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下的“新国民性”

卢新华的《伤痕》是中国“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伤痕”一词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文学讨论会的讲话。新时期伊始的“伤痕文学”更多是经历过浩劫之后的中国人民心灵的伤痕和痛苦的宣泄，但其中所蕴含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和五四启蒙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时隔多年之后，卢新华移民美国，1998年出版《细节》、2004年出版《紫禁女》、2010年出版《财富如水》、2013年出版《伤魂》、2014年出版《梦中人》等中长篇小说。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紫禁女》和《伤魂》，作为一个海外华文作家，与故国在空间距离上的拉远，使他获得了一种整体性的眼光，重新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以两部寓言式的文本探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问题。如果说《紫禁女》还有较为明显的后殖民文本的特点，《伤魂》对鲁迅《狂人日记》文本的戏仿和致敬使其更具有五四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伤魂》延续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在全球化视野下提出了“新国民性”问题。

近年来对卢新华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新时期文学的视角下对“伤痕文学”的重新反思和研究。二是卢新华作为海外华文作家重返写作现场之后，对其四十年创作历程的总结和梳理，如庄园在《论卢新华小说的异域书写与文化隐喻》（《华文文学》2019年第3期）探讨了卢新华小说的文化隐喻和写作风格。钱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论卢新华40年的创作道路》（《华文文学》2019年第3期）以卢新华四十年的创作历程为脉络，指出了他写作“文以载道”的传统和作家良知。李骞《旧痕新伤：论卢新华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指出卢新华近年来的创作依然沿袭了《伤痕》批判现实，揭露病态人性的风格，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担当的作家。王冬梅在《从“伤痕”到“伤魂”——卢新华论（1978—2013）》（《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5年第1期）中认为这篇小说的批判核心是“权谋文化”，她认为“《伤魂》（2013）将批判的焦点定格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弊病。小说如一把闪着寒光的刻刀，划开权谋文化的假面，抖落满目疮痍的异化人性”。三是对一些重点文本的解读和研究，特别是《伤魂》和《紫禁女》，引起了研究者普遍的兴趣。如李忠《后伤痕时代的伤痕写作——卢新华〈伤魂〉中的记忆叙述》（《安徽文学》2017年第5期）主要探讨了《伤魂》的叙述方式、文本线索和疯癫叙事的运用，还有冯昊、李静等对卢新华《紫禁女》的民族寓言解读。

在这些研究中，对卢新华写作的五四文学资源和鲁迅影响的专题研究很少，与之形成对应的是卢新华在近年来多次演讲和访谈中提到了鲁迅对他创作的影响，如笔者和卢新华的访谈《卢新华：我最喜欢读的就是鲁迅的小说》和卢新华本人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的《我看鲁迅——兼谈鲁迅对我文学创作和人生的影响》一文，集中阐述了鲁迅在他的阅读经验和创作历程中起到的重要意义。正如张清华所说：“作家的命运就是重写前辈作家的主题。”①更何况，卢新华从《伤痕》写作的时代深受鲁迅影响，将思想启蒙和文明反思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要主旨。出国多年，他没有处于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纷呈的写作现场，反而使他保有最初写作的国民性反思的初心，结合多年在海外的跨文化视角，使他写出了具有文化象征和批判意味的《紫禁女》和《伤魂》，特别是《伤魂》。“《伤魂》的叙事又回归了一百年以前五四时代的叙事宗旨，即中国之伤在于民族之魂——文化。”②本文主要以2013年写作的《伤魂》为例，分析《伤魂》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叙述方式、表现主体、意象隐喻等层面上的关联与发展，指出《伤魂》中龚合国的“变脸论”和“频道论”的新国民性反思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卢新华提出全球化视野下的“新国民性”批判在中国思想和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新国民性”的提出：

《伤魂》的“狂”与“不狂”

《伤魂》中的龚合国一生信奉“频道论”，这也是他的“新国民性”的核心，具体表现在见风使舵、隐匿内心，他的行为原则只有功利主义和趋利避害，在他的笔记本里，写着“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这是《鬼谷子》一书中的一段话。它让我们想到了孙膑当年为了躲避庞涓的加害，曾经用佯狂装呆的方式来“隐”和“匿”……龚合国在经历过“官场大地震”后，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决心用“佯狂装呆”的方式，处心积虑，有机会、有步骤地把自己藏匿起来，并通过这个保护自己的妻儿和家人衣食无忧，自己免受牢狱之灾。在《伤魂》中，龚合国是个“伪狂人”，把“狂”作为自己的保护色，可以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其实是一个在精神癫狂状态下的“洞见”者。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伤魂》，是一个从“真狂”到“假狂”的过程，从五四时期站立起来的人，到21世纪以来苟活的人，这是一条触目惊心的国民性发展的线索。

《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形成了一个叙述的圈套。整个故事都是由“狂人”自述的，“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③。在《伤魂》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构。卢新华的《伤魂》也使用了嵌套叙述的方式。同样是三个人，“我”、季怀成和龚合国是战友关系。“我”是小说一开始的引子，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回忆开始，讲述“我”和龚合国人生的交集及故事的开始。卢新华在《伤魂》自序中写道：“我这些年不断地认识了一些人，又不断地遗忘了一些人;不断地经历了一些事，又不断地忘却了一些事;不断地说过一些话，又不断地忘记了一些话;不断地生出过一些愤懑和惆怅、惊恐和疑惑，又不断地淡忘了这些愤懑和惆怅、惊恐和疑虑……”④在“我”和龚合国都受到班长的排挤和打压时，龚合国选择了背叛“我”，转投向班长的怀抱，充当了“叛徒和告密者”，如果说部队是人生的一处战场，可以说，龚合国就是这处战场的胜利者。他成为最会“整人”、最会挑拨关系，也最会“拍马屁”的班长，他擅长维护班上“从斗争中求团结”的“恐怖平衡”。“我”在小说的叙述中经常以隐含作者的身份出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叙事立场。“我”用“人各有志”表明了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形成了类似鲁迅小说中的“看/被看”的结构。不同的是，鲁迅小说的“看/被看”背后是“城市/乡村”的空间转移，而《伤魂》中体现的“看/被看”是“故国/异国”的海外视角。

整个故事是通过季怀成叙述的，形成了亚叙事层次，这是类似鲁迅《在酒楼上》的多层叙事结构模式。作者通过季怀成的第三人称外聚焦全知叙事，讲述了龚合国从“中兴”到“没落”的全过程。在故事的结尾，我作为龚合国的战友，去探访白瓷之后，得到了龚合国的一本黑色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可以说是龚合国的人生自白，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龚合国用碳水笔和仿隶书体工整地抄录下来的《三十六计》，还有他在各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记下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生感悟”和心得，有些段落或章节还用红笔加了着重号，划了红线或红圈圈……“我在打开那本笔记本的同时，也觉得同时是在打开一本龚合国多年来的病历，内中不乏一张张X光片、CT照片和心电图……”这个黑色的笔记本可以看作是龚合国的《狂人日记》。不同的是《狂人日记》的主体是“狂人”自述，而《伤魂》却是由旁观者季怀成叙述，又由“我”看出了龚合国的“佯狂”。《伤魂》的主体是龚合国表现在世俗人生中的“虚假频道”，而那个黑色笔记本揭示的则是在灵魂深处龚合国的“真实频道”。《狂人日记》中的“小序”揭示的是“狂人”由叛逆向庸常的回归，是对战斗性的狂人的一个消解，而《伤魂》中的“黑色笔记本”，揭示的是从虚伪向真实的转变，只不过这个真实在世俗人生是个更大的欺骗。

《伤魂》中写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狂”。一是龚合国之“狂”。龚合国最早也是被“吃”的对象，但是他不甘心于被“吃”的命运，他开始揣摩世事，发明了他的“变脸论”和“频道论”。《狂人日记》聚焦的中国社会旧制度的本质是“吃人”，在《狂人日记》中，“吃”的意象反复出现，既有现实生活之“咬”“嚼”“咽”等表达，又有隐喻意义上的“吃人”，揭示出一个惊心动魄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真相，就如鲁迅所讲，写《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⑤。中国文化的“吃人”之喻，不仅仅是知识性的考古，更是隐喻意义上的发现。借用“吃人”，鲁迅发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差序格局下的结构和性质，发现了“狼子村人”的“青面獠牙”背后的生存图景。龚合国为了达到“吃人”与“不被人吃”的目的，自己发明了“频道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用谋略和功利作为自己行事的指南，他从来不考虑什么是道义，什么是正义，而是通过算计让自己趋利避害。看似他是“吃人”的那个“人”，他可以诱导自己的下属奉他为神，在开会时高呼“龚合国万岁”，他可以通过打压异己，建立利益共同体打压正义的老教师，但其实正如《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狂人一家就是中国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在封建礼教文化的统治下，每个人都具有四千年“吃人”的履历，龚合国既参与了“吃人”，又逃脱不了“被吃”的命运。

二是老教师之“狂”，龚合国成为县教育局局长之后，大肆在基建中贪污受贿，县一中的老教师对龚合国在学校教学楼建造过程中的“猫腻”知之甚详，不断向上反映和举报，在他去省城和京城上访时，龚合国找人抓他回来直接送到了精神病院。连受刺激之后，他说话开始颠三倒四起来，真的成为精神病。“疯子却不依不饶地跟定他们，且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哈哈，你的“频道”不准了，不灵了……我瞧不起你们，我轻视你们，我瞧不起你们，我轻视你们……’以至于渐渐地，他们的身后聚拢了越来越多无聊的看客。”⑥小说里这段是老教师发疯之后的情形。悲哀的是，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无聊的看客，也在无形中成为平庸之恶的刽子手。在《后记》中作者交代：“从围观者的嘴里我得知，那人就是县一中那个一直坚持举报和上访的老教师。瘦骨嶙峋的他，双腿前些时又被汽车轧断了，现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般坐在地上（所幸身下不再垫一个蒲包，而是坐一块装有滚珠轴承的木板），用一双手在水泥地上吃力地一点点划行，——那样子倒像是在划桨，而他的身体则是一叶小舟，颠簸在喧闹的人海之中……”⑦

三是龚合国之“佯狂”，对于未来的恐惧让他惶惶不可终日，他清楚地知道，用他的手段可以“吃人”，他的上级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吃”他，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食物链里，他同样是脆弱的一环。最后他清醒地选择用发疯的方式避祸，可以说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众人眼里的“狂”实际上却是真正的清醒。佯装发狂的龚合国，每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以疯子和孩子为自己的导师和朋友。“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⑧让人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只不过这些孩子们早已被成人社会所污染，他们预演的也依旧是成人社会的图景。“早有几个孩子将一顶破旧的尖头的斗笠强按到他头上，接着拉他站起来，又用草绳绑住他的两只手，牵牛一样将他朝院子外面拖出去。同时，也有一个岁数大些的孩子，提一面不知从哪儿搜罗来的破铜盆走在前面，一边‘当当’地敲，一边快活地喊：‘游街罗，游街罗！快来看，龚合国游街罗……’”⑨疯子和儿童本应该是社会真实性的存在，但是就如鲁迅小说《孤独者》中拿着芦叶说“杀”的孩子，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已早早将孩子们的世界庸俗化、成人化，更何况挣扎在俗世的每一个个体呢？

从《狂人日记》中一个与社会为敌的“狂人”到《伤魂》中三种不同的“狂”，这里有着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对社会、历史的深沉思考。《狂人日记》中的“狂”是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真正的清醒。老教师的“狂”也是真正的清醒，是对黑暗与腐败坚持不懈的揭发，却在现实中被打压。龚合国的“狂”是“狂人”的反面，他通过“频道论”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趋利避害，他是既得利益者，又是一个“吃人”者。而最后龚合国的“佯狂”则是权谋论的极致表现，为了逃脱极有可能到来的官场地震和惩罚，龚合国通过假装“发狂”的方式逃避责罚。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实际是个勇猛的战士，那么《伤魂》中的龚合国就是一个匍匐在权谋文化阴影下的可怜又可耻的寄生虫。龚合国是在深刻理解了鲁迅的“瞒与骗”的国民性批判之后，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利己主义的生存方式，他的选择也将国民性思考放在了历史延长线的维度上。

二、隐喻的“频道论”：

《伤魂》的新国民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