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昆仲”及其他

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最早披露“狂人”原型乃鲁迅姨表弟阮久荪①，从此阮久荪的身影便在许多《狂人日记》的读者心目中萦绕不去。然而阮久荪除了1916年犯病时与鲁迅在北京有过接触，他与《狂人日记》直接有关的材料并不多。1910年鲁迅所编《越社丛刊》第一集曾登载阮久荪四首五言诗，这大概也算是“余”为“狂人”编纂文稿的一点“本事”吧②。

若“某君昆仲”原型是阮氏兄弟，“余”的原型自然就是鲁迅本人。具体而言，“狂人”原型是老四阮久荪，“大哥”原型可能是有资格告诉鲁迅久荪愈后情形的大表兄阮罗荪，阮久荪到家后，阮罗荪即让鲁迅安排的工友蓝德给鲁迅捎回便函，鲁迅由此得知真实生活中的“狂人”归家之后的情形。当然“大哥”也可能是跟鲁迅在北京比邻而居的三表兄阮和荪，或者老四阮久荪之外的阮罗荪、阮康荪、阮和荪三兄弟的捏合。

鲁迅塑造人物，偏爱“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③。在《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登场的“余”和“某君昆仲”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余”及“某君昆仲”的原型取材，实际情况并非即如上述那么简单。

七十多年来，围绕绍兴啸唫阮氏兄弟的材料发掘基本告一段落④，但“余”及“某君昆仲”的其他生活原型，仍可作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后世读者才能更生动地想象《狂人日记》横空出世的现实基础，更深切地理解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内驱力，更真实地感知他对话新文化提倡者们的热诚，以及他此前十数年刻骨铭心的生活记忆的复活。

一、若“金心异”为“余”

因惯性作用，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总是很容易跟作者本人挂钩。长期以来，《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我”一直被大多数读者视为作者鲁迅的替身，而“狂人”原型阮久荪的“发见”，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余”和鲁迅本人的角色重叠。然而倘若换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站在“余”的地位，局面当会发生根本改观。

可以代替鲁迅站在“余”之地位，首选人物便是因《〈呐喊〉自序》而被赋予传奇色彩的“金心异”（钱玄同）。

钱玄同二十年前在东京跟鲁迅一同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楚辞》，拜读过鲁迅当时的翻译与创作。1936年鲁迅逝世，钱玄同撰文悼念旧友，还清楚地记得“周氏兄弟”合作“纂译”的《域外小说集》，以及鲁迅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尽管鲁迅、钱玄同后来颇多误会，关系由亲近而渐趋疏远，但钱氏对鲁迅一直极表钦佩⑤。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转至北京，1913年，钱玄同也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院校任教。从1913年9月27日至1917年5月13日，近四年的鲁迅日记关于钱玄同的记录只有15条⑥，主要涉及他们同为“章门弟子”招待来京的章太炎，以及钱玄同应鲁迅之请为《会稽郡故书杂集》题签封面等事⑦。从1917年8月起，钱玄同开始频繁造访“周氏兄弟”于绍兴会馆，反复动员老同学为他当时正参与编辑的《新青年》写稿，并最终拿到《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亲自编辑，很快发表⑧。让钱玄同居于“余”的地位实在很合适。“余”不也是这样发表了“某君昆仲”之一的《狂人日记》吗？

这一时期钱玄同及“周氏兄弟”的日记与通信显示他们都喜欢杂用文言和白话来玩弄各种有趣的文字游戏，乐此不疲。钱玄同充当《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余”，在同时擅长文言白话这一点上，也十分够格。

在《狂人日记》文言小序诸角色（“余”及“某君昆仲”）原型取材上，相对而立的鲁迅和阮氏兄弟、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从年龄上看都可谓广义的“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但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皆“章门弟子”，在《狂人日记》创作前后的一段时间，钱玄同给鲁迅写信，落款常自称“同研弟”“同砚弟”。相对于阮氏兄弟，钱玄同跟站在“某君昆仲”地位的“周氏兄弟”，更可谓“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

迄今为止，研究者还不甚清楚，啸唫阮氏四兄弟是否经常互相替对方接待访客、通报行踪、处理文稿，但众所周知，从留日时期“提倡文艺运动”直至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和周作人始终保持着这种密切关系。在周作人1917年5月患病期间，鲁迅更是经常将其二弟的译与作“献诸旧友”。这不仅见于鲁迅书信日记，还被直接写入小说《弟兄》。周作人在1918年3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四卷二号上率先发表《古诗今译》，鲁迅还按惯例对二弟译作和题记做了许多编辑和修改工作。周作人在南京求学时就给《女子世界》寄去“索子”（鲁迅）所译《造人术》，并以“萍云”为笔名撰写跋语予以介绍⑨。从日本归国后，周作人不仅帮助鲁迅编纂《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还曾将鲁迅作品（如文言小说《怀旧》、旧体诗《哀范君三章》等）代为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和绍兴《民兴日报》。“兄弟怡怡”数十年，两人的思想都具有太多相通的“狂”气。如果让钱玄同化身为“余”，“周氏兄弟”实可交叉共享“某君昆仲”的角色位置，即兄弟二人任何一方都既可是“大哥”，也可是“狂人”。

有论者从《狂人日记》“私人动机”角度指出，1917年4月1日周作人从绍兴到北大教书，与鲁迅同住绍兴会馆，身为长兄的鲁迅因此不得不考虑将绍兴老家的鲁母、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周建人家眷一起迁移北京，这就促使以前大部分时间一直单身在外的鲁迅更加严肃地审视大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与“吃人”本质，从而直接触发一年之后《狂人日记》的创作。周氏三兄弟与“某君昆仲”之关系，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跟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们之因缘，都被纳入《狂人日记》的整体构思⑩。这种推测未免有几分大胆，但其合理性也很难完全抹杀。

将鲁迅或钱玄同放在“余”的位置，将“阮氏兄弟”或“周氏兄弟”放在“某君昆仲”的位置，这都并非简单坐实鲁迅或钱玄同就是“余”，“阮氏兄弟”或“周氏兄弟”就是“某君昆仲”，而是借此更真切地设想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艺术手法，也更真切地体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所涉及其本人生活环境与生活遭际之一斑。

二、许寿裳、刘半农及《新青年》团体

有资格居于“某君昆仲”位置的原型自然不止上述诸人，比如《狂人日记》研究史上公认的另一个“狂人”原型章太炎也不改被忽视。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兹不赘论。

另据《鲁迅日记》，1918年1月5日鲁迅代周作人将其所著《欧洲文学史》讲义寄给远在江西教育厅工作的许寿裳。4月1日又寄。若文言小序“七年四月二日识”属于写实笔法，这就已经是鲁迅执笔写作《狂人日记》的头一日了，而所寄《欧洲文学史》照例也经鲁迅校对与编辑，就像“余”为“狂人日记”加以必要的编辑一样。在此场合，“大哥”原型可以设想为鲁迅，“狂人”乃周作人，而许寿裳就被推到“余”的地位了。

跟钱玄同一样，若许寿裳站在“余”的地位，某种意义上他也参与了《狂人日记》的酝酿。《狂人日记》发表四个月之后，鲁迅致信许寿裳说——

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1

谁与谁“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在哪个范围“此说近颇广行”？关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哪些人算得上“寥寥”的“知者”？抓住鲁迅本人提供的《狂人日记》酝酿与创作这一重要线索，不仅牵出其挚友许寿裳，1918年前后讨论“道教”与“吃人”问题的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等《新青年》团体重要成员12，作为人物原型所属的特殊群体，也都站到了“余”及“某君昆仲”的身后。

由于材料匮乏，后人已很难完整重建鲁迅写《狂人日记》之前跟《新青年》团体其他成员交往的具体情境，但可以肯定当时《新青年》团体经常到绍兴会馆跟“周氏兄弟”谈天说地的并非仅钱玄同一人，钱玄同来绍兴会馆动员鲁迅写稿也并非只以他个人名义，而完全不涉及《新青年》其他同仁。

与《狂人日记》横空出世有关之人，除钱玄同、周作人、许寿裳之外，至少还必须提到刘半农。刘半农有时单独来绍兴会馆，有时跟钱玄同联袂而至。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到访绍兴会馆，当然也会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稿。鲁迅日记1918年2月10日（夏历丁巳年除夕）记“晚刘半农来”，不知是否刘半农首次登门。为这次拜访，刘半农专门写了一首新诗《除夕》：“除夕是寻常事，做诗做甚么？/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这天我在绍兴会馆里；馆里大树甚多。/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最迟1918年2月10日鲁迅已答应给《新青年》写稿，写稿范围还很大，“欲招缪撒，欲造‘蒲鞭’”，并不限于“做诗”而已。

跟刘半农《除夕》同时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三号“诗”专栏（1918年3月15日刊行）的还有沈尹默、胡适、陈独秀三人同题新诗（独秀诗题作《丁巳除夕歌》）。胡适《除夕》开头说：“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这“有人”应指本期《新青年》编者。《新青年》六卷一号目录之后有《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一般认为《新青年》从那时才开始执行“分期编辑”，之前陈独秀主编，1917年迁至北京后则采取几位主要编者集体议决，四卷三号并无某个单独负责的编辑，因此胡适所谓“有人”很难确定为谁，但刘半农的可能性无疑最大。

沈尹默、陈独秀的“除夕诗”皆未提及别人，胡适则说除夕那天他在《新青年》一位重要作者陶孟和家吃“海参银鱼下饺子”，“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若问谈的什么事，/这个更不容易记/像是易卜生和百里欧（Ibsen and Brieux）/这本戏和那本戏”，最后说“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此“他”或许即开头的“有人”。胡适《除夕》不仅涉及《新青年》编辑活动（“有人”组稿，稿子将寄给相当于“有人”的“他”），也涉及他和《新青年》重要作者陶孟和有关《新青年》内容的谈话，即酝酿《新青年》四卷六号的“易卜生号”（其中胡适本人有名文《易卜生主义》并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孟和则承担了《国民之敌》的翻译）。

无独有偶，1917年除夕胡适在陶孟和家吃饭，刘半农则在绍兴会馆跟“周氏兄弟”一起“把长夜消磨”。胡适《除夕》提到他在陶家吃饺子、喝浓茶，刘半农《除夕》未涉及饮食，却详细描述了“绍兴县馆里”的“树”与“风”，其高度叙事性完全可以跟五年后的鲁迅《〈呐喊〉自序》对读。胡适《除夕》涉及他和陶孟和关于《新青年》编辑内容的谈论以及“诗”专栏组稿和交稿情况，刘半农《除夕》则写他如何跟“主人”谈“做诗”，谈“欲招缪撒，欲造‘蒲鞭’”。他在该诗注释里解释了何谓希腊文艺女神“缪撒”，何谓日本杂志专栏“蒲鞭”，并预告“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此前周作人已在《新青年》四卷二号发表《古诗今译》，四卷三号又有其译作《童子Lin之奇迹》。《古诗今译》的翻译和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题记中第二节的第二段由他添改了两句”13，但此时鲁迅毕竟只是站在周作人后面的无名英雄，因此刘半农《除夕》诗最关键处乃是向《新青年》编者和读者隆重推出“周氏兄弟”中的大哥“豫才”，后者隔了一期就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以“唐俟”为笔名发表了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狂人日记》。1917年除夕，承诺终于兑现！

不知道钱玄同、刘半农与“周氏兄弟”谈话，是否包括“吃人”或“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类，是否触动鲁迅灵感而构思《狂人日记》，但胡适1922年8月11日的日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逆推1918年4月之前“周氏兄弟”和钱玄同、刘半农的某些交谈内容。这天胡适赴小学女教员讲习会作演讲，“讲演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狂人日记》最后提到“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这个为“报答”而“吃（人）肉”的细节或许正是胡适赞同周作人所谓鲁迅之“滑稽”酷似其祖父的主要根据吧？在《狂人日记》发表四年之后，周作人当着鲁迅的面向胡适转述其祖父周福清“滑稽似豫才”的“吃（人）肉”故事，四年前“周氏兄弟”跟钱玄同、刘半农的谈话中是否也曾涉及？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话题而广泛讨论过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吃人”现象？鲁迅是否因为这个由周作人转述的祖父故事触发了创作《狂人日记》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