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温暖之光承载生命之重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通过不同的载体表现了人的内心复杂情感，再现了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现实生活场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林白为代表的广西女性作家群一路高歌、异军突起，她们一方面试图冲破和颠覆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某种禁锢，着力建构女性经验和女性成长的思维谱系；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而言，广西作家的女性书写，试图挣脱主流话语强大的吸附力，着力重塑和强化普通人的生命主体和生命激情的双重体验，从而使“女性生活经验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显现”①。当一些作家习惯或醉心于故事来源的真实性冗长求证过程和矫揉造作的叙事方式，作为70后广西女性作家代表，杨映川和陶丽群却执着地听从内心情感的召唤，她们的文学表达超出了女性精神自守和灵魂瞭望的视界，她们的文学情怀具有历史意识和人类精神，同时具有平衡与和谐的拯救意识、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从而使作家饱含女性意识的文学书写以一种自觉的文学姿态再一次“浮出历史地表”。

一、人性之光：平衡与和谐的拯救意识

杨映川的《有人睡着就好》②是一篇生命警示小说。小说中的严诺是一位温暖的男性，他也是作家着力塑造和精心设计的人物形象。他是一名博士，一名中医，也是一名失眠症患者。自从七年前，一个来看关节痛的女人，喝他开的药后流产，他成了这场医疗事故的直接责任人，这一场无心的医疗事故，激发了严诺严重的自我否定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导致了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使他常常在每天凌晨两三点做噩梦，但他的内心依然保持着医者仁心。内疚、同情、怜悯、尊严、平等和责任等关键词成为杨映川文本叙事的文化语系，并成为作家“文学中的现实，呈现出一种创作主体自觉的追求”③。海云是严诺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他们拥有太多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秘密。海云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他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经营着十几家快餐店，有十来套房产。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直到有一天，他在体检之后获知自己是一名胃癌患者，并且生命的弧线将很快被截断，他的人生由此拐了一个弯，并成为严诺的病人。他自觉成为严诺治疗的试验品，以验证治疗癌症偏方的有效性。

作家试图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人不可以过度消耗生命元气，否则将会受到反噬。人到中年的严诺和海云，他们各有各的人生困境，各有各的烦恼和期待。他们虽然对命运的改变多少有些不甘，但却能很快调整心情，因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所以他们必须要活得通透和智慧。于是，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坛洛小镇，他们对各自的人生进行了真诚的修正。他们知道，人到困境，必须学着和内心妥协。他们试图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相约着一起爬山，一起烧水泡茶，一起吃有机西红柿，一起在深秋中游泳，一起面对云起云落，一起对生命发起质疑与和解。直到有一天，当海云从他自己身上挎的一只皮包里取出一张存有五百万的卡交给严诺保管，并把他身后事一一做了妥当的安排，对严诺进行郑重而真诚的托付，交代严诺日后可能会有一位流淌着他血液和基因的孩子，相信严诺能帮自己实现愿望。严诺知道海云信任他，相信他能忠人所托，并让他把孩子当成他们共同的孩子来照顾。为了妻子将来的幸福，海云还对他的结发妻子袁意做了妥当的安排。严诺和海云就像一对亲密朋友，也是一对能过命的好兄弟，他们相互观照，相互信任，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相互拯救，彼此领悟到不可预测的人生哲学。

黄并蒂也是严诺的病人，同样是一名失眠症患者。黄并蒂的失眠症，因环境的困扰而起，也因自己的“胖”和不够漂亮而伴随着的失落与抑郁，她就像一位浪漫的失眠者。她从一个病人，变成了一个医者，“黄并蒂把严诺当作她的病人，脸上现出医者的光辉”，这时的严诺和黄并蒂，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彼此成全，相互治愈。他们都是那种活得通透的人。作家把严诺对海云无能为力的拯救投射到对黄并蒂的无私帮助上，他们之间，各人都在彼此心中拥有、并充满一种各自持有的“拯救意识”，最终达成自我的和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拯救意识”以各自出现的方式呈现在作家的文学天地，在那里，没有人与人的冲突发生，没有阴暗背后的种种算计。无论是黄并蒂，还是严诺和海云，他们同样面临着对和谐与安宁的渴望，与其说是作家对人性天真的真实表达，不如说是作家对经验的真实表达。在没有界限的世界里，任何界限都可以被否决，或被超越。当这种“拯救意识”处于任何界限之外，他们的自我和解都将是一种超越，并因此而达到新的存在状态，这种新的存在状态比作家试图表达的生命哲学观更为真实，更为纯粹，更为美好。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借你住，希望你的失眠得到改善，我只有一个请求，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进来看看我。”严诺手指向他的卧室，“我容易做噩梦，一般是在两三点的时间发生，如果你那个时间碰巧没睡着，就到我房里转转，看我表情不对立马把我叫醒就好。”④

小说的最后，严诺通过对黄并蒂的无私帮助，最终实现了对黄并蒂的治愈，也暗示了严诺通过“拯救意识”也可以治愈自己。当人们面对种种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是可以通过妥协最终实现与自己和解的可能。这是一个作家试图呈现的安宁世界景象，人类冲突通过和解和妥协可以完全消失。当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冷冰冰的人与人、人与事时，仍然需要面对孤独，哪怕是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一种窄小的私密空间和氛围，孤独仍然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透过窗帘进来的一丝微光照在黄并蒂的脸上，她的脸另外透着一层光，是那种有好睡眠的人才有的光泽，两种光互相烘托，营造出圣洁与安详。严诺能闻到空气中睡眠的味道，像熟透的紫葡萄。⑤

这是《有人睡着就好》的结尾。小说的主题本质上看似是含混不清的、多义的表达，但这是建立在平衡与和谐基础上的幸福景象，所有人，哪怕是被孤独置于的某种遗弃状态中发现被遮蔽的道德情感，他们仍然坚持回望和寻找，终归是向着光向着暖走去。严诺通过海云的信任和嘱托，通过无私帮助和治愈黄并蒂，最终也实现了自我治愈。也许这种自我疗伤的过程，伴随的是被人生遗弃的怜悯和孤独。但我们知道，这种孤独一直在净化这个浑浊的世界，它饱含着无法抗拒的善良人性和悲悯情怀。这是“人性之光”，它将透过或进入遮蔽生命的幻象、意义和言说，并直抵人性和人心，保持着平衡与和谐的“拯救意识”。这就是人性的温暖之光所在，它会把人们领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杨映川通过从生活中剥离出来形而上的生命体验，给人们带来源自生命此岸的感受，源自个体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尝试着在人本理想和社会的审美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⑥。杨映川“睡着”的生活体验和文学表达是从容淡定的，显示了作家彰显的人性之光和理性思考，作家不仅为当代语境下重建“精神家园”提供了种种可能，而且以特有的叙事方式开启了一条务实的平衡与和谐的精神价值通道。

二、自然之光：平衡与和谐的生态意识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开篇写道：“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让不少哲学家陷入窘境。”⑦这似乎陷入了一个别样的悖论：当宇宙被分为正极和负极时，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它是人性最沉重的负担；而当生命一旦消逝，这种负担也将远离大地，直到负担完全缺失。这是米兰·昆德拉式的“眼光向内”的反思与文学观表达。杨映川和陶丽群作为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作家，她们的文学表达更多的是“向内寻找”和生态寓言。在作家的笔端下、视界之中，随处都有自然之光在闪烁。比如南方苍翠的竹子，或荒野的山林；比如传统文化中能救人命的老偏方子，用百年青瓦磨粉做引，用糟木头里长出白翅膀的黑虫做使的神秘性；比如宽展翠绿的芭蕉叶娑娑摇曳，间错种有属于南方的龙眼树和柚子树；比如芭蕉下挥动手里的镰刀或短柄锄头的底层人们，那种南方特有的生活场景，等等。它们构成了南方独有的生活日常，构成了一个理解人类生存方式及与自然沟通的方式。无论杨映川还是陶丽群，她们同样描述了南方所拥有的“芭蕉叶”的生命符号。这种自然界馈赠给人类的自然之光和温暖，既不是征服也不是解脱，而是作家的精神家园和心安之处的栖身地，是人的生命与自然彼此交付的一种启示。

杨映川和陶丽群则以人为出发点，审视文学表达中南方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并以此进行价值判断。如杨映川在小说《有人睡着就好》中就发出灵魂叩问：“宇宙规则是什么？宇宙规则就是平衡。”⑧小说提示了人在宇宙中是一个渺小的存在，人只有尊重自然，才能与自然达成某种平衡。中医强调的是阴阳五行调和，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所以严诺希望自己最后的时刻最好是能走到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让自己坐在一棵树下慢慢呼出最后一口气，让落叶覆盖自己，让雨水浇灌自己，让大地拥抱自己，最终实现以最自然的形态回归自然。这是杨映川式的文学浪漫。

陶丽群的小说有“呼唤爱、引向善”的指向。如她在《白》中塑造了一个白化病加自闭症孩子上善，还有隐忍善良的杨老太。她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注女性的成长，关注南方底层弱小人群的命运。比如杨老太，比如上善，比如拉丽。

杨老太瞧了上善一眼，她一直纹丝不动坐在沙发上，离她们稍远，弯着细小的脖子，像一个认真的聆听者。拉丽知道她其实什么都听不进，也有可能听进去了，这一点她从来都不能确定。她不会对你的话做任何反应，薄嫩的嘴唇仿佛不屑般紧紧抿着。她有自己的世界，一个拉丽完全陌生的世界。她时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人能走得进去。多半时候，拉丽甚至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一点常常让拉丽在黎明醒来时惆怅万分。⑨

陶丽群的《白》和《七月之光》，书写的都是“南方以南”的故事，文本表达的都是“南方以南”的人和“新南方”的叙事。《白》中的上善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令人无比心痛的孩子，一个白化病加自闭症患者，一个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一个缺失父爱的孩子。在她静默的世界里，她无法看清这个世界除了“白”之外的其他色彩，所以上善的自我封闭，是对这个世界不够善良的反击。作家没有过多分析上善患上白化病和自闭症的原因，但她提到了人性中存在的种种不美好、不善良，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喻示着这种对自然的破坏会给人类带来反噬的世界性问题。她从人心出发，关注人性，关注孤独，关注底层，关注弱小。小说描述了杨老太在矫正有自闭倾向的孩子上善的过程中，会在每次耐心治疗之后，总是贴心抓几颗糖放进上善的口袋。杨老太的举动使得上善的心慢慢向人舒展，杨老太试图用细微的行动温暖可怜、敏感而又冷漠的上善，并努力把上善带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回到有温度、有感情、有安全感、有自然之光照耀着的真实世界。小说中的杨老太真实展现了女性宽广、慈悲和善良心性的胸怀。杨老太是一位善良贴心的拯救者，她有她的缺失，也有她的遗憾，但她愿意把爱给予更弱小的人。她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也不会有自己的小孩，但她选择了隐忍，她渴望爱，渴望亲情，渴望善，也渴望被善良对待。因而杨老太和上善的出场，如同在黑暗中坚持野蛮生长的南方植物，它们的叶面总是朝着有光的方向倾斜、生长。如同普通人和底层人向着自然之光自觉散发出来的温暖和亮光，它令人感动，它也使这个世界同样可以闪烁着无法抗拒的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可以让人心安，让人不会沉沦，让人重生，让人觉得世界的美好。

朱山坡在《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一文中描述了他心中的“新南方”：

南方雨水充沛，植被茂盛，经常发生洪灾，阳光和空气都好得无可挑剔，几乎看不到枯枝败叶，看不到草木的新旧更替、颓废和衰亡。有时候我去野外看到那些植物绿得发亮，你看得见它们在生长，在舒展，是活的，在阳光下每一片叶子都发光，好像要张开嘴巴跟你说话。一切都生机勃勃，我们仿佛能听得见小鸟飞翔和动物奔跑喘息的声音。⑩

朱山坡的南方是灵动的，是肆无忌惮的，是野蛮生长的。从杨映川的《有人睡着就好》和陶丽群的《白》《七月之光》等文本表达看来，她们的女性写作所彰显的也大多是南方气象，是灵动的自然之光和生态之美的叠加，具有“事实上更倾向于地理的与精神的同一性，是一种包容了多元化的内在趋同，代表的是基于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想象性整合”11的生态意识。杨映川和陶丽群的女性书写意义在于：作家通过与底层的生命和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而鲜活的联系，实现了生存记忆的文学表达。它存在于现实中的故乡、田园、牧场、山林，以及南方自然界的一切，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自觉体恤。而自然界的万物生长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但人类却很难修正自己的错误。从人性角度而言，“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12。因此，杨映川和陶丽群的文学书写，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对人性的关照，对自然万物的关照，可以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帮助。小说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关于生态的问题，那就用生态的办法来解决，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关乎着人类生存的命运，作家来自原乡的“文化基因”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体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