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风文”：网络文学中的香港想象与城市书写

“港风文”特指将故事时代设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女频网络小说①。其特征是将一些当下最受欢迎的网络言情叙事模式，杂糅进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为时空背景的叙事设定之中。从性质而言，“港风文”无疑是成型并发表于网络上的通俗文学作品。其主题明确属于网络文学中的都市言情一脉，即便有所取材于香港本土言情文学（如亦舒、梁凤仪等），却习惯从“内地”视角书写“香港传奇”，无意中延续了由张爱玲所开创的描写香港的叙事视角，然而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港风文”则又更偏向于当下网络流行的言情模式。

于是虽借用了“港风”之名，却很难认为“港风文”是“港风”审美观念在文学领域的延伸。“港风文”不可避免地具备绝大多数网络文学的基本特点，它们以网络文学的生产逻辑、流通方式被写作、阅读和传播②，然而本文更关注的现象是，在这种通俗故事中，作为叙事场景设定出现的那个具有年代感的香港城市，显然被高度符号化、抽象化和滤镜化了。用城市文学研究常用的说法，“港风文”中的香港叙述只能称得上是跨地域的城市想象。但想象并不意味着虚假。这重由叙事构造出来的“城市滤镜”，极为典型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地读者，在凝视香港这座城市时所透露出来的种种“惯习的目光”。事实上，哪怕并非所有内地读者都曾去过香港或在香港生活过，而生于内地、长在内地的我们，也绝不会对香港一无所知。

本文想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并非一无所知”的香港认知，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促成并牵引着当代“港风文”的创作，而在纷繁的新媒体时代下，“港风文”又以何种方式回馈于内地读者所习惯抱有的种种香港印象、香港观念。

一、以“港风”续写“香港传奇”

以内地作者身份撰写香港背景的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从来不是稀奇陌生之事。张爱玲当然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并且她对这种站在内地视角书写香港的写作抱有相当的自觉。在谈及《传奇》中的小说时，张爱玲指出，她对香港的描写便是“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③。这一说法不仅清楚地标榜了作者身为上海人的身份立场，同时也把她笔下的香港界定为供上海人阅读和想象的对象④，巧妙借助香港这个相异于内地的环境，塑造了传奇的效果⑤。同样专注书写情爱欲望，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分享了颇为类似的写作视野，通过将香港处理为一个缺乏地方性意义的“上演故事的戏台”⑥，恰恰反映出作者把香港理解为“他者”的潜意识。在张爱玲看来，一场介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城与城的“对话”，可以通过“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的方式来实现，王安忆的香港故事也势必要以类似传奇的笔法写就。然而这种为香港“书写传奇”的做法，事实上正可以用来描述“港风文”的缘起：它们不自觉地承继了张爱玲等人的事业，在网络文学的天地中，为内地的读者们“续写香港传奇”。

“港风文”好像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了对香港传奇的续写，但又超出了张爱玲笔下那种上海—香港双城间“互为镜像”的书写模式。在当代通俗文学中，香港仍旧是那个香港，但内地的作者、读者用来与小说中那个景观化的香港城市不断镜鉴、比照的城市经验，却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更准确地说，过去三十年内地的城市化进程不断“生产”出大量具备城市经验的作者和读者，他们分布并生活在过去数十年间拔地而起的各个大中小城市当中，却将写作和阅读的兴趣投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一个在城市经验、景观和文化上都同内地城市多有不同的城市空间。对于同时身为文化消费者的内地读者而言，香港携带着自身独有的城市文化特质⑦，或者说，那种得益于中西文化交错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相对于内地城市而言的独特情调（或许“港风”也不单纯只限于独特情调），不仅本身仍旧是极具消费潜能的城市风貌，同时也在不断提醒这些读者，这样一个通过传奇故事、通俗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香港，和自己所熟知的城市环境在任何层面都很不一样。在一种透过文学不断相互比照、观看的关系当中，“港风文”由此建构了当代的内地城市经验同香港城市书写之间的新型镜像关系，二者最终都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

正是这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观看”，开启了今天网络上所涌现的“港风文”写作。它始于内地读者对香港绵延不断的好奇，却最终将这种好奇转化为文化消费。通俗文学本质上与文学的商业化相依共存，因之通俗而得以售卖，因可消费而势必通俗。于是，埋藏在“续写香港传奇”之下的现实目的，显然是一种带有文化趣味的商业策略。只要“香港”“香港传奇”在读者那里仍有市场，它就不难在当代网络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港风文”中的“香港”更近于一个可供销售的文化概念，一个具有商品价值的文化品牌。而在商业化的文学世界里，“香港”竟然可以同时具备写作/阅读和商业的价值，似乎也和香港这座城市自身的特质有关。当下流行的都市言情若非设定于一个面目模糊的内地大中型城市，这些都市浪漫故事的最佳语境就只剩下了单调的北京和上海⑧。相比之下，在“港风文”中作为地域背景出现的香港，除了不同于内地城市的浓郁的独特性之外，香港所携带的城市文化的“色彩感”显然要浓郁和分明得多。没有任何一个内地城市可以像香港那样，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集合，能够同时展现出如此多元、复杂的文本可塑性。论及香港自身的复杂性，以及香港作为城市参与进叙事的丰富文化潜力，即便是以开放、多元自居的上海也远远不及。正因为这样，在当代文学中，上海可以完美地被塑造成通向现代性想象的符号都市⑨，但香港却不能。任何想要平面化地把香港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尝试注定都会失败。

从整体而言，“港风”更精确地说更多地指向了小说“表层结构”的塑造，“港风文”会倾向于夸大化地展现香港景观中足以突显文化异质感的成分，这一点颇近于侣伦小说里塑造出来的香港风情⑩。一个独特的香港既是小说的卖点，也构成了小说的风格。当今网络文学的诸多类型中，与之类似的还有女频的“金三角文”“民国文”以及男频的“东京文”，这一类作品的共通之处在于把故事场景设定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域和时代，以塑造出不同于当代经验的景观式写作，但在叙事上却未必能贡献出将之划为固定类型的特殊之处。从这个角度看，“港风文”的特点、风格和意义几乎完全建立在“港风”一词所提示的城市叙事设定上，一旦将这些故事“安放”进一个与身处时代迥异的时空当中，小说在事实上被增添了一种因时空阻隔所带来的阅读上的猎奇感。

可在小说的场景设定之外，在内容层面上，“港风文”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叙事和情节意义上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港风文”已然篡改了张爱玲、王安忆对“香港传奇”的定位。过去，内地作家笔下的“香港传奇”之所以独特，就在于这些故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内地其他地方。李欧梵曾经这样评价经典作家笔下的香港：“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却可以在香港发生。”11但是，“港风文”却一再地重蹈着当代网络女频文学常见的叙事套路，执拗地让那些完全可以在任何内地城市发生的相似故事，在香港这个戏台、布景上再度上演。甚至那些为当代网络读者耳熟能详的言情叙事模式，既可以在“港风文”里出现，也完全可以发生在以金三角或民国上海为背景的女频小说里。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仍旧是那个讲述罗曼蒂克的戏台，只是当中国其他城市（进而包括其他被通俗文学染指的异域时空）在通俗文学层出不穷的书写中逐渐“罗曼蒂克化”了以后，香港在整体文学世界里作为罗曼蒂克象征的城市身份，也便不再那么的独树一帜。

所以，不管如何将“港风”塑造得贴近那个作为对象的香港，最重要的始终是在故事中割裂一个以“香港”为名的异托邦，传递出一种符合大众阅读想象的独特的香港。从写作、阅读的身份立场同书写对象之间呈现的有意味的张力来看，“港风文”始终都只是在扁平且空洞地续写“香港传奇”，因为看起来这些“港风文”既缺乏张爱玲那样亲身在香港生活的经验，自然也不可能具备张爱玲挑剔、省查香港的“本土”立场12。最典型的证据在于，张爱玲所写的都是属于同时代的香港城和香港人，而标榜“港风”的网络小说则无一例外回避了对当代香港的描写，它们更倾向于将小说时代放置在更便于想象也更适合于虚构的“旧日香港”，一个最符合内地认知的“香港”。

下面就将结合一些常见的“港风文”叙事要素，简要剖析“港风”这个空洞的能指是如何在小说中被塑造出来的。

二、可被消费的香港都市奇情：符号与故事

“港风文”的特征几乎完全放置在“港风”一词所提示的城市叙事上，对此，不同作者采用了许多独具匠心的方法。从时间维度来看，营造“港风”的常见做法，是在行文中穿插20世纪90年代新闻报道，以制造出一种时空“在场”的错觉。《今夜离港》（作者：兜兜麽13）选择历数1991年的新闻报道作为开篇，由此揭开了名叫“香港”的时代剧大幕。《佛兰明歌》（作者：也稚14）第三十四章记录了1997年7月的几条代表性新闻，以此巧妙地映射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下的香港局势。至于在空间维度的“港风”营造则来得更为直接。重庆大厦、九龙寨城、启德机场等地点反复成为各类“港风文”中的文化“地标”。《香江失渡》（作者：子茕啊15）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典型，故事以“重庆大厦”为首章篇名，故事主人公又被设定为出身九龙寨城的“北姑”之女，两个标志性“港风”场所就此在同一故事中叠加，使“港风文”更加“港风”16。至于在小说中掺杂粤语词汇甚至是香港本土的俚语，固然对写手来说构成了极大挑战17，却是塑造“港风”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量诸如“契爷”“差人”“大金牛”等本地词汇，在“港风文”的作者和读者那里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场景密码。为了让不了解香港风土的读者不至于产生阅读障碍，许多“港风文”还会增加俚语注释——这或许是《善男信女》（作者：步微澜18）所开创的“传统”，这部小说在每章开篇，都会附上所用方言及俚语的介绍，甚至连带介绍了相关的香港地名及文化。

在通俗文学中令内地读者感到“陌生化”的“港风”，并不限于使用上述这些城市符号去堆砌出一种流于表层的营造。“港风”也必须由一系列结构化、同时也仍旧是符号化的故事元素所塑造，如此才能给独特的香港灌注进充足的罗曼蒂克想象。有趣的是，“港风文”所提供的“香港罗曼蒂克”又是高度类型化的。也许，发生在香港的“罗曼蒂克”只有经过类型化写作之后，才能在写作上“制服”那个令人不安且陌生的“异色香港”。用符号堆砌起来的异域般的城市景观，与类型化、模式化的浪漫故事套路之间，由此实现了一种不无默契的平衡。

（一）黑帮题材与犯罪都市

“港风文”经常取材黑帮故事进行创作。被誉为“港风文”“开山鼻祖”作品的《善男信女》（作者：步微澜）就采用了典型的黑帮题材，故事的情感线融合了“强取豪夺”“破镜重圆”等网络通俗言情常见的叙事套路。之后大批“港风文”均取材于香港的黑帮往事19，只是在黑帮题材上铺展的“情感线”略有参差。例如，颇受好评的“港风文”《今夜离港》最终将黑帮大佬与豪门外室家的少女之间的情感线，写成了男女主人公间的双向情感“救赎”关系；同一作者的另一部港风作品《无间宿命》（作者：兜兜麽20）则聚焦于警察和黑帮之女的情感纠缠；近期在“豆瓣阅读”结束连载的港风作品《地尽头》（作者：丁甲21）写的是黑帮大佬之女与黑帮马仔的爱情故事，则试图从人格意义上塑造男女主人公的“双强”关系。即便在非典型的黑帮题材“港风文”中，例如以展现豪门斗争为主题的《佛兰明歌》，黑帮也充当了极为关键的要素。

这类将言情故事与黑帮题材混搭的“港风文”作品，显然具有相当突出的共性特征。当小说主人公被设定为“古惑仔”式的黑帮人物时，故事就不可避免地穿插着大量凶杀、火拼、械斗等犯罪活动，这就势必会将“港风”叙述的重点放置在以黑帮、差佬（警察）为代表的群体上，尽管叙事还可能辐射到一群在正邪两股势力斗争下“讨生活”的市井阶层，但无论如何，这些小说里的香港，注定成了一个在黑帮同警察斗争中模糊了正邪与善恶界限的城市。正如《地尽头》里会把香港描述成一个价值观念被颠覆的城市：“那些住山顶的人也会抱着襁褓里的婴儿跳楼，身光颈靓的金融精英也可能是诈骗惯犯，古惑仔在黑社会里呼风唤雨日进斗金，遇到警察照样低头认命。”一旦“犯罪都市”与言情传奇叠加，女性主人公所在的家庭与家以外的城市，便经常被塑造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于是对于言情故事而言，一个多元化的香港既是上演爱情的背景，也是诱导爱情发生的前提22：都市带来的种种风险，使得家庭很难再充当保护弱小女性的避难所；可一旦走出家庭，女性就被迫要在危险的城市中寻找“动荡世界里唯一依靠”。把香港描写为现代都市的设定，既决定性地推动着女性主人公被迫走出家庭，也构成了引导女性持续走向男性主人公的外因，而所有被浪漫化处理的“传奇”，就发生在女性走出“父家”之后、步入“夫家”之前那段漫长的时间缝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