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与艺术学方法论探索

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国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领军人物、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广西艺术学院原副院长黄海澄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大力提倡用横断科学的方法研究文艺学和美学问题，并率先垂范，开创了“三论”美学和艺术价值学，引领学界风潮，泽被后学，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教授、学者，桃李遍天下。

2022年，迎来黄海澄先生90华诞和治学65周年纪念。同时，也是艺术学升格为独立门类满10周年。在此背景下，由广西艺术学院主办，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美学学会等7家单位协办的“新文科建设与艺术学方法论探索暨黄海澄先生治学65周年高端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5月14—15日在广西南宁隆重召开。数十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回望了黄海澄先生的治学之路及学术贡献，总结了美学、文艺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讨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和时代使命，智慧碰撞，灼见迭出。现将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摘要析出，以飨读者。

一、名师兼明师，授业解惑大先生

从教以来，黄海澄先生兢兢业业，答疑解惑，授人知识，启人心智，其人格魅力及育人精神给一大批学生们以深刻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建疆认为，黄海澄先生是深谙学问之道的名师，也是启蒙引路的明师。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知名学者以做他的学生为荣，就在于他的学说启人心智，令人佩服，广布于天下，受益者众。他不仅是学术上的开拓者，是新方法的建构者，而且是开人心智的启蒙者和引路人，是一位真正以思想武装学问，以育人来发展思想的大学者，也是“新文科”教书育人模式中的楷模。

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说，黄老师的方法论对我产生深刻影响，使我在面对眼花缭乱的新方法时，不被迷惑，能清晰地辨析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能照搬的。也只有自己有了一个清晰的选择，才能用更好的方法切入学术研究。在博士期间，我依然受到黄海澄教授系统论方法的影响，用它来开拓我的学术研究。我一直认为，学生对于老师在方法上的继承，往往要体现在薪火相传上，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学习老师，不仅仅是吸收他的观点，更多的是熟练掌握他的研究方法，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后来，我一直从事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努力去构建一种文化诗学批评，这也是从系统论的思想及其方法上获得的启示。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回忆说，自己最初的文艺理论就是来自黄海澄、蓝少成、林宝全等老师。但改革开放初期的应届大学生，多处在渴求知识而又立于知识门外、根浅无知的阶段，既没有阅读量，又缺乏哲学根基，故常常在课堂上懵懵懂懂。如果说我们这代学生不知如何学习是不幸，那么我们遇到改革开放文化复兴的好时代、遇到许多名师则是幸运，使我们得以领受这个时代的精神，并深植于血液骨头里，影响至今。

浙江大学教授王杰提及，黄老高风亮节、勤勉朴拙的风范，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引领。今日回首当年，我们心怀感激、思绪万千！作为一名个性鲜明的学者，黄老的创新性思维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意识十分明确而强烈，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特别是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研究、“艺术价值论”研究、“文艺学的理论基础”研究等前沿领域做出了深入而有创造性的探索，是中国学术界具有引领作用的重要学者。黄老治学的严谨认真，独立思考和自觉跨学科研究的意识，以及在美学和艺术学研究中十分强烈的人文关怀，使他的美学研究独树一帜，对青年一代学人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民主促进会广西区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陈自力提到，黄老独有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风范，令我铭刻脑海，历久弥新。他曾提醒我们，做学问要敢于创新，勇于议论，有了新的见解和观点以后，不要急于写文章发表，要多方求证，找出论据，完善论证；同时还要敢于否定自己，反驳自己提出的观点，以期从中找出弱项和缺陷，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和论述，直到自己都无法反驳为止。黄老这番话阐述了一个深刻的学术之道：学问不能一蹴而就、浅尝辄止，治学是一个持久、深化、提高自身认识的过程，只有不断地深入探究，其成果才能令人信服。黄老的这种勤于雕琢、臻于完善的治学精神，也是留给后学们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张利群提到，自己在学术上受影响最大者就是黄海澄先生。现在从事的研究以及所获得的一些学术成就，都与黄老的指导有关。我常常从黄老的学术思想中得到启发，借此推动自己学术的发展。

复旦大学教授陆扬说，1982年考进广西师范大学时，黄海澄老师早已名声在外，我也去旁听过黄老师的本科生课程。他上课一丝不苟，拿着几页书稿，穿着中山装，是大师风格，到现在还非常有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陈定家说，记得当年黄老给研究生开了两门课程，一门是“艺术价值论”，还有一门是“文艺学研究方法”。他要求比较严，给我们出了很多思考题。其中一些问题直到今天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比方说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为什么？黄老师的基本观点认为，这个逻辑起点应该从人类群体系统的动态结构的总体上去把握审美对象。那么，我就会思考怎么样从群体系统或者动态结构这些概念中去把握这个所谓的审美对象。我在后来的学习中也经常思考一些类似的问题。其实，当时黄老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实际上试图把学生们引向一个更广阔的学术探索空间。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心峰提到，黄海澄先生讲授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反复强调方法论的精髓和最高层次是哲学方法论，包括唯物史观。其中，黄老的系统研究方法、系统论或者说系统思维，对我的影响最大。在我40年来的治学过程中经常被应用，且效果非常明显。包括我的《艺术生产论的视野与射程》，在写作过程中就深受黄老师系统方法论的影响。我硕士论文写的是艺术本质论，也是运用了系统思维的方法，把艺术本质看作多质、多层次的结构，看作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在三个层面上进行探讨。当然，我的具体结论可能与黄老师的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操作层面完全遵循借鉴了黄老师教导的系统思维方法。例如，不赞成用形象性、情感性、认识性、实践性等个别的质来界定艺术本质，而是从系统的多层次性来把握艺术的本质。因此，可以说黄老师对我的影响至深，这种用整体、系统的知识看待对象的方法已经深深融入我的血脉。我的专著《元艺术学》提到的元艺术学或者元艺术概念，也来自黄老师在桂林给我们上课时提倡的批判精神的启发，我也是运用这种方法来建构了元艺术学。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大雷说，黄老的课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要学会用辩证思维来做学问，就是说研究一个问题要看两面，看问题要深入。这对我们在理解和应用新方法时，也大有启发。我自己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其中一章就是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诗歌艺术风格，即把诗歌艺术风格的各个特点放在一个系统里，分析其相互影响。这些治学之法，都是受了黄老方法论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寅说，当年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学术基础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老师对我们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都大受裨益。当时，黄老讲的课，有些我们也是一知半解，但是现在想起来感受很深，例如“三论”美学研究法基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奠定了我们对传统、历史以及很多学术问题的基本理解。我现今给研究生讲的一门课程“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语言”，重点教授研究方法和理论，即是先从“三论”讲起，讲20世纪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等，这些都是继承自黄老的治学法和教学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筱芸说，自己从黄老处所学到的，除了开阔的学术视野，还有对于学科不良现象的批判和反思。记得当年正面临重写文学史呼声最高的历史阶段，我在《文学遗产》上也发表了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反思，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式也进行了各个方面的质疑。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之后，我做的都是细分领域的研究，但心中对跨学科理论的热情丝毫不减，非常自觉地打破原来的线性思维模式，十分重视把黄老教给我们的方法论运用到具体的研究实践当中。

二、治学唯真是从，成一家之言

黄海澄先生治学上笃信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讲求唯真理是从，守道如一，遵道如一，行道如一，以卓著的学术贡献成就一家之言。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大力提倡用横断科学方法研究文艺学、美学问题，率先垂范，成果迭出，开创的“三论”美学享誉大江南北，奠基之作《艺术价值论》更是将艺术价值学推至学术殿堂。他破除了传统的大认识论艺术哲学观，指明了艺术的基座应为价值论，重塑了艺术本体观，提出了价值与情感的新关系，构建了文艺美学的新方法论，为学科建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一）重新认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黄海澄先生回忆说，现代哲学比主客二元对立、彼此外在的、在哲学史上属于第二阶段的大认识论哲学高明多了。欧洲哲学已向现代哲学转型，然苏联哲学和当时深受苏联影响的我国哲学并未随之转型，而是把现代哲学斥为“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不仅如此，苏联的学术还多了一层极端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苏联人的哲学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即严重脱离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把哲学仅仅当作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切都深深影响了我国当时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这种僵化的、陈旧的、极端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范式，会扼杀我们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在当时，无论它表面上多么强势，暗中已经蕴含了范式危机，迟早必将出现范式革命。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需要加以认识。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李启军指出，从苏联传入的文艺反映论占领了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这种文艺反映论是基于哲学反映论转化而成的，这种思想经误读演变之后，已经严重固化了当时中国思想及艺术领域的发展，也严重背离当时人类生活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黄教授从根本症结出发，仔细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著述，注重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内核，注意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的语境变化，并且深刻结合了当时科学技术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倾向。循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轨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和传统的观点不同，黄教授的理论核心是要改变以往“认识论”的视角，从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去重新定义文艺美学。他在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分析研究之后，决心从自然科学这个较少被意识形态所染指的领域出发，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膀上，发表了振聋发聩且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

王杰也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美学大讨论正在兴起的时候，黄海澄先生以非常重要的学术敏锐力和思考，提出了新“三论”美学，应该说是成为当时非常有影响、自成一派的学术理论探索，不仅在全国美学领域，而且对艺术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教授冯仲平认为，黄老的艺术价值论，亦可称作文艺美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其学术大厦是由价值论为哲学基石，以横断科学方法为研究路径，以文艺学、美学重要问题为研究对象，建构起来的广阔、丰富、深邃的理论系统。价值论作为艺术学的哲学基础，无疑是最为适配的理论逻辑。如果从美学本质论、本体论的发生历史来看，黄老的《艺术价值论》不但领先以往的所有理论，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无超越此理论的新说出现。

广西艺术学院教授谢仁敏认为，黄海澄先生的一大贡献是在苏联认识论长期占全国文艺学界主导地位的情境下，大胆提出质疑和反驳，辨明了文艺理论的哲学基座不是认识论，而是价值论，哲学体系不仅有认识论，也应该有价值论的位置。明确提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艺术学基本问题，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艺术学方法论。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贾永平认为，《艺术价值论》的内涵首先是对文艺反映论的反思，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何者居先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我们的思想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以及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的问题。艺术认识论不能完全准确地阐明艺术问题，把认识论作为艺术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给艺术理论安错了基座。艺术理论主要应该安放到价值论的哲学基座上。

山西传媒学院讲师关煜论及，黄海澄先生对文学、艺术本源问题的理解，推翻了“唯认识论”根基，将“价值论”提升至哲学本体论高度，并用“三论”研究美学原理，解释艺术现象，形成了有关价值论的艺术价值理论框架。

（二）建构基于“价值—情感”系统的艺术本质新论

黄海澄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言说，他通过研究心理学里面的情感，发现人类的情感不是毫无根据的，其客观根源就是真善美益和假恶丑害。真善美益沿袭人类的正的一种情感反应。喜悦的、发展的、亲和的、负的价值（假恶丑害）当然引起人类的厌恶排斥，所以人类的情感跟审美的艺术现象联系起来。审美现象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艺术欣赏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所以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都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环节，这是一种突破，促使我逐渐地创立了控制论和人本美学和价值情感论的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