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签

酒柜上摆满各种酒。纳菲站在吧台后，身着米色的针织毛衣，正画着细密的圆圈擦拭酒柜。结婚三周年的时候，我给红英买过一件这样的毛衣。红英什么时候把毛衣送给纳菲了？也许，是纳菲自己的？

酒吧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来杯加冰的。”我坐到吧台前，抹抹额头上的汗说。也许是天气很热，也许是被困在家里，很久没出门，随便走走我就全身冒汗。

纳菲转过身，好像在确定是我，接着才将毛巾扔在酒柜上，然后拿出两只水晶杯往吧台上一放，其中一只暗暗用力，杯子便“沙——”一声向我滑来。我向门口瞟了一眼，门外阳光白炽刺眼，栅格窗户投下的阴影就像一张网将我罩了起来。我晃了晃身子，试图从网上挣开。

然后，是冰块扔进水晶杯的“咣当”声。

我回头看着纳菲。纳菲把开瓶器扣在瓶盖上，手腕稍一用力，啤酒瓶便“啪”一声打开了。为了防止泡沫溢出，她将瓶子紧贴在杯口上，倒得很慢。

“谁送的？”我看着吧台上的玫瑰问。

“你就不能送一次，哄我开心开心？”纳菲把酒瓶放在吧台上，不等我端起酒杯，就与我的杯子碰了一下，接着说，“难道没有男人，我们女人连一束花都买不起？”

我端起酒杯“嗞”了一口，杯口的泡沫就像一层细腻的雪，喝在嘴里蓬松而冰凉。我又盯着浅蓝色的心形花签发起愣：“祝菲子开心！夏。”清秀的字迹，熟悉的句式，我仿佛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

纳菲并不看我，心不在焉地自个儿喝着酒。

“再这样下去，生意只会越来越差。”我坐到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酒吧说。

纳菲没说话，突然两眼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心虚地收回了目光。我假装整理鞋带。她继续盯着我。我感觉她已经看透了我的心绪，便没有再遮遮掩掩。

“我真想把她的脑袋砸开，好好看看她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她在想什么？比如她对我的感觉如何？我们对彼此都做了什么？”我拍着沙发说。若不是纳菲久未打扫，沙发扬起的灰尘令我打了一个喷嚏，我还要继续向她倾诉。我还有许多话想说，但我知道，即使我没有说，纳菲也已经知道。

“你最好别犯傻。”纳菲劝道。

“难道当初，你从来没想过掐死他？”

“掐死他？我爱他还来不及。”纳菲端起酒杯，想喝，又突然止住，冷笑一声说，“也许每个人结婚之后，都有过一两次想杀死对方的冲动吧。”

我从来没听纳菲说过这种丧气话，从小到大，几乎任何事，她都抱有耐心。所以我有些吃惊，但似乎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个刚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心情能好到哪里？但我和红英之间的事，除了她，我还能和谁说一说？我打算和红英离婚。现在，我开始犹豫要不要告诉她，她只会送给我一顿臭骂，我恐怕连一句安慰都讨不到。但离婚，也许是我和红英最好的选择。

已经有人给红英送玫瑰了！

我真想掐死红英。每次和她吵架，掐死她的想法有没有冒出来，完全取决于那天我的忍受力。二月十四日，红英精心化了妆，但脸色却比往日更难看，我知道，因为一直被困在家里，她只是希望这个特殊的日子能有一点别样的情趣，但能有什么乐趣呢？半个月来，迫于病毒的淫威，我们提心吊胆窝在家里，把防疫阿姨送的洋芋和白菜进行煎、炸、蒸、炒，早就倒腾腻了！我和她说话，她爱理不理，我把做饭包了，洗碗包了，把所有家务都包了，她还想怎样？总不能出去吃饭吧，据说所有馆子都关着门，真想出去放松，也没有可以庆祝的地方。想到花店的老板可以漫天要价，而我的公司却大门紧闭，我就更加生气了。晚上，我把红英搂在怀里，试着吻她，但她一把将我推开，然后翻个身，背对着我，一声不吭玩起手机。我心里隐隐作痛，甚至感到屈辱，我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她，怎么就和她结了婚？现在我感觉我对她并不了解，陌生得就像一个陌生人。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断断续续暂停营业，我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曾经我们对生活充满激情，但现在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在人群中挣扎。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医院，有时在海边，我在人群中寻找红英，满心慌乱，但根本找不到。我发现我对她根本不了解，似乎一只口罩就掩盖了我对她所有的了解。

“她根本不爱我。”我说。

“妈妈活着的时候，你也这么说。”纳菲倚着吧台，端着酒杯说，“也许你根本不懂爱，也许，你们男人都是绝情的动物。”

我斜靠在沙发上，看着酒柜上母亲模糊的照片。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永远被妻子或丈夫蒙在鼓里。只不过公司不能正常营业，只不过欠了银行一笔钱，贷款快到期，钱还没有着落，但红英就可以整天对我板着一张臭脸吗？况且当初开公司，借钱，我都征得了她的同意。

“你还坐着干吗？”几乎每天，红英都会像这样冷不丁冒出一句。

“除了坐着，还能干吗？”我说。

纳菲却说，我们闹成这样，原因不在红英，而是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包容红英。

难怪红英把米色的针织毛衣送给了她，两个女人已经好得可以穿同一件衣服了。因为贷款快到期了，每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加上对疫情的恐惧和焦虑，我早已对亲热失去兴趣。而红英总是扬起她白瓷一样的脸，用冷飕飕的眼神质问我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一直被困在家里，我整天活动在她眼皮底下。她真会恶人先告状啊！

刚结婚那几年，我们过得还算幸福。应该说开公司之前，或者说疫情爆发以前，我们都很幸福，幸福得我把纳菲忘到了九霄云外。那时，我和红英的生活四处充满了欢笑。我们手挽手一起购物，有时我会冲进厨房，和正在做饭的红英卿卿我我，有时我们也会躲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搂搂抱抱。每个星期一早上，当我起床准备上班，她都会把修长而白皙的小腿从被子下面伸出来，用脚背勾住我的小腿，说要我别走。

“可是，现在已经八点了……”

“给你十分钟……”

“我会迟到的。”

“五分钟，行不行？就五分钟……”

在那段幸福的日子里，这经常成为我和红英相互调侃的笑话。我们爱的电流完全可以为整座城市供电。我们生活无忧，也许这得益于结婚之前我买了一套房，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房价几乎翻了三倍。相对于那些刚结婚就在房贷的苦海中挣扎的夫妻，红英对我超前的投资眼光总是赞不绝口。那时候，我从未担心我和她的爱会从某一天突然开始衰竭。一切似乎已经好得不可能更好了，却偏偏忽然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就像急驰的汽车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然后我被甩出车外。

先是下班回家，饭没有做。刚开始，我以为这只不过是百年一遇的偶发事件。后来，我从红英的话中听出了微妙的变化。比如每天回家，我已经坐在沙发上，她总会无话找话地说：“回来了，老公？”语气中带着疲惫和失望，好像我不应该活着出现一样。为此，我不得不用类似的口吻反击：“回来了，媳妇？”

糖吃多了也会酸，现在我深有体会。不过幸好，不管是不是病，早发现早治疗，长痛不如短痛，一切总比由内而外慢慢糜烂来得痛快。早上，我和红英又吵了一架。

“一个准备逃走的人，她口袋里总装着一万个和你吵架的理由。”我说。

纳菲不搭话。

口很渴，我让纳菲再来一杯，没想到她突然冲我凶道：“想酗酒，你最好滚去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当然，我知道她这么说只是不想让我成为那个男人一样的人，那个男人经常酗酒，她没少挨拳头，有时候，她还得忍着疼痛帮他处理那些臭气熏天的呕吐物，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个男人是突然走掉的，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所以她对这段感情心有不甘。她曾经在电话里向我哭诉，说她不明白，她这么容忍和包容，那个男人为什么还要走？她开酒吧，就是希望那个男人某天回来，男人不是爱喝酒吗？她每天坚守在酒吧里，等待那个男人出现。

其实不用说，纳菲也知道我和红英又吵架了。纳菲在吧台后走来走去，说都怪我们一直没要孩子，如果有个孩子，我和红英就会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整天盯着对方的缺点。

“幸好没有孩子。”我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但腿有点酸，腰也用不上力，然后我笑着说，“你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滚！”纳菲指着门外说，“你是故意来气我的吧！”

门外依然阳光白炽刺眼。斗争无处不在，人与病毒的斗争，人与人的斗争，正变得越来越剧烈。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往洗手间走，尿有点急，好像刚才那杯酒不是进了肚子，而是直接灌进膀胱。洗手间就在酒吧北角，先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再拐一个弯就到了，但门紧锁着。纳菲站在吧台后看着我笑，好像我上不了洗手间她非常解气。她说洗手间坏了，手依然指着门外。

可恶的女人！

我恹恹地往家里走。不回家，还能去哪儿？去朋友家？说起朋友，我就想到马春风和蒋小兵，想到当初开公司时向他们借了钱，当初说短借一年，谁知疫情突然爆发，钱迟迟还不上，现在已经快四年，其间他们没少催我。有一天，我甚至看见马春风和蒋小兵来到小区门口，气冲冲的样子，若不是进不来，他们肯定会冲上来给我点颜色看看。所以只能回家，但家里就像一只火药桶，只要我回去，随时可能爆炸。一想到红英无辜的样子和她脸上挂着的鳄鱼一样的眼泪，我就生气。现在，红英喜欢吵架已经胜过喜欢我了，新买的牙膏不是云南白药牙膏，要和我吵一架；洗衣粉不是立白薰衣草，要和我吵一架；盐巴不是海藻食用盐，也要和我吵一架……

曾经她是多么善解人意啊。就算我在股市亏得一塌糊涂，她也没有责骂一句，只是提醒我以后谨慎一点。

街道空空荡荡，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红灯，绿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忘了戴口罩。幸好路边的药店开着门，我歪进去买了一包。

戴好口罩，转进一条巷子，见一家文具店开着门，我便鬼使神差走了进去。老板怀里抱个相框，正窝在椅子里打盹。我干咳一声，男人仿佛从梦中惊醒，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对突然冒出来一个客人非常吃惊。也许他和我一样，只是跟老婆吵了一架，然后从家里逃出来，躲在冷清清的铺子里只求两耳清静？

“我想买把刀。”我比了比。

“这么长属于管制刀具。”

“是不是除削笔刀，你这里什么都没有？”

老板抱着相框，把我带到摆满各种美工刀的柜台前，然后将口罩拉到下巴上，露出满脸的胡茬和疲惫。我以为他会急着问我想要哪一款，没想到他竟然把相框放到柜台上，给我递了一支烟。这样我就注意到了相框里的女人，女人眉心落了一颗芝麻大的痣，双耳戴一对漂亮的珍珠耳环，站在一片金色的油菜花里。

“你老婆？”我随口问。

“走了。”

“蛮漂亮的。”

“我连她最后一眼都没见到。”

看来，老板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我想马上回家，纳菲都护着红英，我为什么还要跟一个陌生人絮絮叨叨，说不定只会成为他眼中的笑话。我指指柜台里一把刀柄有木质桃纹的小刀，让他拿出来看看。

回到家，我小心翼翼观察家里的情况。我非常好奇红英在干吗，但我把大卧室和小卧室寻了一遍，都没发现红英的踪影。我打开衣柜，米色的针织毛衣好端端挂在衣柜里。摸了摸，似乎还有一丝余温。我躺到沙发上，将美工刀往茶几上一扔，心想这下好了，省得我和红英吵起来，然后用美工刀切开她的脑袋，看看她的脑袋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什么想法。想到这里，我露出一丝冷笑。

客厅一片狼藉。电视遥控器落在卧室门口，当时，红英就是用遥控器砸在我的额头上，现在我的额头还肿得像被马蜂蜇过；还有那只她经常抱在怀里的玩具熊，也被扔在地上；沾满眼泪和鼻涕的纸巾散落在垃圾桶周围；而那些被摔碎的玫瑰花，溅得满地都是。

“滚吧滚吧，最好永远别回来！”我和衣躺在沙发上，暗骂着闭起眼睛，想睡，却又睡不着。翻个身，脑子还是迷迷糊糊。红英去哪儿了？

为什么我睡着了，还听到窗外垃圾清运车的音乐声？为什么我没有睡着，嘴角却挂着口水？难道我刚才真的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