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人题材小说及华商形象探析

以泰国华人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是泰国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是构成泰国当代文学多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人题材作品中，华商形象又成为广受作家青睐和着墨较多的人物形象之一。但迄今为止，少有人对泰国华人题材小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特定时代语境下的泰国华人题材小说及作品中的华商形象进行梳理和探析，以补缺这一尚属薄弱的研究环节。本文所论及的泰国华人题材小说，是指用泰文创作并以泰国为故事场景的小说。

一、泰国华人题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泰国华人题材小说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泰国经济迅猛发展、中泰关系改善、泰国文坛思想解放和社会包容度不断增强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移民泰国已有800多年历史。“至迟在1165年，已有中国商人到今泰境来，或贸易，或流寓，成为最早的华侨。”①从享有“王室华人”的美名到沦为“东方犹太人”②，再到跻身“商业巨贾”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华人凭借独特的商业精神与文化调适能力，贯穿了泰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进程。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以闽粤为主的中国沿海居民纷纷“下南洋”谋生，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在20世纪初的泰国，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曼谷王朝拉玛六世王瓦栖拉兀，曾撰文批判在泰国追逐金钱的华人是令人恐惧、可悲、不择手段的国家之祸害，并冠之“东方犹太人”。华人被视为无法被同化的机会主义者和两面派，是缺乏公民道德、崇拜财神的寄生虫。瓦栖拉兀国王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泰国民众中广泛宣扬“‘民族、君主、宗教’三位一体的泰民族主义，其出发点就是要求人民对君主保持‘忠诚’”③。在华人“忠诚度”被得到确认之前，“过番”的华人并不被泰国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并受到泰国排华政府的打压。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泰华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不断增强，融合程度逐步加深，泰国社会对华人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同时，思想敏锐的泰国中青年作家越来越关注社会现实，过去被遮蔽或不被重视的社会生活领域逐渐进入他们的创作视野，通俗小说创作开始向现实主义靠拢，从而为华人题材小说在泰国主流文学中的自然生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氛围和条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一些泰国作家的作品开始涉及华人题材。此时的泰国华人题材小说大多以20世纪初或二战前的泰国为时空背景，讲述华人逃避战乱饥荒到泰国谋生、从浪迹漂泊到拥有立足之地的异乡奋斗史。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泰国华人题材作品逐渐增多，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越来越广，涉及的社会阶层和职业也越来越多，诸如手工业者、商贩、裁缝、医生、教师、商界领袖、帮派成员、家庭妇女等，都成为小说描写和刻画的对象。泰国华人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等本土化趋向也愈加明显，泰国华人所面对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境遇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泰国华人题材小说的勃兴与发展，其标志是一批蜚声文坛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的出现。泰国华裔女作家苏帕·希里幸（<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tif>）以笔名牡丹（<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tif>）创作的《泰国来信》（<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3.tif>，亦译为《南风吹梦》）开启了泰国华人题材小说的时代。这部长篇是由主人公曾璇有写给母亲的100封信件组成的书信体小说，真实而生动地记叙了曾璇有远赴泰国经商谋生的坎坷经历。这部作品被认为具有很高的资料性价值和艺术价值，入选中学课外读物，被收录在《推荐给泰国人的100本好书》中，还被译为中、英、日、波兰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牡丹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长篇小说《迎风之竹》（<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4.tif>）与《雾散之前》（<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5.tif>）先后获得泰国国家图书节图书发展委员会颁发的小说类鼓励奖。另一位华裔作家玉·布拉帕（<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6.tif>）创作的泰文小说《与阿公在一起》（<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7.tif>）、《義》（<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8.tif>）也先后获得国家图书节优秀小说奖和小说鼓励奖，两部作品均入选中学课外读物。从事华人题材小说创作的华裔作家与泰国华人移民社会相伴相生，他们熟悉华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心理特征，对书写华人生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华裔作家一方面关注着漂泊异乡的同胞的生存状态和奋斗历程，一方面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根脉进行探求与追寻，试图勾画出华人和泰人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沟通与联系。玉·布拉帕自小混迹于华人群体，参照泰国华人日常生活和谋生经历进行创作是他的夙愿。“我有华人血统，但不会去掩饰它，因为从来没想过这是自卑、羞耻的事情。我还会经常跟泰文不太流利的华人用中文聊天，也常常会用中文来谈事……这也是我能耳闻华人消息的原因之一。”④他认为作家要清楚自己写的东西，写自己知道的东西，根据时代研究事实，否则就容易出错，还要考虑到人物的道德品行⑤。泰国学者甘玛尼·萨扎伦（<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9.tif>）在评论玉·布拉帕的小说《義》的时候写道：“这部小说不仅展示了作家想要呈现的画面与启示，还为读者介绍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做生意的方法，让我们得以知晓华人经商的才能为何受到赞赏。”⑥由于受到泰国资深作家、评论家、教育家和拥有王族身份的蒙銮·本勒·贴帕亚素宛（<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0.tif>）的大力推介，牡丹、玉·布拉帕等作家在泰国文坛上的地位得以确立⑦。

华人特殊的身份、曲折的命运与独特的文化习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作家的目光。巴帕宋·谢威功（<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1.tif>）的《龙腾暹罗》（<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龙腾暹罗.tif>）就是一部广受好评的以泰国华人为题材的作品，曾于1990年荣获泰国优秀图书奖，截至2020年已再版25次。他的另两部同样获得上述奖项的小说《给我你的梦枕》（<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给我你的梦枕.tif>）、《金帆船》（<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3.tif>），被图书与阅读发展组织联合会列为适合儿童与青少年的文学读物。女小说家比亚蓬·萨伽先（<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4.tif>）的《阳光之下》（<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5.tif>）在优秀图书奖评比中获优秀小说奖。自由作家、编剧叻泰宛·翁斯拉萨瓦（<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6.tif>）的第一部小说《血浓于水》（<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7.tif>）获泰国第17届“7 Book Awards”小说类一等奖。文学奖项的肯定与助力，唤起了更多的作家去捕捉泰华社会发展的历史诗意，赓续了中国文学热之后中国元素介入泰国文学的传统。此外，泰国作家拉披蓬（<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8.tif>）、索帕·素万（<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19.tif>）、噶吿（<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0.tif>）、莫·玛图伽力（<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1.tif>）、维萨瓦那（<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2.tif>）、帕拉敦·萨达（<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3.tif>）、阿丽达（<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4.tif>），以及有王族身份的作家蒙銮·希法·玛哈宛［<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5a.tif>，笔名希法（<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5.tif>）］、沃·维尼采恭（<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6.tif>）也投入到华人题材的创作行列中，泰国文坛出现了华人题材小说创作的热潮。进入21世纪，泰中友好关系和经贸往来的不断加强及深化，更为华人题材小说创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文化氛围。

二、“双重认同”与华商形象塑造

移民到泰国的华人都面临着是否被泰国社会所接纳的问题。“华人在泰国是否被社会所接纳的标准，既不是种族性的，也不是文化性的，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效忠于暹罗的政治制度，是否忠诚于暹罗皇室。”⑧也就是说，“忠君”与否才是暹罗统治阶层最看重的。牡丹在小说《雾散之前》开头写道，泰国不排挤华人，王恩庇护下华人在泰国扎根上百年，只是希望华人忠诚与守法。只有忠诚与守法，华人们的身份才会获得泰国统治阶层和泰国社会的认同。因此，“忠诚”的表现成为许多华人题材小说的着力点。华人们的忠诚，不仅在言行和礼仪上体现出对暹罗皇室的尊崇与拥戴，以及酌水知源的感恩之情，还有主动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作出贡献。长久以来华人资本承担了泰国民族资本的责任，为实现国家经济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值得称道的是，那些拥有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华人商贾，没有安于自己享乐，而是积极济世利民和反哺社会。他们扶危恤难，乐善好施，树立了良好的华人和华商形象，得到了泰国民众的普遍认同。

拉披蓬的小说《中国楼》（<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7.tif>）里的祖父就是一位兼具济世情怀、济世才略和经济实力的华商。他无偿将土地赠予普吉政府修路，出资兴建医院，造福于民。祖父因其卓越贡献获得国王御赐的姓氏与“銮”⑨级爵位。孙子阿龙传承祖父心愿，每年拿出公司15%的利润支持医院运营，受到当地民众赞誉。牡丹的小说《迎风之竹》讲述了二战前出生在泰国的华人“铁子”命途多舛的一生。铁子做过厨子和裁缝，教过中文，卖过水果，干过建筑承包。他生性善良，古道热肠，知恩图报。事业有成后，铁子加入多个华人慈善堂帮助孤苦伶仃的人。他投标修建医院，每当路过这座医院时总会感到特别喜悦和满足。他还特别嘱托孩子遵照自己离世后无偿捐献遗体的遗愿。索帕·素万的小说《竹屋》（<P：＼南方文坛＼2022年＼2022-6＼图片＼mh28.tif>）里的华文报业大亨“罗”，自幼便随父母和爷爷从中国来到泰国。他捐款支持泰国国王的林木种植计划，向救治农村患者的圣谕项目捐款，资助泰国医疗事业，不遗余力地支持泰国的新移民彭天策学医，教诲同胞感恩泰国。中国人信奉知恩图报，华人商贾回馈泰国的善举，是对给予自己一线生机和出路的异乡土地的致谢，是在行动上表达对皇恩荫庇的真诚感激，同时也是为获得身份认同的必要付出，契合中国人重视名分的传统观念。上述作品对华人形象的言说不仅促成了泰国文学价值观的蜕变，同时也解构了泰国社会的价值诉求与道德诉求，推进了大众对华商形象的认可。

华商本身具有特殊的民族性与阶级性，他们虽身在异国他乡，但重血缘亲情，讲忠孝礼义，大多保留着与家乡的联系。由于商业根基在泰国，华商也普遍自认为是泰国资本家，最终选择归根泰国，祸福同尝，荣辱共享。因此，融入当地社会生根开花既是华人生存发展之出路，也是对自我身份之郑重选择。华人一方面保留着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认同”，同时又竭力融入泰国，对泰国产生“国家认同”。这种“双重认同”⑩程度愈高，其社会成就动机愈显著。正因如此，华商以社会为取向的成就动机较一般本土泰人更为强烈，也愈渴望回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