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失语

引言

在“身份社会”①中，可能没有哪一个群体，像知识分子一样，地位起伏不定，形象诡谲多变，有时充当忠肝义胆的时代砥柱，有时扮演尔虞我诈的跳梁小丑；他们传递着庙堂正音，也吟啸过江湖歌谣和民间淫曲；他们可能是道义的担当、知识的承载体、传统的继承人和文明的创新员，也有可能是法统的叛逆者、偶像破坏者、德行败坏之人和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呈现出祭师、弄臣、教士、官员、老师、地方精英、专业技术人员的种种面孔，唯一不变的是他们是一群握有特殊权力的人，那种权力未必是直接的暴力持有，却因为对于话语和表述的操控而产生了持久又广远的影响力。知识分子固然是一个现代新发明的概念，但是相关的身份与意识却源远流长，就中国历史而言，无疑从“士”的分化开始就出现了一种独有的文人角色。这种传统角色在近现代中国经过脱胎换骨式的转化后进行了全面刷新与自我塑造，而重新界定与赋予的现代内涵则基本上是结合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认知与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精神的结果②。

关于知识分子的表述汗牛充栋，因为呈现他人与表述自我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获得与展示权力的途径，也即他们拥有的是广义上的文化权力，这种权力有时候会与经济权力及政治权力相结合，有时候又会产生背离，而并非像在某种特定的知识分子立场上所描述的那样是独立于复杂社会系统尤其是官方之外的异见者或者自由人——这种含混、杂糅的表述与被表述在20世纪末体现得最为突出，尤其是在1990年代这个缺乏命名共识的转型时代里最具有症候意味。

在现代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联盟结合，对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1949年之后新兴的共和国建立了一整套政治体制，特别是单位制度与户籍制度，以工作证、档案、户口、粮食本等既给人保障又使人受约束的身份与福利关系，将知识分子整合到社会主义体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参与革命建国的“有机知识分子”③与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都成为制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中间因为意识形态激进化而采取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使之在政治地位上遭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但对于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社会而言，知识分子以其特殊的专业才能，依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因而在197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开始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问题，调整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且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④，给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以重新定位。尽管在邓小平的论说中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科技知识分子，但不妨碍人文知识分子同样分享了改革的红利，并以其先声夺人的表述而一度在“新时期”成为改革话语的先导者。

伴随商品经济与市场化的兴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迁，作为领导阶级与基础的工人与农民都发生了身份的调整，原本属于“工人阶级”一分子的“知识分子”同样在“市场化”的总体性话语中面对身份定位与重构的问题。知识分子感受到自身文化符号与象征资本的贬值，以及由此导致的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地位中的边缘化。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堪称天人交战的焦虑与挣扎，并力图在变化了的语境中尝试建立起主体性的言说，产生了一系列的论争⑤。本文并不想牵涉过多自1990年代末已经开始总结与梳理的思想史与文化史内容，而主要从文学的视角切入人文知识分子的表述问题，在文学事件、作品呈现与作家立场的表述与被表述中，重新对于某些习以为常的认知——反智主义与启蒙话语裂解后的话语分歧、世俗化的不满与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专业主义岗位意识与公共性的吁求——进行辨析。

“反智”与“启蒙”

与人文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之初于自上而下的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及“新启蒙”的讨论中所扮演的文化英雄式角色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身影——在“文化大革命”晚期及改革开放早期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如张扬《第二次握手》（1975）、徐迟《哥德巴赫猜想》（1978）、谌容《人到中年》（1980），主人公都是科技知识分子（物理学家、数学家或医生），电影（剧本）《苦恼人的笑》（1979）尽管是以记者傅彬为主线，但他所观察与体验的社会悲剧依然是医学院教授的人生苦难。不过，这种人文知识分子形象的缺乏，可能正意味着他们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定位是历史主体，还没有将自身作为对象，折返到内倾式的自我关注之中。确实，人文知识分子（作家、学者、记者）参与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文化事件与思潮，在象征资本上隐然具有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分庭抗礼之意，这也是在此后的岁月中，80年代被怀想为（至少是文学与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的原因之一。

整个80年代走马灯式的文学思潮与流派更迭中，知识分子形象始终是一个弥散性的存在，无论是对于乌托邦运动所造成伤害的控诉，还是历史文化的抽象反思，还是对于主流现代化话语的回应，其中都隐含着知识分子创伤经验的间接呈现——他们讲述别人其实都是在讲述自己。1985年之后，伴随欧美现代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念的传播，关注宏大命题的文学逐渐向个人主义与形式变革转向，这依然是精英知识分子式的文学变革。与此同时，作为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边缘角色的王朔则横空出世，并以其同影视文化的结合，呈现出一副截然不同的面目。王朔征用革命话语，加以戏谑化，并不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在他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及其行状与生机勃勃的市民相比则表现为迂腐、猥琐、乏味的特征，因而他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媚俗与反智的始作俑者。在1990年代初的观察者看来，这是“现代专制”所造成的灾难，“必须正确认识和确立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知识分子的自觉更新与工农大众的自觉提高这两大命题和两大实践综合在一起，才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社会历史的一个优美的‘合题’，才可能避免‘工农兵上管改’‘知识分子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类悲剧的重演”⑥。这种论说将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在文学中的污名化处理，欲说还休地归因于刚过去并不久远的激进革命运动，却忽略了王朔文本中的戏谑与讽刺并非针对知识分子或革命话语本身，而是指向于某种系统性的虚伪、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知识分子在那个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如同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光明俊伟，很多时候反倒是以其钩心斗角与小肚鸡肠在其中推波助澜。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将王朔命名为“反智”，那么它反的也并非“智性”与知识分子，而是假智性与冒知识分子之名行厚黑之实的庸俗与堕落——反而不是“媚俗”，而是批判，尽管以市民立场的面目出现，根底里依然保留了精英式的傲慢：“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得）出口骂的（得）带劲儿。”⑦只不过他吃柿子捡软的捏，为的是让老百姓与老干部满意，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王朔的被误读，与知识分子很容易同政治权力纠缠在一起密切相关。1990年代关于反智主义的言说也正是源于对刚过去不久的六七十年代全球性激进革命的反思，而那种激进运动在中国又会被追根溯源到文化的传统之中。在1994年的一场文学批评讨论中，就有论者直称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过度贬抑，除了多种现实原因，还与中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传统有关，知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价值原则，关于艺术、社会进步的乌托邦情怀，都是这个传统蔑视嘲讽的对象⑧。这种观点与1975、1976年间有论者从儒、道、法家传统，以及君权与相权出发分析的“反智论”如出一辙，论者更是将其直接与“政治传统”关联在一起⑨。尽管论者申明自己并无春秋笔法，但如果进一步考察其写作的背景，则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彼时正在全球尤其是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而反智主义论说在美国的兴起无疑源自1963年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名作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此书针对的是1950年代美国民主政治的勃发、宗教的世俗化、实用主义的兴起与教育普及所带来的文化渠道下沉⑩。60年代席卷全球的青年革命与底层及边缘人群的平权运动，无疑加深了精英主义的焦虑，从而使得反智论在知识分子中的广为传播，进而在“理论旅行”之后波及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中国1990年代的所谓的“反智”并非“批判”或“戏拟”，而是市侩理性对知识分子的丑化与矮化，客观上与当时的市民观念与经济实用主义有关。因而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批评人文精神沦丧与道德滑坡的主基调落在商业逻辑与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的负面影响上，革命政治批判反倒退隐到背后。因为革命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的关系并非单向度启蒙，而是彼此融合的相互启蒙，如同葛兰西所说，“教员与学生的关系是积极的关系：他们的地位可以变换，因此每一位教员同时就是学生，而每一名学生同时就是教员”11，这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互辩证，也正是20世纪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下层启蒙，到中期知识分子改造与自我改造的一系列实践的内在逻辑。这种交互启蒙随着激进运动的失败而转入到另一种形态的“新启蒙”，事实上是高度精英化的，而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这种新启蒙中则彼此割裂开来，最终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在日益兴起的市场经济之前归于失效。敏锐如王朔者则抛开了知识分子话语，而投入到新兴的“大众”洪流之中；在1980年代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明星的李泽厚等也开始反思“激进”，进而延伸到对整个20世纪“狂热”的质疑12。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式表述是自我关注的，缺乏对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新兴政治与文化主体“人民大众”的关注，他们的“告别革命”于是成为知识分子单向度的“后革命”自我反思。

“后革命”话语的吊诡之处在于，知识分子过于内倾的自我关注与知识分子形象的孱弱缺席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喧嚣言说与论争，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言说与论争在非知识分子群体那里的被无视乃至漠视——当知识分子提出“告别革命”时，意味着他将自身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谋求独立的言说，从而也就拆卸了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合法性与活力，实际上是主动告别了自己的话语中心位置。这导致的结果是在文学表述中知识分子的缺席与退回到保守的旧文人视角，两个90年代初的文本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1991）书写从民国初年到“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个村庄的历史，形成了对于汪晖所命名的“短20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13的隐喻。全书的四个部分“村长的谋杀”“鬼子来了”“翻身”“文化”，分别代表了20世纪各个转折阶段的节点性时间，这些时间被处理成了均质化的，村庄所经历的历次事件以一种超然的笔触去价值化了：无论是乡间仇杀还是抗日战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被描述为无观念差别的权力之争，历史在这种叙述中也就成了走马灯式的“上台”与“下台”的相斫书14。最具症候意味的是，所有的事件中都没有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成了“在场的缺席”，这是典型的后革命时代对于历史与历史中人的理解，无视葛兰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在革命与建设行动中所起到的先行与先导作用，也就无法真正意义上书写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种表述里知识分子的缺席，与现实中知识分子的失语形成了彼此的换喻。

另一部被指称为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废都》（贾平凹，1993）在其诞生与传播过程中饱受争议，但主人公庄之蝶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旧文人的当代还魂，他与小说中其他那些画家、书法家、戏剧导演都是“闲人”——某种“内靠官僚，外靠洋人”的当代帮闲与帮忙。在旧文人囿于其认知视界所觉察的世界中，“新电影、新衣服、新装饰品，一样也不缺，仍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主题”15。当知识分子丧失建立起与现实关联能力的时候，他就只能返归到“传统”文人的邪僻雅趣与抱残守缺之中。小说里唯一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归来的右派钟唯贤——一个“过时的人”，因为对于过去运动的心有余悸而在现实中噤若寒蝉，职称还是靠庄之蝶走关系获得，最终得到“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实惠是提前火化。这个反讽的场景，预示了知识分子之死的时代寓言。

“诗人之死”构成了1990年代的时代隐喻。1989年春，诗人海子卧轨自杀，尽管他在遗书中声明自己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但不妨碍被与此后其他一些诗人、艺术家乃至学者（戈麦、顾城、徐迟、吴方、苏葆桢、胡河清、宋祖良……）的自杀、戴厚英的被杀、王小波的猝死……放置在一起，被文化学者解读为金钱社会造成的末世感以及精神乌托邦的沦陷，甚至同屈原和王国维的自沉关联起来16。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代表性形象的诗人之死，意味着一个黑格尔所谓的“英雄时代”的没落与平庸乏味的“散文时代”的到来17，而90年代各种小女人散文、大历史散文占据文学领域最大范围的市场似乎也确证了这一点。

在类似的表述与认知中，包含着对于反智与启蒙的双重误解：反智不过是一种纡尊降贵的精英姿态，而启蒙则被片面理解为代言式的、消解了个人性的集体话语。后一点的误解尤甚，以至于当人们描述1990年代所产生的思想分歧时，往往认为是“启蒙的自我瓦解”，是由于“利益的分化、知识结构的断裂和现代性目标诉求的不同”，而导致新启蒙的“态度一致性”的“分化”18。如前所述，“新启蒙”的“一致性”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共识中，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主导，毋宁说是他们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附庸，这是一种带有现代性早期意味的启蒙观，而当代启蒙可能需要福柯所说的，“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是“生产出自己”，而不是改造他人，“有关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必须从一切生成是普遍的和彻底的方案中分离出来。事实上，从经验中可知，要求逃离当代现实体系，以便制订出有关另一个社会、另一种思想方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世界观的完整方案，这种企图只能导致最危险的传统的复辟”19，这是一种关联现实的态度与生活，包含着自我批判、对自身限度的历史分析以及超越局限性的可能与尝试，虽然隐含着目的论，但实践中则将启蒙理解与践行为一个过程，而这一点在1990年代尚未从震惊体验中缓过神来的知识分子那里，还没有得以在观念上展开，更勿论文学中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