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迁徙义务到“双轨制”：德国手工业的前世今生

在德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晨最早在路面上飞驰的几乎都是手工业者们的工作车。这些车多以面包货车为主，上面印有公司的联系方式、主营业务、工作人员资质等内容。往往一辆车里拉着的就是这家公司的全部家当。一辆车即是一张名片，一辆车即是一个公司，当然一辆车背后还连接着一个家庭。清晨即上路，日暮时回归。在奔波中，这群人把德国社会上的明暗、光影、冷暖并联了起来，他们一头连着普通民众最关切的生活刚需——房顶、水管、暖气、锅炉、油箱、热泵、地板，这些构成了我们现代基本生活的“不可承受之轻”，一头则连着赫赫有名的德国“隐形冠军”们——那些你从未听说过的，但却在行业内享有盛誉的配件供应商、服务供应商们。这群人以自信、专业的方式做好这项关键的工作。他们中的代表所展现出的那种自信自尊、兢兢业业、代代传承的职业精神，或许就是真正的德国“工匠精神”。

城市与行会

德国手工业发展和城市相伴相生。中世纪城市50%—70%的人口由手工业者构成，彼时工匠们是让广大农民羡慕的“城里人”，手工业亦是冉冉升起的“朝阳产业”，是城市兴旺繁荣的经济引擎。

在中世纪的德国，大部分手工业者在家中从事劳作，家庭成员同时也是工作伙伴，生活场所同时也是工作场所，各家作坊难免互设壁垒、各自为战，工作质量良莠不齐，带来诸多弊端，手工业行业内逐渐产生“标准化”呼声。在长久的历史演进中，各大行业逐渐发展形成本行业的行会（Zunft），颁布属于本行业的制服、徽章、行规、培训流程，许多城市颁布法规，要求所有该行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接受行会监督与领导。行会领导层往往属于城市精英阶层，有的甚至跻身城市议员或担任其他重要公职。

行会、手工业作坊在时代大潮中搏击风浪，一些逐渐发展壮大成最早的公司，积累起巨额财富，有的辉煌一时、富可敌国，皇帝公侯都要向其屈身借钱。一些手工业者白手起家，通过智慧、勤奋、幸运改变了自身和家族的命运；一些手工业家族悄然诞生，有的依靠代代相传的技术诀窍或严格道德规范富甲一方、绵延百年；德国不少历史名城如汉堡、科隆、法兰克福等的荣辱兴衰亦与当地手工业发展密不可分。在德国教科书中，城市、行会被视作是今日德国“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源头。

“流浪岁月”与“双轨制”培训体系

中世纪中期至晚期，行会在学徒发展培养方面逐步建章立制，建立起严格细密的行规。其中，绝大多数手工业行会都设有类似规定：学徒在完成培训后需离开所在城市在外旅行工作三到六年，返回后才有资格成为“工匠大师”，获准独立营业、招收学徒乃至建立自己的作坊。这项规定逐渐发展成为德国手工业培养体系中一项支柱性制度安排，被称作“迁徙义务”（Wanderpflicht），而这段外出旅行工作的时间则被称为“流浪岁月”。

“迁徙义务”的制度设计充分反映了德国古人的智慧：一方面，中世纪时德意志地区还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综合院校，知识与技能主要依靠旅行交往与商贸往来进行传播，在“流浪”中，各地区的年轻学徒得以获得“进修”的机会，得以认识社会、开阔眼界、增长本领，知识与技能在此间实现了跨地区的更新与交融。另一方面，不少德国乡镇人口稀少，工作岗位有限，手工作坊的用工需求随季节而变化。通过学徒迁徙制度，手工业学徒在某些地区过度集聚及同质化竞争带来的“内卷”和“失业”现象被巧妙化解；学徒在迁徙中发现新机会、开辟新天地，也为部分饱受“用工荒”之苦的中小城镇输送了急需的专业人才，实现“多赢”。

在如何“流浪”方面，德国行会制定了细致甚至相当严苛的规定：“流浪”开始后，除极端情况下，学徒工不得返回家乡50公里范围内区域；如果中途放弃“流浪”，将会遭到行会的严厉处罚；“流浪”须步行完成，其间可以搭车，但不可骑马或驾车；“流浪”过程中，随身携带的包袱皮尺寸为80×80厘米；学徒在行程中必须始终着该行业的全套行服，以向外界表明身份；抵达新城镇后，学徒工为人做事应礼貌、正直，应随身携带学徒证明，以备查验。社会各界对学徒工的“流浪”也展现出充分的支持与善意，各地行会编纂出版了大量旅行地图、游记汇编供年轻学徒工参考；有条件的民众对陷入困窘的学徒工慷慨解囊；许多酒馆和驿站亦常年为途经当地的学徒提供廉价乃至免费食宿，久而久之形成一批中世纪“青年旅社”，有的兼或帮助学徒工招揽活计、帮雇主招纳劳力，发展成为中世纪的“人才市场”，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尽管如此，手工业学徒的“流浪”依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游学”或“Gap Year”相去甚远。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一趟“西天取经”。在交通不便的中世纪，“流浪”的过程漫长、艰辛、苦涩，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危险，许多年轻的学徒工在“流浪中”罹患疾病或遭遇不测，永远未能返回家乡。但古老的民谣、浪漫的童话、悠久的传说、有趣的故事却随着学徒们的足迹悄然传播开来，他们的旅行像飞舞的针线，把从未统一过的德国各邦用共同的事业一点一滴缝合起来。

“迁徙义务”制度从中世纪一直延绵至近代。工业革命后，德国交通网日趋稠密，小作坊逐渐让位于大工厂，专业的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不断涌现，学徒强制迁徙作为一项人才培养制度逐渐过时、日渐式微。普鲁士政府、行会、手工业企业在角力与合作中推陈出新，将“双轨制”职业教育制度推上了历史舞台。

中德交往几十年间，中国人早已对德国鼎鼎大名的“双轨制”教育理念耳熟能详。如果说，“双轨制”培训是德国职业教育新近结出的累累硕果，那么“流浪岁月”则是德国职业教育早在中世纪就产生的一大文化奇观。

2014年12月，“学徒强制迁徙”被列入《德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困局与破茧

根据德国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在柏林地区，共有约3万家手工艺企业和18万手工业从业人员。德国全境共有约56万家手工业企业，共提供540万个就业岗位，全行业总产值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5%。如果说，修建轻轨、地铁、高速等是一国的“硬性基建”，那么手工业行业则是国家创新发展的“软性基础设施”。

近年来，德国社会饱受专业技工匮乏之苦。根据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德“技工”岗位空缺率已达历史最高水平，目前共有约23.6万技工岗位空缺待补。在医疗健康等特定领域，已达到“十岗九缺”；据西德电视台统计，截至2023年4月，北威州近一半企业报告称自身受到专业技工缺乏问题的影响；另据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当地的手工业协会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该地手工行业从订单确认到实际上门服务的等待周期漫长，客户平均需等待近10周。

为应对有关问题，德国政府各部门、社会团体、企业等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始终效果不彰，“需方”与“供方”均有苦难言。从需方看，工程建造、日常维修等涉及民生发展的手工业项目等待周期漫长，报价高昂，客户话语权少，普通民众叫苦不迭；从供方看，手工业企业人手紧张，难以扩展规模，手工业工人被迫“以一当十”，工人平均年龄趋高，每日疲于奔命的同时被迫一再延后退休。近年来德国住房需求攀升、政府强力推动社会能源转型，手工业行业供需矛盾进一步锐化，技工匮乏问题愈演愈烈，已成为影响普通民众福祉、拖累能源转型、危及德国繁荣的一大公认社会经济顽疾。人们不禁问，当年的“德国工匠”今何在？一个手工业强国何以至此？

像任何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一样，造成“技工荒”问题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元：从人口结构看，德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少子”“不婚”时代，青年人口占比不断缩水，社会发展动能逐步放缓；从行业薪资看，“蓝领”薪资待遇较“白领”优势不断下降，存在“天花板低”、职业上升空间窄、多数风险自担且“手停口停”等问题，手工行业整体职业性价比不高、吸引力缺乏；从企业营运看，手工业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风险抗压能力、运营能力有限，对内疲于应付德国税务、法务等方面要求，对外持续受到地缘冲突、全球经济萧条等消极因素挤压；从社会认知看，手工业行业亦陷入某种程度的“形象危机”：一方面德国社会将重视和尊重手工业者推至“政治正确”神坛，另一方面德国家长们却果断阻止自己的孩子接受职业教育，虽“不明说”，但该行业却普遍被视为“移民专属”，行业从业者被视为“差生”“受苦者”“下等人”，适龄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不断下降。

恶性循环之下，德国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社会主体在“开源”方面做足文章：持续改进社会对手工业者认知，持续出台政策便利外籍技工来德工作，持续打破“性别藩篱”鼓励更多女性接受职业教育，持续推进全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手工业行业落地运用。目前，德国社会仍在苦苦探寻“专业技工匮乏”这一复杂难题的解决之道，相关工作仍处在艰难的“进行时”。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