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记忆、疗治创伤与生态重建

一

如果从迄今为止的写作历程来判断，说藏族作家阿来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鲜明生态意识的作家之一，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有他的《大地的阶梯》（2001）、《成都物候记》（2012）①以及其他大量地理生态散文，还有长篇小说《空山》六卷本②（2004—2008）和《云中记》（2019）等作品为证。后者在2021年度获“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评委会授予的“年度杰出作家奖”，以褒奖阿来“延续了一种由边地与少数族群出发而通达全球视野与普遍共识的开阔写作，书写了万物并生不悖，文明和谐共处”③所取得的成就。

这种生态意识的形成，首先来自作家个体的切身体验。阿来的出生地四川马尔康县马塘村本来处于一片茂密的白桦林中，满坡的林子曾是童年阿来采药和嬉戏的天堂，“但我没有能够与这片美丽的树林度完整个少年时代”，白桦林在20世纪60年代因城市建设需要被采伐殆尽，“古村岂止是失去了这些白桦，我们还失去了四季交替时的美丽，失去了春天树林中的花草与蘑菇，失去了林中的动物。从此，一到夏天，失去庇护的山体被雨水直接冲刷。泥石流年年从当年的泉眼那里暴发，冲下山坡阻断交通”，但事情远没有停止，“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飘满了大树的尸体”④。这当然是四十年之后阿来的回忆和审视，已经带上明显的生态批判眼光，这里所记录的儿时经验本身，也并没有在阿来创作的一开始就成为其核心主题。我们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所看到的，是阿来对于康巴藏族历史的传奇式叙事，他当时在叙事艺术上的针对性，主要是为“逃脱那时中国文坛上关于历史题材小说、家族小说，或者说是所谓‘史诗’小说的规范”，要“在这僵死的规范之外拓展一片全新的世界，去追寻我自己的叙事与抒发上的成功”⑤。这种对“边地”藏族叙事的史诗性追求，也是阿来写作独创性因素中贯穿至今的重要内涵之一，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六部曲，正好是四川阿坝嘉绒藏族地区20世纪历史变迁的投影。

阿来的生态意识的真正唤醒，应该也是感受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的生态思潮的结果。随着中国大规模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展，一时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断出现，客观上迫使中国作家开始认真对待生态问题。1999年是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年份。这年10月在海南召开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是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作家和学者与会，带来了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生态批判思潮，他们反思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在生态问题上可能存在的盲点，呼吁重视生态问题，质疑无视生态的所谓“成功”，“唤醒对草木虫鱼悲情的感受”⑥。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坛生态意识的广泛觉醒，对现代化与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进入一个高潮，韩少功、张炜、蒋子丹、叶广芩、贾平凹、于坚、迟子建、雪漠、陈应松等作家先后都创作出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作品。就在同一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起组织了名为“走进西藏”的“文化创作出版活动”⑦，阿来是首批受邀的七位作家之一。虽说这是一次由媒体事先策划的行旅写作活动，后来也被视为“媒体策划与批评”的一个典型案例⑧，其策划重点在于对边疆区域文化的考察、探险与记录，但阿来并没有完全按发起方的预定路线与方式行事，而是把旅行与写作的重点放在故乡四川阿坝的嘉绒藏族聚居区，自称是“预谋已久”的意图。他“更多的将不是发现，而是回忆，我个人的回忆，藏民族中一个叫作嘉绒的部族的集体回忆”⑨。这里不得不提及阿来本人复杂的族裔和文化身份：阿来虽然自认属于藏族中几乎最为边缘的嘉绒支系，但事实上又是藏回混血——母亲是虔诚藏族佛教徒，父亲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阿来早年生活在藏语山村，通藏语方言而不会藏文读写，接受汉语学校教育并以汉语写作。由此可知，作家阿来对于语言、文化与族群身份具有天然的敏感。

正是1999年的这次故地重游，使阿来得以重温早年记忆，并逐步获得批判性的审视眼光。这种回忆与审视，至少包含了两种精神指向：第一是指向四川阿坝地区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阿来对那些来自域外他者的西藏想象，始终保持一种警醒与批判，不论是神秘诗意意象，还是“边地少数民族”想象，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阿来所质疑的那种“西藏是一个形容词化了的存在”⑩。它们首先排除了具体的历史性；其次，又把西藏想象为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阿来的故土而言，那就是阿坝地区的嘉绒支系差异性和特殊性。第二是指向川西北这一特定地域的地理生态处境。阿来对方圆八万多平方公里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理，有一个精确的描述：“这个地带在现在的地理描述中应该是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第一弯上的若尔盖草原，和草原东边一直向四川盆地逐级而下的岷山山脉和邛崃山脉的腹地。”11这西北部的草原和东南部的山地一起，就构成了从四川盆地到世界屋脊这一“大地阶梯”的过渡地带。

这两个精神指向对应了阿来的两种观察视角：一则是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历史、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人文视角；一则是在东亚大陆板块整体中的地理视角。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阿来的人文地理学视野。而阿来在20世纪末的那次故地重游所激发起来的生态意识，正是基于这一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这也是他的生态观念和生态书写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的明显特点。从这种观念与视野基本形成而言，作为非虚构文体的《大地的阶梯》是阿来写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认为，书中的这段文字是上述审视眼光的典型表述：

从四川盆地边缘纵深向青藏高原边缘的阶梯形群山达两三百公里是一个巨大伤痕。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虽然这个伤痕地带也曾有过民族间的冲突与一些战争，但这些冲突与战争大多发生在冷兵器时代，还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个伤痕的造成，就是进入现代史的近百年间，人类以和平的方式，以建设的名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与生存的名义，无休止索取的结果。12

作为隐喻的大地伤痕，既对应着人类冲突的历史创伤，也对应着自然所经受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人文与地理、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在这段批判性文字中交集。自此以后，阿来的虚构性写作也在史诗叙述的架构中增添了一种明显的、富于特点的生态视野，这在随后问世的“机村史诗”六部曲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尤以《天火》与《荒芜》为最。不过，这种观念与视野的形成，如何转化为虚构写作中的创造性，需要作家在叙述和表达上的持续探索和尝试。

对阿来而言，文学传统中的自然书写是首先需要反思和扬弃的对象。他对汉语文学传统中大量自然书写，取一种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自然，已被过分人格化，花鸟鱼虫、梅兰竹菊、豺狼虎豹，在一代代文人笔下，都已演化为隐喻、象征或者意境，如丁香的愁、莲花的洁，其象征意义已经固化，相应的自然意义则日渐萎缩和退化，并极言在“我们的抒情文学传统中，自然是消失和不存在的”。阿来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断或许因其偏激会引来争议，但他提出应该像梅特林克、普里什文、契诃夫和屠格涅夫那样，“把自然和人当作同样的生命来看待”13，“把自己融入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14的主张，至少体现了其对文学的自然书写方式的自觉，并在外来文学中获得了某种方向性的参照与启迪。

不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建构性的探索与创造本身。在《大地的阶梯》后记中，阿来曾这样放话：“我坚信，在我下一部长篇创作中，这种融入的意义将用更艺术化的方式得到体现。”15这里所说的“下一部”，会是指哪一部作品呢？如果按照写作时间，可以认为阿来所指的是《空山》即“机村史诗”系列，批评家张学昕就是这样认为的16。但阿来的艺术尝试与探索的路并没有终止，在其迄今为止的长篇小说中，《云中记》更应该是他理想中的“下一部”。

二

长篇小说《云中记》以2008年“5·12汶川地震”为背景，讲述四川阿坝嘉绒藏族村寨云中村的灾难遭遇及其灾后重建故事。阿来本无意把它写成一部生态小说，作品的题记之一就是“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消失的城镇与村庄”17，“歌颂生命，甚至死亡”才是这部地震题材小说的本意18。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发生在阿来的故乡，他又是救灾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书写这一重大又亲历的事件本是顺理成章的，但阿来却迟迟不愿下笔，而要等到大地震十周年之时才开始动笔。这十年间，他相继出版了《瞻对》（2014）、《蘑菇圈》（2015）、《河上柏影》（2016）和《三只虫草》（2016）等几部作品，但所写都不是那场地震。因为阿来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有关灾害中的惨烈、悲情、救助等大量细节，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而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书写，除了作为亲历者呈现灾难场景、叙述刻骨铭心的悲情外，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如何能使文学之光不被现实所吞没呢？

对于阿来，长达十年之久的情感控制、经验反刍和动机酝酿，是为了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对于这个题材的表达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云中记》所呈现的以“一个人，一个村庄”为核心，“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19。一个人“就是祭师阿巴”，一个村庄“就是位于岷江岸边半山腰，海拔2800米的一片台地上的嘉绒藏族村寨云中村”，它在“5·12汶川地震”中沦为废墟，并处于震后山体的断裂带下，五年后又与山体平台一起，轰然坠入岷江。这样，在地震发生十周年之际，阿来终于找到了针对这场地震的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其中写嘉绒藏族苯教的最后一个祭师，如何完成他的志业，祭奠一个倾塌了五年的村庄，回顾她的历史，超度她的灵魂，最后与她一起消亡。全书的叙述笼罩在一种浓重的悲怆氛围中，就像小说题记之二所显示的基调那样：“向莫扎特致敬/写作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如此，作家阿来的“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20。

《云中记》的故事是从大地震五周年之际展开的：汶川地震后，云中村的幸存者全部内迁到四川平原腹地，村民们在移民村过上了新的生活，种茶、打工、开民族风味的山菜馆等，但重大伤亡和家园倾毁所带来的深刻心理创伤仍难平复，村里的藏族祭师阿巴一直惦记着死难者的亡灵和自己的职责。在地震五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阿巴不顾次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在两匹马的陪伴下，毅然只身上山，回到随时有坠塌危险的云中村废墟，以嘉绒苯教的仪式，为天地山川、草木屋宇与人畜亡灵祭祀超度，并执意与云中村共存亡，最后同村庄一起坠落而下。

小说的叙事，也以上述情节为线索，以时间为章节标识而依次展开21，叙述阿巴在地震五周年祭的三天之前，独自上山返回云中村废墟，从准备和实施祭祀，到随后几个月的独自守候，最后随云中村一起坠落的经过。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阿来并没有正面展开地震发生时的惊恐一幕，也没有正面呈现震后的惨烈与救援中的悲痛无奈、奋不顾身和守望相助的具体场面与情节，即不以现在时态连续展开灾难叙述。所有关于大地震的发生、震后救援与重建的大量场景与细节，都是穿插在阿巴的祭祀招魂仪式中展开，以主人公意识回闪及对话等方式交错呈现。这种叙述结构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既指向“5·12汶川地震”及震后救灾这一核心事件，也指向震后五年间当地村民对严重心理创伤的修复和灾区的重建；在相反的方向上，更指向云中村的震前历史，乃至追溯到族裔迁徙传说与起源神话。这就使作者得以从地震大事件的正面叙述中挣脱出来，获得表达上的某种自由空间：不仅可以确定一个特定的叙述角度，还可借此呈现和表达时空上更宽广、意蕴上更复杂的主题，其中也包括这部小说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意义上所体现的意涵。

如前所述，阿来本无意于把这部地震小说写成一部生态小说。虽然文本中也涉及了许多有关生态问题的场景和情节，如过度放牧致使草地荒漠化、滥挖兰草导致资源枯竭、对野生保护动物的捕猎、盲目建造水电站导致泥石流灾害，等等。这些当然是生态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内容，但并非《云中记》这部地震小说叙事的关键构成，它们与地震这一核心情节并不具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作者也没有对此费太多的笔墨。

本来，生态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反思与批判人类如何在文明进程中不加限制地向自然攫取，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的系统崩溃、资源枯竭、灾害频发等严重后果，由此调整当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但地震是天灾，其根本起因即地壳运动与人类行为和意愿本来并无关联22。如果说生态主义意在追究生态恶化进程中人类所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面对地壳板块运动所导致的地震，人类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它的降临，包括对生命的毁灭、对生态的破坏。如此，关于地震天灾的叙事似乎只能归于宗教宿命主题，或如道家哲学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情”，人类对之只能无可奈何。但如果扩大问题域，答案就不会那么简单眀了：如果说地震的发生并非起因于人类也非人类可以控制，那么地震灾害包括它的次生灾害给不同时空、不同文明程度、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不同的；如果引入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视野，则有可能揭示特定地震带与特定的族群、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具体历史关联。由此还可进一步追问：在一场特定自然灾害爆发与次生灾害的后续发生过程中，相应于不同的预防、救灾和重建的手段与机制，同等程度和相似类型的灾害对不同社群的身体与心理、生产与生活所造成的伤害，其方式与程度有没有、有何种差异？这种差异的具体成因如何？《云中记》正是在这一维度提供了想象和进一步阐发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