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野心

一、野心即弱点

译者侵入，榨取，掳掠，仿佛是一个开放的矿坑在地表上留下的疤痕。

——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

我永远记得读到斯坦纳这句话时的震惊。长久以来，我们对译者的想象总是与俯首“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谦卑与勤恳联系起来。译者应该克制自我表达，按捺住一颗欲求创造和言说的“野心”。尤其当译者面对一位经典作家和诗人，又怎敢轻易展现掠夺城池般的进攻姿态？

细细思量，翻译这个举动从略高的地势俯瞰，确实带有采矿术和外科手术般的侵略性：锁定一首诗，仔细剥开，从词语的皮肤到内里，从句子的骨架到关节，诗的质地纤毫毕现。译者捕捉，咀嚼，转化，缝合，抛光，赋予一首诗与原诗相似又新鲜的面目和光泽。躲在诗背后的译者，如同躲在羊肚子底下的奥德修斯，骗过独眼巨人，走出洞穴，雄心勃勃又惴惴不安地踏上返乡之旅，海那边的故土便是“理想读者”的耳朵和心灵。译者总是乐于倾听一首诗在读者那里发出的声响，即使它与自我期许往往并不相同。 话语的微小“时差”也会造成不同的感受，从布莱希特1937年写下的短诗《话语的尾音》里，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的“调值”（tone-values）和“估值”（valuations）如何随着它的运动曲线而起伏变动：

我说出我的句子

在观众聆听之前；观众听到的

已是一个过去。每一个离开嘴唇的词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掉进听者的耳朵，我等待并听见

它的响声。我知道

我们的感受并不相同

我们也不会同时感受。

（《语语的尾音》，1937）

一旦踏上译诗的旅途，译者注定要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检视。这将是一场针对意象、声音、韵律、意义的，全方位的、同时往往是单语角度的“质检”，诗歌的译者总是要遭遇质疑的。套用海德格尔“我们是我们的理解之所是”，那么“一首诗即它的理解之所是”。 翻译一首诗，就意味着一次理解性的占据行动，一路占据，又频频放弃和漏失：音韵的偏移或放弃，意象和情绪的不对等，意义折损和流失……总之，一首诗无法做到“精确”地被译出。从这个意义上，编译一本包含三百多首诗歌、近五百页的布莱希特诗选，不啻一场冒险的围猎。猎物“折损”和“逃跑”的部分是我必须承受的代价。译者的“野心”包含一种甘愿受伤的决心和负伤而归的荣耀， 只要译途不止，便永远别指望伤口能愈合。译者曝露自己的“野心”，实质上是在袒露一个弱点，恰如布莱希特五十二岁时在《弱点》这首三行小诗中写到的：

你没有弱点

我曾有过一个：

我爱过。

（《弱点》，1950）

当我们爱，就意味着消耗，意味着弱点的暴露，但最终让我克服对不完美的焦虑的也是爱。因为只有爱是进取型的情感，而不是抵御的姿态，爱能调动信心和勇气。对诗与诗人的爱，说到底是对诗歌这种语言织物的信任和眷恋。一个人热切地想要理解一个诗人，渴望通过翻译去分享对这个诗人的理解，除了“爱”，还能以什么别的词语来形容呢？但是，我也知道，光有爱还不够。面对布莱希特五十八年激荡活跃的生命，两千多首与社会政治和日常万物密切相关的诗歌，那种无所不写，万物皆可成诗的才能，我该拿起什么武器和他博弈？

我与布莱希特的幽灵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对话。在他独有的“怀疑者的目光”注视下， 我反复思考：我真的有能力翻译他吗？我打算构建一个怎样的诗人形象？应该选择哪些诗？标准是什么？我的设想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吗？这一趟翻译之途并非领命而去，而是一个自愿踏上的征途，然而“自由人”也最容易迷途，疲倦袭来，怀疑升起。我必须一次次重新勘察布莱希特的诗歌地形，确认方向和工具。 我首先认识到，布莱希特的个性气质与我存在明显的差异，更遑论智识上的距离。我在倾听、观察和理解诗人的同时，常被他强悍生命的能量之流卷到半空，经历铁一般的“异质”元素的击打。但是，倘若在社会关切与诗歌理念上与诗人背道而驰，倘若在情感层次和心灵敏锐度上难以契合，那我根本不会、也不敢选择布莱希特。

二、走出语言和观念的舒适区

在《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译途中，布莱希特的语言、情感和思考方式像盐和酒一样渐渐渗入我原本“平淡”的语言体系，我不断调整自己的表达模式。 布莱希特早期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溢旺盛的荷尔蒙，词语一个个鼓胀着，如同被风鼓起的船帆，冲出字纸的海洋。我被逼迫着、驱赶着，走出教师职业规训下形成的语言舒适区和安全区，集中心神，去捕捉那头野蛮而灵动的兽。

1

春天，绿色天空下，迎着

恋爱的狂风，狂躁的我

驶向黑色之城，一路往下

心壁贴满冰冷的话。

2

我用黑色沥青动物填充自己

我用水和喊叫填充自己

把我变冷，变轻，亲爱的

可我依然虚空，依然很轻。

3

它们也许在我的墙上穿了洞

又咒骂着从我体内爬出：

我的体内一无所有，除了空旷与寂静

它们骂道：我只是一张纸。

4

我冷笑着从屋宇间滚落，

一路滚到野地。轻，庄严

风以更快的速度穿过我的墙壁

雪还在下。我的体内下起雨。

5

狡猾的家伙用可怜的长鼻寻觅

发现我身体里一无所有。

野猪在我体内交配。乳白天空下

乌鸦总在我体内撒尿。

6

比云更柔！ 比风更轻！

隐形！ 轻盈，粗鲁，庄严

像我的一首诗，当我飞过天空

与一只飞得更快的鹳同行！

（《复活节前夕黑色星期六的十一点之歌》，1922）

这首写于1922年的早期诗歌无疑是对抒情诗传统的反叛，也是对宗教节日的亵渎。我们在这首诗里看到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德国青年一代的缩影，他们失去信仰、变得无所顾忌。 一连串动物意象凸显着一个狂躁的生理性自我，空虚的身体包裹着形而上的痛苦，韵律的波涛夹带着意识的排泄物，沉浮不知所终。我们似乎可以感受一个有机生命体坠落和瓦解之际产生的恩仇快意。但在那喧腾狂躁、邪乎放荡的动物性本能之下，藏着一个期待自我蜕变的灵魂。在最后一节，全诗最具诗意的瞬间到来了。它抵消了前五个诗节的黑暗与空虚，扭转了不计后果的自我放纵的态度，制造出全新的景象，带来新鲜的气息：当诗行摆脱了尘世的浊重，缓缓上升，与一只鹳同行，穿透云层，掠过天空，这是纯净欢畅的神圣时刻，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复活”！

这首诗是青年布莱希特的外部生活与心灵生活的截图，是混乱后的秩序重建，心灵废墟上的重拾信念。“粗鲁，庄严，轻”——三个形容词的组合，与《铭文前的感伤》（1922）“纯粹，务实，愤怒”，以及《失望者的天空》（1924）“洁白，微笑，她”的组合相比，更出其不意，也更可回味。这首诗并非布莱希特最具代表性的早期诗作，但我永远无法忘记在翻译它时的感受，还曾写下日记，记录“一行诗就将我俘获”的叹服心情。

决定收录还是放弃一首诗，并不能全凭译者个人的口味喜好以及审美的立场，而更需要作出全局的判断。以情诗为例，情爱是布莱希特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作为编译者，应该呈现他各个时期情诗的调性和姿态，包括情诗写作的对象，复杂的关系，才能使读者有机会观察到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真实具体的男人——亲密关系的走向和情爱观念的变化。布莱希特的青春情诗《回忆玛丽·安》和《爱的三行诗》等诗作拥有丰润的词语、美妙的意象，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让读者先是沉醉，“除了彼此在风中摇曳的身姿/眼中再没有别的身影”；之后突然清醒，“所谓爱，就是爱人之间的一个停留”。即使在最浓情蜜意的诗歌中，布莱希特也会冷不防地使用“间离术”，给读者发热的脑袋泼点凉水。《在一位年轻女子身上的发现》则摒弃了任何修辞，用白描手法传达了一种实用主义甚至消费态度的情爱观：无论是与萍水相逢的男女，还是恋人，都应该抓紧时间，相互利用，促成短暂的享乐；犹豫只会让情欲衰微，生命凋零。 布莱希特这一类“无情”的情诗也许会让偏爱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爱情梦幻的读者感到不适。

而在落魄的，忧心忡忡的流亡岁月里，布莱希特却奇迹般地写出《难以忘怀的夜晚》这样的迷人之诗，像冬夜的一团火焰燃亮了周遭的冷灰色。在这首诗里，布莱希特用五个“足够”串联起简练的诗行，一种“剂量刚刚好”的伊比鸠鲁式享受：

那个难以忘怀的夜晚，

我头顶的天空足够明亮，

我坐的椅子足够舒适，

谈话足够轻松，

饮料足够浓烈。

女孩，你的手臂足够柔软，

在那个难以忘怀的夜晚。

（《难以忘怀的夜晚》，1936）

这样的诗固然让人愉悦，译来也轻松，但作为译者必须察觉，它不是流亡时期抒情诗的主调。我把它作为小小的“调味品”，撒入布莱希特流亡岁月时而愤怒、时而悲伤的诗海。《当我们长久分离》透露的“彼此巨大的困境”才是布莱希特中期情诗的基调。

我们还从未经历如此漫长的分离

我读着你的来信，忧心忡忡地寻找

陌生的字眼，它们告诉我，你不再是那个

我多么熟悉，日思夜想的人。

但也许应该是：当我们相见，只需一眼

便立刻看清彼此巨大的困境。

（《当我们长久分离》，1936）

布莱希特幼年时体弱多病，个子也小，成年后在情爱关系上总是不自觉放大自己的“雄性力量”，掩盖性格中柔弱和羞涩的一面。其少作中常有袒露的雄性话语，中期的情诗则萧瑟苍凉，有一种无可奈何又不甘罢休的心态：

看来，我对你只有一串问题！

并且已听见答案落下的声音！

如果你累了，我不能为你扛起什么。

如果你在挨饿，我没有食物为你充饥。

这情形就像我已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不再存在，就像忘记了你。

（《问题》，1934）

但现在我发现

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对你说

夜里我常常起身，那些无用的建议

卡住了我的喉咙。

（《我们之间从未停止谈话》，1937）

而在布莱希特后期情诗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生理多巴胺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精神多巴胺。“爱”走向平静和深沉，甚至让人不再害怕死后的空无。

将来，当我躺在墓园里

最亲爱的人带给我一把泥土

说：这里安息着一双脚，曾向我走来，

这里安息着一双手臂，常将我拥抱。

（《将来，当我躺在墓园里》，1944）

三、一首诗的战略意义

对于译者而言，对一部时间与爱凝结而成的译诗集，肯定不希望它在出版后掉进茫茫书海，成为“无名者”，等待被读者偶然发现。诗集的取名方式将直接影响它的命运。最方便、也最有效的方法是选取一首代表诗作的名字，充当诗集封面的标题。我在两首诗之间踌躇：《诗人们背井离乡》（1934）和《诗歌的坏时代》（1939），踌躇摇摆的过程也是对两首诗战略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评估过程。

荷马没有家

但丁被迫背井离乡。

李白和杜甫流离失所

在吞噬三千万人的战乱中。

欧里庇得斯被威胁送上审判台

莎士比亚奄奄一息时被封了嘴。

弗朗索瓦·维庸被缪斯女神垂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