纳并总结出各种日常生活诗学的特质，作家主体研究只设了一章，即第二章，系统考察和阐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观。

舒晋瑜：你曾和蒋述卓合著《文学批评教程》。很想知道对于文学批评，你们的教程是如何设置的？有何新的突破？

洪治纲：这本教材是2010年编撰出版的。当时我在暨南大学从事文学批评课程的教学，一直觉得缺少一种可以让学生进行具体批评操作实践的教材。国内这方面的材料大多是理论讲解比较多，如何认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并对之进行内部和外部问题的有效研究，则比较少。所以，在蒋述卓老师的建议和参与下，我们联合了贺仲明、贺绍俊、王侃等不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线批评家，完成了这本教材的编撰。从十余年的使用情况来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学生通过讲解和学习，对如何进行文学批评，有了更清晰的实践方法和路径。

舒晋瑜：能否概括一下通过梳理日常生活诗学概念的主要内涵及传统流变，分析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上的表达策略和文本形态，你的发现和结论是什么？比如是否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

洪治纲：日常生活诗学的真正内涵，不是刻意排斥或回避一切宏大话语，而是在尊重它们的同时，更加自觉地立足于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注重物质性、身体性和体验性的审美表达，突出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其目的是发掘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展示日常生活中极为丰盈的生命质感和人生意绪，以便重构人类在身与心、人与物上的统一性，即杜威所强调的“一个经验”。

舒晋瑜：我注意到，白烨先生曾这样评价该书：“洪治纲的《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与前一个时期在文艺学领域开展的‘日常生活美学’讨论不同，是联系实际、接驳作品、立足创作、求真务实的一个重要理论批评实践成果。该成果立足于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通过大量文本的系统考察和实证分析，尤其是对‘70后’‘80后’等新的作家群体日常生活的书写的细切观察，寻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审美形态的深切变化，提出建构日常生活诗学理论的现实必要性与理论可能性，并就‘日常生活诗学’所追求的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所表达的‘文学是人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内涵，以及创作主体对人本主义的现代诉求等内在意涵等，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析和宏观而系统的梳理。”同时，他还说道：“这一理论的直接意义，在于它立足现实，从创作出发，从大量具体现象和重要倾向中提炼出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又把这些问题进而上升到美学和诗学的层面，形成逻辑自洽和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然后再用以观察当下现状，推动文学创作。它来自创作又高于创作，出自文学又引导文学。可以说，这是一个产生于新时代又作用于新时代的重要批评理论，又是一个体现了对西方美学有益因素的有机‘化合’和对中国传统审美要素重新‘激活’的重要理论成果。从这些方面看，这部著作实为新时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努力践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一个代表性的重要成果。”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洪治纲：非常感谢白烨老师的溢美之词。在我看来，日常生活诗学确实并非中国当代文学中才出现的一种文学特质，而是自古就有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实践，只不过人们并没有将之提升到现代诗学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探析和理论归纳。早在《诗经》之中，大量的“国风”就是立足于日常的社会现实，不仅呈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的男欢女爱、生存忧乐，而且展示了不同地域的风俗民情、社会风貌。这一文学传统，尽管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一直延续至今，几乎从未中断。譬如，传统的“言志”理论，就带有日常生活的“即兴”特点，表明了文学对人类心志与性情的皈依。日常生活诗学，从精神内核上也承袭了“言志”的某些理论精髓。这包括对不同个体情感价值的认同、推崇人性内在的繁复性、强调表达形式的自由开放等。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古代的“言志”文学，到现代启蒙主义思潮和集体意志下的日常生活书写，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写实”和“个人化写作”，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于日常生活诗学的某些思考。

譬如，在日常消费活动中，传统的消费活动主要立足于衣食住行和节庆仪式等，或坚持明确的实用主义原则，或突出日常娱乐的狂欢效果，本质上都体现了人对物的主观性选择，其消费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的日常生存需求。但如今的消费活动，已大大超出了单纯的实用主义原则或狂欢效果，像衣食住行方面的日常消费，就催生了巨大的市场产业和商业巨头，时装、美食或特色小吃、风格化的商品房，以及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可谓琳琅满目。各行业的商业巨头们不再被动地等待消费者的自主选择，而是利用广告宣传、符号化的商品增值等手段，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巧妙地剥夺了普通大众对商品消费的选择权。

更重要的是，除衣食住行或节庆仪式之外，艺术品、书籍、影视产品以及各种具有风格化特征的非实用性商品，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颇受追捧的消费对象，甚至人的身体本身（如各种模特、广告代言人以及网红主播）也都成了消费符号。这些消费对象，都是当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也使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急速扩容的特征。如果我们再看看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同样存在着飞速扩容的巨大空间。急速扩容的日常生活，无疑为作家建构日常生活诗学提供了巨大的精神空间和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