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孤独：当代日本自杀现象的人类学研究

从2021年2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孤独与孤立对策办公室”，将孤独作为公共卫生问题予以重视。坂本哲志被任命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孤独大臣”。然而，他并非是世界上第一位孤独大臣。早在2018年，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任命特雷西·克劳奇为英国孤独大臣，应对英国社会中日益严重的孤独精神现状。“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特蕾莎·梅如是说。人类学家慈子·小泽-德席尔瓦（Chikako Ozawa-de Silva）更是将孤独称作另一种全球性的传染病大流行。

人类的主体性决定了孤独的必然性

在日本政府设立孤独大臣的同一年，慈子出版了她的著作《解剖孤独》（The Anatomy of Loneliness： Suicide， Social Connection， and the Search for Relational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Japan）。这部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新冠疫情更加放大了现代人的孤独体验。早在2010年，由NHK摄制的纪录片《无缘社会》，将当代日本老年人的无缘死（人失去了三种缘分：社缘、血缘、地缘，最终只能孤独地死去）推入公众视野。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老年人是最容易遭受孤独之苦的人群。然而，慈子在她的书中提到，年轻人的孤独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他们尚未获得全职工作，没有步入婚姻。工作与家庭，这两个构成稳定社会联结的因素他们一样都没有占据”，尤其是在当代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青年人正在遭遇巨大的价值缺失感。有研究表明，人类在青春期的末尾会体验到最强烈的孤独，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对于诸如友谊、伴侣等社会关系的期待急剧增加；这一孤独感随着步入成年逐渐减弱，直到进入老年又开始慢慢回升。

作为一部剖析孤独的人类学著作，这本书并没有直接展开对于孤独的论述，而是首先关注当代日本的自杀现象，并将群体网络自杀（在互联网上制定自杀计划，相约集体自杀）与自杀网站作为民族志研究对象。在本书开篇，慈子首先梳理了日本历史上的几次自杀高峰及其历史背景。1899年，日本政府首次开始对自杀率进行统计，20世纪，日本社会共经历3次自杀浪潮，这背后是社会的动荡，如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碰撞以及战后社会剧变等。1998年出现的自杀高峰可以看作是第四次浪潮，相较于1997年，自杀率陡增47%，并在之后一直居高不下。厚生劳动省2018年的报告指出，“自杀仍然是15岁至39岁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1998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自杀被认为是一种个人选择。在1998年之后，日本政府才第一次将自杀列为公共心理健康问题，并陆续出台政策措施阻止自杀。

那么自杀与孤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经济决定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以及较高的失业率造成了青年人普遍的消极情绪，进而引发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使得自杀率持续上升。尽管慈子同意经济因素对日本青年自杀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但不认为那是主要动因。2003年，慈子开始对日本自杀网站的访客及留言进行研究。她发现这些访客大多为青年人，而真正困扰这些年轻人的问题很少与工作或抑郁症相关。在留言中，孤独才是最常被提及的主题——他们缺乏生活的意义，更缺乏被他人需要的感觉。在绪论中，慈子将孤独定义为一种“对与他人或环境的关系产生的不满情绪”。通过广泛借鉴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慈子指出，孤独并非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生物演化的结果，对孤独的恐惧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演化之初就注定了无法单独生存。在茹毛饮血的时期，被孤立就等同于死亡，这一恐惧深深刻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然而在现代语境中，孤立（isolation）与孤独（loneliness）又并非同一个概念。孤立是一种物理与社会事实，而孤独则是一种情感与主观（subjective）事实。这也就意味着，一个独处的人未必孤独，而孤独作为一种情绪必然产生于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主观体验。

因此，慈子提出，理解人类的主体性对于理解孤独的本质至关重要。主体性是人类感知和体验世界的基础。在理论层面，作者将主体性定义为某种“第一人称体验”以及塑造这一体验的心灵内部结构。人类主体性的本质结构是双面的，就如同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同时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对于群体的联结与归属是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希望将自己从我们所属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与他人建立区隔，从而确认自我的存在。因此，主体性一直处于向内与向外、依赖与独立的交锋之中。这一主体性的双面结构决定了人类必然遭遇孤独，同时也暗示了摆脱孤独的可能，这一结构正与慈子写作本书的意图相契合——不仅是为了识别问题与挑战，更是为了找出解决的路径与相信希望的原因。

讲述和分享，被人“看见”

如果说当代日本青年的自杀体现了个体所承受的孤独之苦，那么在受到整体孤立的社区内部则隐含了摆脱孤独的可能。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慈子将关注的重心从个体扩展至社群，田野调查的对象从虚拟的数字世界转移至现实中的边缘社区。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地区遭受了地震、海啸与核泄漏三重灾难，40多万居民被迫疏散。这些灾难的幸存者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乡与社区，容身于临时避难所。与许多人一样，慈子曾担心这样巨大的创伤与迁徙所导致的孤独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自杀现象。然而事实却出人意料，福岛灾难之后，日本的自杀率并没有出现明显增长。相反，临时避难社区中的幸存者们呈现出了抵抗创伤与孤独的韧性和恢复力。

3·11灾难发生7个月之后，慈子造访了北茨城（North Ibaragi）地区，对疏散至当地的幸存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茨城县位于福岛地区南侧，北茨城地区距离泄漏的核反应堆只有70公里。灾难发生之后许多幸存者被安置进北茨城偏远的郊区。这些幸存者社区不仅在地理上远离购物中心与公共设施，甚至没有受到政府与媒体应有的重视。因此，临时安置于此的人们有了一种被遗弃的感受。受到主体性中社会属性的驱使，素昧平生的幸存者们自发组织起社团与集体活动。其中一位组织者藤原告诉慈子，在社区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kizuna）是最为要紧的。但如何才能在这些原本陌生的个体之间建立纽带呢？地震、海啸与核灾难是这些幸存者共同的遭遇，那么就从讲述自己的遭遇开始吧。藤原在社区中组织了多次工作坊，为人们提供互相倾诉的契机。幸存者们通过讲述与分享，逐渐彼此联结，最终在这一临时的社区中找到了归属感。不少人甚至将这一讲述的行为作为自己活下去的动力。

尽管本书以沉重的自杀研究切入，但在结论部分，作者结合茨城县的田野调查，展现出应对孤独问题的积极一面。从“良善人类学”和“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慈子提出了具体而实用的解决策略——接纳孤独作为人性中自然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将孤独视为无意义的痛苦甚至精神问题，而应采取同情与沟通的态度，认识到由于人类主体性的双面结构，孤独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常态。将孤独视为我们共同人性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向他人伸出援手。正如本书所示，个体乃至整个社区，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的社区，需要被“看见”，被关怀。我们应当通过认可他们的主观体验来进行支持。北茨城的案例和对自杀网站的研究表明，这种支持不应以“治疗”或“治愈”等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而应通过建立真正的联系、尊重来实现。

社会不必是孤独的。人们不必独自忍受。孤独的痛苦不应被病理化和污名化。但这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反思社会内部和外部结构，改变我们固有的认知。慈子相信，这些共同的努力能够增进所有人的福祉，并确保没有人被遗弃。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