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知识青年进城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图谱

“乡下人进城”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性/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叙事的重要题材。乡下人进城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城市和乡村二元分割，城市是乡村的终极仰望。这个时期有一部分乡村知识青年并不是因为生计所迫到城市去谋生，而是为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命运，去城里寻求生命理想。《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都属此类。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到新世纪初的市场经济时期，城乡板结的关系有所松动，这是乡下人进城的集中爆发期，改变贫穷的生存处境是最大的动力。这个时期也因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精神症候。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的时期，伴随着乡村的城镇化，城乡关系从之前的壁垒森严，渐次松动开始转向城乡交融甚至城乡一体化，乡下人进城的互动性大为增强，既有离乡也有返乡。不同的阶段，乡下人进城的主体类型各有不同，其中有一类备受文学的关注和青睐：第一阶段的乡村高中生或有类似经历的乡村知识青年。俞胜的长篇小说《蓝鸟》聚焦的就是这个群体，他们大多是70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进城的乡村知识青年，小说以乡村高中生毕壮志的人生经历、心理、情感、命运为线索，状写了特定时代此类人群普遍的生存境遇和心灵图谱。

一、“为人生而艺术”的写作伦理

“为人生而艺术”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理论，它排斥古典文学的“文以载道”以及文学的消遣游戏的娱乐休闲功能，主张文学反映人生状况、民生疾苦，揭示“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的生存真相。“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新传统，也进一步夯实了“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命题。作家继承了这个传统，俞胜坦言：“我是‘为人生’一派的作家。盛世出雄文，生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作家，是一件幸运的事。面对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我想我们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让我们的文字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记。这种记录自然不是新闻式的记录，新闻记录由新闻记者去完成。作为作家，要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描写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敏锐地捕捉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给读者提供思考生活、认知世界的精神容量。”①此言不谬，作家先前发表的《城里的月亮》《老乡》《水乳交融》都是视线下移，聚焦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悲欢和精神境遇，尤其关注进城的乡下人在城里的生存感受和心灵状态。

到了《蓝鸟》，俞胜小说“为人生而艺术”的个性与风采更加彰显，这也是他小说创作一贯的叙事伦理：关注人生，尤其是同情、悲悯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底层群体的生存、情感与灵魂。《蓝鸟》是俞胜长篇小说处女作，主人公人生图景的展开与既往中短篇小说一样，文本为其设置了城乡双重的背景，毕壮志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的社会、时代、历史意义和相当程度的典型性。毕壮志和《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样，高中没有能够考上大学，或因别的原因中途辍学，但他们具有高中的知识水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乡村世界，他们已经是准知识分子水平。之所以路遥、俞胜选取这类乡村高中生作为小说审美对象，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个年代高考的录取率非常低，高中生落榜回乡几乎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这些人已经初步具备现代性的理念和思想，以及初步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他们不安于祖辈、父辈锚定在土地上世代相继的历史命运。他们试图逃离和反抗，于是逃离土地，逃离乡村、逃离传统就是他们无奈又必然的选择。他们的逃离是被动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乡村风俗伦理对他们的规训和期待格格不入甚至悖反。他们的逃离又是主动的，他们像毕壮志一样，心怀壮志和梦想，亟待改变身份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的出走又是他们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开始，尽管那个时候他们自身还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但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进城的乡下知识青年，不经意间参与了打破城乡壁垒，迈向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

《人生》里高中生高加林的城市梦最终破灭了，回到了爱恨交织的黄土地，充满了悔恨和忏悔，小说写出了高加林主体性的建构与坍塌，写出了传统道德、生活模式与现代性人生梦想的分裂，导致了无法避免的人生悲剧。《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也是特定年代的高中生，他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梦想，开始在村里办的初中班教书，后到黄原城揽工，不想重复父辈孙玉厚和哥哥孙少安禁锢在黄土地上的人生。他一路艰难曲折，支撑他人生梦想的是人生自我价值的期许。田晓霞的意外死亡给了他重大打击，因矿难而毁容，但他最后还是拒绝了留在县城的机会，回到了惠英身边，留在了异乡的煤矿，完成了自身主体性的构建。与高加林、孙少平有所不同，《蓝鸟》中的高中生毕壮志，虽名为壮志，但他起初并没有高加林明确追求城市现代生活的人生理想，也缺乏孙少平清醒的自我意识和人生追求。他的人生愿望更多是生存欲望，从木泥河中学到县城再到哈尔滨，他想的只是在城里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出人头地，衣锦还乡。三个人物，高加林出现最早，遗憾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城乡的二元壁垒、户籍制度以及因这些所导致的农村封闭、狭隘、束缚短时间是无法改变的。因此高加林的身份转变愿望及其现实突围注定是一场虚妄。他无论怎样想把自己的“身体”从农民“身份”中抽离出来，通过阅读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农民粗鄙的心灵世界区别开来，最终只能是妥协的结局，解放何其艰难②。孙少平在高加林之后，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和积累，在更广阔的世界，乡村青年孙少平高中毕业似乎有了比高加林更多的人生选择，历经磨难，自强不息。岳雯对《平凡的世界》进行了再解读，她从“进城”“劳动”“个人化”三个方面重新阐释了这部小说，认为较之《人生》，路遥把孙少平的“进城”冲动从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抽离出来了，将“进城”等同于“闯荡世界”，赋予其浪漫化的光环③。毕壮志则比他们更晚一些，他的“进城”一方面连接着时代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有“闯荡世界”的意味。因为爱情的挫折、班主任的羞辱和养兔子的失败，他高中未及毕业就被迫背井离乡。当然这是外在的因素，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乡镇的高中生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极为困难。这就导致了大量高中生毕业回乡务农或者另寻出路。升学无望，当兵没有门路，又不安于土地的营生，于是，进城是当时他们或无奈或主动的选择。因此，类似毕壮志的乡村高中青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他们的人生选择及其后续的人生经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高加林、孙少平、毕壮志在时间上有先后，然而，他们都基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乡下人进城”的第一个阶段。不同的是，高加林是身份政治的理想，孙少平是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毕壮志是世俗的生存理想。他们代表了改革开放初始年代乡村知识青年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改变自身命运的三个不同维度。《蓝鸟》延续了《人生》《平凡的世界》对改革时代乡村知识青年命运的思考，也充分演绎和实践了作家“为人生而艺术”的写作伦理与叙事诉求。

二、70后进城者的生存体验与心灵遭际

毕壮志面临着人生的多重打击，还未及成年（十七岁）在家乡已经待不下去了，只好逃离土地和乡村。出走的时候他不无悲壮，内心忐忑、无奈，对未来既充满期望又茫然无绪，改革初期第一批乡下人进城的命运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但他们的命运对后继者具有镜像、认知和启示的意义，不无昭示着之后更大规模乡下人进城的历史命运。

由于城乡壁垒的存在，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结构中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城市长期占据着物质、思想、文化和权力结构上的支配、优势地位，乡村则被认为是封闭、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具有城市户口，能吃上商品粮，成为公家人一直是乡村有志青年或乡村知识分子的人生梦想。可见城市是文明/民主/现代/希望/自由的地方，是乡村仰望的目标，这自然导致了对乡村的歧视。毕壮志开始的时候去到的是县城，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他的堂哥毕文章，在毕文章的住处，遭到了毕文章城里女友的不待见，毕壮志不仅没有吃上一顿饭，在堂哥这住一晚上都被无情地拒绝了。饿极了的毕壮志只能在城边庄稼地里啃两个玉米果腹。歧视无处不在，当小说中的“我”在哈尔滨举步维艰，不得不到搬家公司卖苦力的时候，一次搬运家具的劳务过程中遇到了自己高中的初恋女同学宋燕秋和他的同居男友韩亚杰，受到了韩亚杰的百般刁难和羞辱。“我”到申楠楠介绍的女友姜虹家拜见未来的岳父母，因为“我”的户口还在农村，结果被姜虹的父母给无情地舍弃。即便后来“我”和初恋女友宋燕秋结婚了，岳父宋应昌也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不是城市户口而对我冷眼有加，内心充满了鄙视……之所以会如此受到歧视，就是农村户口带来的身份原罪。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尽管《蓝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进城乡村青年毕壮志在城市的挣扎、屈辱、边缘、苦难等生存体验，尽管他在城市处于社会的底层，得不到城市主流群体的认同，找不到心灵的根基，但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并不在于体现“人民性”“阶级性”“底层性”等底层写作、底层叙事的价值导向。小说也没有对毕壮志的人生磨砺进行绝对苦难化的叙事，小说只是客观地描摹他在城市的真实处境和心灵状态。叙事的这般处理，有效地避免了底层写作苦难绝对化的叙事倾向。梁鸿曾批评过于倾向化的底层写作：“当你面对真正的底层个体时，由于各自的历史遭遇、性格成因及在群体之中的生存位置的不同，他们会形成错综复杂的问题与状态。仅仅把‘底层’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阶层，会忽略掉他们作为个体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忽略掉他们作为一个有主体行为的人与历史之间的同谋关系或反合力关系。”④由此看来，《蓝鸟》并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就是因为小说并不带有特定的阶级意识、叙事苦难化倾向和新左翼文学的基本诉求。《蓝鸟》里的主人公毕壮志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他作为乡下人进城的人生体验和心灵遭遇，作为生命个体却能够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变迁。由于主人公身份的代表性，他的个体经历也能够普遍反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村知识青年在进城的历史潮流中参与并见证了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部分松动：“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来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已转化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新城乡二元结构。”⑤

小说中的毕壮志1990年是十七岁，也就是出生于1973年。70后在此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文革”期间他们刚刚出生或尚在年幼，“文革”的极左政治对他们几乎没有构成影响。他们成长的主要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革故鼎新，社会充满了思想解放的激情。国家以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取代了过去“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所以70后是理想主义的一代人，他们即便贫穷，然而他们并不沮丧，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憧憬和想象。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广阔的农村去不同，他们逆向从乡村来到了城市，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询唤”，而是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使然。于是70后的毕壮志们才有历史机遇去付诸人生行动。“在传统小说里，叙事的基础是人物的行动，其个性支配着人的活动。叙事主体正是根据人物的行动而展开叙事的。一个时代的故事，是叙事主体对这个时代人们总体行动特征的讲述。而‘行动缺失’却是我们时代生活的一个特点。”⑥小说中，毕壮志就是凭借着自己不屈不挠的个性，在自己的命途中展开了一个又一个行动。主动放弃高考是行动，在木泥河畔亲吻初恋情人是行动，养兔想成为万元户是行动，背井离乡到外面打拼是行动……正是人物的行动展示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也是以毕壮志为代表的一代乡村知识青年进城的行动，揭示了“生命个体时间”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历史时间”的深度耦合。个体的生命境遇和心灵图谱汇入到社会、时代和历史的沧桑巨变中，个体的生命价值才能够在时代、历史的流变中被肯定，被赋予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毕壮志的个体生命经验才获得了历史感和普遍意义。《蓝鸟》的叙事让主人公的个人存在与时代/历史产生了内在的关联。“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⑦遗憾的是，我们现今的生活存在着太多的“行动缺失”，或缺乏有意义的行动：没有故事的生活、没有记忆与内疚的人生、世界的碎片化、行动的非价值化、经验的同质化等。文学叙事长期的“去行动化”“去故事化”已经构成当代文学叙事的危机，当下需要重新建构“故事”，认识“行动”之于叙事的重要意义，认识行动、故事、经历对当代生活乃至文学叙事的纠偏作用。

小说中毕壮志的人生经历有作家俞胜的影子和个人的感受与经历。当然，作家和人物并不雷同，作家通过高考，成功改变了身份来到了城市，毕壮志则是到城市打工、做生意活命。身份不同，然而毕竟是同时代的人，作家在成长经历中耳闻目睹就能够深切感受这些鲜活的生命图景，《蓝鸟》开篇明示：“小说，是记忆的嫁接与生长。”正是有了那么多鲜活的记忆，在记忆基础上嫁接和再生长，小说才前所未有地活色生香。试想，如果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作家的这本青春记忆与成长的小说不可能这么真切地抵达历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