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论
作者: 杨光祖
张爱玲18岁时创作的散文《天才梦》,第一句就是:“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①“古怪”二字可谓张爱玲的自画像,不仅人如此,文章也如此。她确实是有文字天赋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几乎什么都不会,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②。“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③这种特点,可以说贯穿了她的一生,也是导致她晚年幽闭的一个原因吧。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④一个18岁的少女,就能写出如此让人惊叹,也让人绝望的文字,怎么能说不是一个“古怪”的天才呢?
一
张爱玲的散文,很多是书写自己的,写自己的隐痛,自己的童年创伤,甚至自己的一生。她敢于下笔,敢于撕开自己,所以,这部分文字,冷酷中透着温暖,和对人世的眷恋与思考。我一直很喜欢《私语》。我认为张爱玲的《私语》,和鲁迅的《〈呐喊〉自序》可以对读,都是解读他们的秘钥。在《私语》里,张爱玲大胆地写出了自己的隐痛,自己的不堪。写出了大家族的糜烂,和败落中的腐朽,父亲的堕落,后母的残忍,母亲远走他乡的自私。
一般来说,写作的时候,女作家相对于男作家,更加容易做到残酷地书写。鲁迅虽然很直接了,匕首式的文字,但写到自己的家庭,很多不堪的事情,他都不写,比如他祖父的荒唐,还有入狱,族人对他的威逼等。还如朱自清写《背影》,很多父亲的不堪和荒唐,如因为偷娶姨太太、挪用公款,而导致官职被革;因为脾气暴躁,辱骂儿媳妇,父子反目,他都没有写,都隐藏了。但张爱玲不一样,她把家丑,把父亲的不堪,写得淋漓尽致,一点不遮不掩。这大概就是女性作家的特色吧?或者是张爱玲的个性所致⑤?
《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是张爱玲晚期作品,发表于1993年11月到1994年1月的《皇冠》杂志。这是一部很独特的散文集,是对她晚年还留在身边的一些珍贵照片的文字记忆。我觉得,可以和鲁迅的《朝花夕拾》相对读,都是作为大家族的两位杰出文学家,对家族、自己过去的一种追忆。而张爱玲作为女性,视角是女性的,文字旖旎,情思是非常丰富的。尤其对大家族的那种败落,写得真是刻骨铭心。文章提到了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自己的祖父张佩纶,祖母的父亲李鸿章,后母的父亲孙宝琦,《孽海花》作者的儿子曾虚白,等等,可见张爱玲晚年对自己的显赫家族,还是很以之自豪的。
文章中写到祖父张佩纶郁郁不得志而辞世后,祖母如何教育父亲,读来让人酸辛。背不出书就罚跪,“孤儿寡妇,望子成龙嘛!”但父亲背了那么多书,也没有用处。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⑥
《对照记》有母亲、父亲、弟弟、姑姑等的照片,却没有胡兰成。我们以前都认为是父亲对张爱玲的伤害最大,但“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最深的,其实是母亲”⑦。张瑞芬同时指出,“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隐喻。张爱玲对自己的母亲羡慕是肯定的,而且母亲的美丽、自信、自由,对她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造人》说:“父母大都不懂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⑧读着这样的句子,任何一个敏感的父母,都会惶然。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到当年舅母翻箱子的时候,说,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她穿。因为她当时刚从父亲那里出来,母亲日子紧张。其实,说是“旧衣服”,也是很新的,绝不会有补丁,或发旧的。毕竟都是贵族人家。张爱玲写道:
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⑨
我是从小穿过补丁衣服的,至于穿叔父们的旧衣服,那更是常事。所以,第一次,竟然没有看懂。后来,想到人家是大小姐,娇惯坏了的。才懂了这里张爱玲为什么会“眼泪滚下来了”。
读张爱玲的散文,弥漫的那种韵味,就像《红楼梦》,那是一般小家庭出身的人难以体会的。但我读的时候,却有一种感动,和惘惘的惆怅,包括一种距离。《我看苏青》说:“日子过得像钧窑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⑩我就不知“好”在何处?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有见到钧窑,更何况那“淡青底子上的紫晕”。她在此文中还说:“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11这“陶瓷的汤壶”,我就没有见过,它是如何“温润如玉”,自然也不知道。
《童言无忌》也是一篇散文杰作,是典型的自传性写作。她一方面写到了家庭的优渥,“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12。每次看电影,都是家里的汽车夫接送。但也写到家道中落,父母离异,后母的虐待,其间文字可以看出一个少女的受伤的灵魂。她写到母亲是一个清高的人,美丽敏感,她4岁时就出洋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为生活所迫,她向她母亲三天两天伸手要钱,“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13。
尤其写到后母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一个大家闺秀那种内心的痛。继母可能是为了节约开支吧,把自己剩下的衣服让她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14。“冻疮”这个词,用得狠,作为大家闺秀,张爱玲对穿旧衣服的那种隐痛,表达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家世传奇,应该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几个人的家世比她更显赫。张瑞芬说:“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人,继母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都是历代仕宦之家,家产十分丰厚,然后巨塔之倾,却也只要一代。”15这个败落家族的扭曲的人际关系,包括对亲情的决绝,极大程度影响了张爱玲的心理,也影响了她的创作。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16,“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7。所以,张爱玲的散文,基本是日常的,生活化的,但又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日常与生活,因为她的鬼魅就在于她有时忽然来那么一句,让人不禁感到奇怪,甚至一股鬼森森的气息。这种特色其实她自己在《传奇》(增订本)序言里写过: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奶,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18
一般地说,日常的这种写作,要写好,也不容易。但很多作家也能做到。但那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似的”,而且“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这却不是大多数作家所能做到的。这种“日常”后面的“不安”的“气氛”,正是张爱玲的特异之处,也是她散文的特异之处。
张爱玲的散文有一种极端的冷静,这是大家族的传统,不像小家碧玉的没有见过世面,容易大惊小怪。《烬余录》是一篇描写香港沦陷的长篇散文,详细地书写了香港沦陷的那一段时间,写得琐碎、平静,但却残酷,表面的无所谓,内里却是一种绝望。她一开篇就说:“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19。这基本就是给文章定调了。后面就展开了叙述和描写,文章似乎毫无章法,随意而写,但读完了,却有一种大悲哀在。真是让人惊叹的文字。写了炸弹、防空洞,和乱世里的情欲,细节很细,细得瘆人,非亲历者是无法写出来的。由于怕流弹,她们“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20。战争结束后,大家忽然有了“吃”的喜悦,街头都是卖小吃食的小摊,“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21。文章写到自己在医院做看护,“我是一个不负责任,没良心的看护”。有一个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的人,极度痛苦,经常整夜地呼唤“姑娘啊!姑娘啊!”我们都懒得管他。他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她写道:“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地)活下去了。”22《烬余录》可以与《倾城之恋》对读,某种意义上,比后者更加深广、忧愤。
张爱玲在《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接近事实的。”她的小说确实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艺术魅力,给了读者很大的参与空间。其实,她的散文也是如此。比如,《烬余录》。她说:“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23其实,主题欠分明,是优秀作品共有的特色。世界就像一个多棱镜,哪里有什么分明的主题呢?她在《打人》中说:“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24但其实也并不尽然。作家说的话,并不能完全当真听。他们往往是声东击西,旁敲侧击。我们读《烬余录》还是能感觉到作者的“正义”和深广的情感。只是处于乱世,有时司空见惯而已。
张爱玲属于城市,属于上海。她说:“我喜欢听市声。”“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25如《公寓生活记趣》,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散文。写了电车、电梯,平常小事,被她一写,就生动起来。她喜欢城市,还是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隐私安全。她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对很多人喜欢乡村,她是不同意的。她说:“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26这一点,我倒也很同意。我对一些作家对农村的田园诗化的描写,很厌恶。那是一种可怜的想象,真实的乡村,他们并不懂的。
《道路以目》(张爱玲的散文,名字都起得很刁,显示着特有的视角)也写的是城市,“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27。然后详细地书写了街上的事情,小饭铺、店铺、橱窗、西洋茶食店,买菜又遇到封锁,虽然琐碎,亦颇有趣味。《必也正名乎》一文,从自己的姓名开始,先谈中国人的起名,到字、别号、笔名,到皇帝的改元。其实,也谈的是中国的国民性。
二
张爱玲早年似乎没有提过鲁迅,但在她离开大陆之后,她多次提到鲁迅和他的作品。其实她的创作是深受鲁迅影响的。第一次把张爱玲和鲁迅相提并论的是胡兰成,他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28他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29当代学者止庵也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他认为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对这世界说好话的,一类是对这世界说真话的”。而张爱玲就是后者。“在她之前,中国还能找到一位这样的作家,就是鲁迅。”30
我们读张爱玲的散文,她散文的言说主题、句式,有时都颇近似鲁迅。只就早期文章中偶尔提及的只言片语,就能看见她是熟读鲁迅的。《走!走到楼上去》提到的《娜拉》和“出走”,《谈女人》提到“超人”和尼采,《童言无忌》里关于契诃夫的《套中人》,《关于笑声泪痕》中说“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31都是例证。还如,《谈跳舞》:“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32这“今天天气哈哈哈”,就是鲁迅的著名句子,来自《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二)》,《野草》的《立论》中也有近似的句子。晚期的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收入《续集》)就直接说到鲁迅了。写她中学时代读鲁迅的经历:“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子》”33。虽然谈的是其中的吃,但可见张爱玲中学时就阅读鲁迅了。《四十而不惑》说:“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34这是1994年的文章。晚年的张爱玲多次公开撰文谈到鲁迅,和早年的绝对不提,恰成明显对比,而且可见她中学时就阅读鲁迅了。(当然,张爱玲散文里提到周作人的地方更多。同为沦陷区的作家,周作人对她的影响还是颇大的。张爱玲的晚年散文平淡自然,是有周作人的烙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