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编纂的宗旨、立场与边界

将近20年前，我在《胡适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提及，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中，起码有20位值得出全集；只有圆满完成此项工作，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才有牢固的根基①。大约10年后，具体说来就是2014年6月10日，我在“纪念章太炎先生诞辰145周年暨《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出版座谈会”发言，日后整理成文，“谈论编印‘全集’的宗旨、体例、陷阱以及可能性”。2016年秋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专题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其中第五讲“‘全集’如何编纂”，借助蔡元培、章太炎、鲁迅、胡适、钱锺书五个案，讨论编纂全集时碰到的三大难题：作者的权利、全集的边界以及意识形态的掌控。2021年春季学期，我在北大第二次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回关于全集编纂的讨论更为深入。刚讲过课，汕头大学举办“中国现代戏剧文献理论暨《洪深全集》编撰实践峰会”，我应邀做了题为“全集的编纂立场、原则及技巧”的主旨演说。

近日终于有机会停下脚步，将我近年关于全集编纂的思考整理出来，奉献给学界。只是有三点须预先申明：第一，在我看来，值得编全集的“大人物”，可以是文人、学者，也可以是政治家；第二，古今全集的体例及功能不同，这里讨论的，仅限于晚清以降的“现代中国”；第三，同样关注集腋成裘与去伪存真，但这里不讨论一般意义上的版本、目录、校勘及考证的方法。

一、大时代的侧影

在讲述中国学界为鲁迅与胡适编纂全集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时，我曾提及：“大家全集的编纂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一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与学术水平。”②只不过这面镜子有点特别，很少正面/直接地反映，更多的是聚光（凹面镜）或散光（凸面镜），因而显得有点夸张与变形，须经由一番拆解与辨析，方显露出纷纭复杂的技术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因此，姑且称之为“大时代的侧影”。

不同时代，对于何为“全集”，看法可谓天差地别。以马恩列斯全集或《鲁迅全集》为标尺，将作为一种出版形式的“全集”想象得特别神圣，那属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你要是知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写作10年左右，也才三十岁上下，就开始出版全集，估计会惊掉下巴的。1926年，风华正茂的郁达夫刊行全集，自称：“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账的时候了”；“自家今年满了三十岁，当今年的诞生之日，把过去的污点回视回视，也未始不是洁身修行的一种妙法，这又是此际出全集的一个原因”③。你若以为郁达夫这么做，纯粹因其风流倜傥的性格，那你就错了——那是特定时期的出版风气，比如，上海新文化书局1931年推出《沫若全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刊行《冰心全集》。这里所说的全集，乃集合已刊各书，打包销售，只要市场认可，卖得出去，那就行了。这与日后作家去世，众多专家学者合力，大动干戈编辑/增订而成的“大全集”，不是一回事④。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集的神圣光圈逐渐褪去，较为重要的作家或学者，只要经费足够，都有编辑/出版全集的机会。至于全集编纂是在作者生前还是故后，本人有无参与，全都随意，出版界并无一定之规，读者也不太计较⑤。唯一忌惮的是政治纪律的高压线。周作人1967年去世，如今已过了版权保护期，坊间有《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也有《周作人译文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但短期内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全集”面世。不是编辑迟钝，也无关市场愿望，纯粹是因为政治立场——时至今日，国人仍很难原谅周作人抗战期间的落水。

古代中国，“总集”的成立主要牵涉目录学与批评史⑥；现代中国，“全集”的编纂则更多着眼出版业与政治史。后者不纯粹是“技术活”，更因关涉重大，被特定时代、特定集团作为政治或文化争夺的重要资源，编或者不编、编多还是编少、编好还是编差，都必须放置在政治史上才能说清楚⑦。

随着时间推移，晚清一代学者，政治因素基本隐退，编纂全集的机遇，取决于商业投入与学术难度。不妨依去世时间为序，略为点评四位大家的全集——刘师培（1884—1919）、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

生于“三代传经”之家的刘师培，学问没得说，世人全都承认；但其功名心太重，不愿“委身学术”，政治上老是急转弯，导致不断摔跟斗⑧，这是其全集编纂略有耽搁（相对于王国维、梁启超）的缘故。主持编校1936年宁武南桂馨铅印本《刘申叔先生遗书》的，是其弟子钱玄同。编校的相关细节，参见钱玄同写给校对郑裕孚的69封信，那才真叫殚精竭虑⑨。在序言中，钱玄同将刘师培总共17年的著述时间分为前后两期，以1908年为界：“嫴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⑩这里说的，其实只是刘师培的学术贡献（主要是经学，兼及文学史与学术史），丝毫没有涉及其在晚清政坛上的夺目表现11，这就给万仕国的辑校留下了很大余地12。如今讨论刘师培的功过得失，有《刘申叔遗书》与《刘申叔遗书补遗》，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这一辈的读书人，喜欢王国维的，一般都会阅读并收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王国维遗书》。此书第一册扉页上写明“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且有陈寅恪撰于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故不会将其与《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相混淆。后者乃王氏著作第一次大规模结集，由同道兼好友罗振玉主持编纂，刊行于王国维自沉两年之后，虽不收《静安文集》招来非议，但总体学术水平还是很高的。由罗振玉初编本，到王氏助手赵万里重订本，应该说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基础相当好。但很可惜，中华书局1958年的出版计划落空，1970年代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所吴泽主持的新编全集，也只刊行了一册《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直到1996年谢维扬出任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重新将此事提上日程，才终于在2010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合作推出了20卷本《王国维全集》。坦白交代，王国维的专业著述我大半不懂，因此也就没有资格评判新版全集的优劣。

民国年间刊行的各家全集，要说搜罗广博、校订认真，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首屈一指。梁氏成名早，此前虽有各种结集，但要想集大成，还是须花费很大心力。此“合集”共40册，包括文集16册（45卷），专集24册（104卷）。中华书局1989年曾影印此版，改为精装12册，第一至五册是文集，第六至十二册是专集。虽说是全集的框架与规模，但分得太细，查找没问题，引证注释却很麻烦。比如我引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叙》，需这么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卷二四第9页。如今虽有汤志钧、汤仁泽父子所编20卷《梁启超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增收了不少文章，但学者们多因使用习惯，且担心新版校勘有问题，更倾向于使用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加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编）。至于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梁启超全集》全10册，那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总编辑张品兴利用业余时间点校中华版《饮冰室合集》，再加上两卷书信，一般阅读可以，专业研究者很少使用。

辛亥革命成功，作为革命元勋的章太炎，社会声望达到了顶点。1914年，太炎先生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但其手定的《章氏丛书》13种48卷正由弟子操持，在浙江图书馆校刊，还是很令人欣慰的。这套书别择严，校勘精，确实了不起，但有一点，只收学术著作及部分诗文，不收那些尖刻犀利的论战文字，又实在可惜。鲁迅说过，章太炎学问极好，但在清末之所以名扬天下，“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13。鲁迅称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14，这我完全赞同；不过，换一种说法，将其看作“有思想的学问家”，似乎同样在理，且别有深意15。

《章太炎全集》的编纂与出版，在我看来，属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作者本人学问深邃，政治上又很过硬，为其编纂全集，从来没有障碍。不是别的原因，是整理难度实在太大。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落款1980年10月的《〈章太炎全集〉出版说明》，可见出版方态度之积极。但1982年推出第一册，到1994年刊行第八册，真可谓蹉跎岁月。直到2014年重起炉灶，历时三年多，二十册《章太炎全集》方才出齐。因得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的出版资助，必须抢时间，第一辑用的是已刊八册，大概是下面各册的出版顺序没把握，于是只写书名不题卷数。看到第一辑样书，我当即告知主事者其中隐患，但已无法挽回了。全集而没有卷数，研究者如何引用？前几册没问题，如注《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几页，那还可以；可若你想引述《菿汉微言》中某段话，而这册《章太炎全集》包含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劄记》等八种，每回都得抄录完这么多书名，再注明第几页，实在不胜其烦。正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仍使用旧版以及各种单行本。

二、全集不全之宿命

编辑出版图书，体例很要紧。古人编“总集”，可据朝代、文类、派别、地域等细分；今人出“别集”，则有单刊、选本、文集、全集之别。全集之所以不好编纂，难就难在那个无法名副其实的“全”字。

谁都知道，“全集”不可能全，于是各种“集外集”“补编”“拾遗”等层出不穷；而每回增订或重编《鲁迅全集》，最着意的便是增加了几篇佚文。而且这是个无底洞，只要不断发掘，必定能有所“发现”。问题在于，“全集”为何“不全”，到底是不可能、不必要，还是不应该？那么多具体的、断裂的、破碎的、偶然存世的文本，能否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作者？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拆解，还是假装承认，既然全集在此，这就是作者的全貌了？

记得福柯在1969年的专题演讲《作者是什么？》中，有这么一段话：

假定我们是在谈一个作者，那么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际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想出版尼采的作品全集，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对“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我们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账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16

对于“天真地承担出版一个作者全集”，福柯明显不认可。我这里采用的是王逢振的译文，见20世纪90年代刊行的《最新西方文论选》。对于编全集的人来说，“日记”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更何况还加了个修饰语——“充满警句”，为什么福柯会质疑呢？近日读网上流传的李康、张旭译福柯《什么是作者》（2008年发布），发现关键字句翻译有别：“如果在一本满是格言的笔记本里，我们找到一段引文、一纸约会备忘录、一处地址，或者是一笔洗衣店的帐（账）单，这是不是也该算成他的作品？”到底是“日记”还是“笔记本”，这可关系重大。请教法文教授，得到的答复是：福柯原文用了“carnet”这个词。这个词是“记事本”“小本子”的意思，翻译成“笔记本”应该更准确。我这就放心了——对编全集的人来说，日记不能遗弃，记事本则未必。同样编全集，鲁迅可以巨细无遗，别的大家、名家，其实没必要锱铢必较。

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编全集的，当以钱锺书的说法最有趣。香港作家潘耀明（笔名彦火）早年访问钱锺书，提及整理出版文集，钱先生的答复很精彩：

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有些作家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甚至一个字、一段话，都很重视和珍惜，当然，那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值得珍惜。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17

这俏皮话说得太漂亮了，难怪很多人喜欢引述18。钱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写作不满意，坦言“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19；夫人杨绛也专门做了解释，称钱锺书“不愿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