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之所为作也

作者: 黄德海

前文提到的序言里,斯蒂芬·平克说到了另外一层意思:“我是研究语言发展的,研究儿童如何在父母输入的基础上习得语法规则系统,但在我们正确却不方便的文件夹中有一个奇怪的仿真陈述,即儿童习得的是同辈的而不是他们父母的语言和口音。……即使在许多文化中,大人不跟小孩说话,但小孩听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说话,也能学会语言。虽然孩子没有接触到大人具有规范语法的语言,但他们自己可以创造出合乎语法规范的语句。移民的后代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也能很好地学到语言,这些孩子很快就开始嘲笑自己父母的语法错误了。”如果把这个观察稍微推广一下,大概就可以说,跟同辈的交流和相互认同,是一个人依据所在群体的行为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过程,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方向看,《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友”,或许就不只是学习过程中可有可无的陪衬,而非常可能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部分,甚至就此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走向。

上面写到的孔安国和董仲舒,包括此前谈到过的唐都,即便后来有些成了同事,毕竟是司马迁的师辈。作为其同辈的交往,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所列如下:“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功、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佗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苏建;……而公孙季功、董生(非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佗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自冯遂以下,皆与公同时。《汉书》所纪有……骑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谧《高士传》所纪有处士挚峻。”照王国维的说明,根据情况推测可以排除的,有公孙季功、董生、樊佗广和平原君子。另外,冯遂是冯唐的儿子,虽《史记》中有“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的记载,但两者年龄至少相差三十岁,算不上同辈,因此有人认为,这里的“余”指的是司马谈。其司马迁同朝为官的文武大臣,比如一起参与过太初历制订的兒宽,一起负薪塞河的枚皋,肯定都跟他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但司马迁自己没提,这里就不进一步扩展了。

与司马迁平辈交往的,多是世家出身,或自己有功名建树之人。贾嘉是贾谊之孙,《史记》里提到他,只说“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或者跟司马迁是学问上的同道。田仁是习黄老的田叔的少子,为人廉直,有政治才能,且“以壮健,为卫将军(按卫青)舍人,数从击匈奴”,算得上文武双全,惜因牵扯进戾太子造反事,被盛怒之下的汉武帝腰斩。壶遂就是“余闻董生曰”那篇长论的谈话对象,也是太初历编制的参与者,司马迁称他“深中隐厚”(内心廉正忠厚),有长者之风,要不是遽然而逝,甚至可能做到汉相。苏建是著名的苏武的父亲,曾以校尉身份跟随卫青出征匈奴,因功封平陵侯,后以将军身份建造朔方城。他告诉司马迁,自己曾劝卫青招纳贤者,“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可卫青深知武帝切齿于拉拢宾客,只愿“奉法遵职”,做自己的本分。还有一个跟司马迁非常相关的人是任安,也就是《报任安书》的通信对象。他也因为戾太子事件,被汉武帝认为“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诛死。当然,跟司马迁最为命运攸关的人物是李陵,他几乎完全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这个放在下面讨论。

另外一个跟《史记》相关的人物,是东方朔。司马迁没有提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滑稽列传》里记他言毕“原陛下远巧佞,退谗言”之后,就病死了。不过,传中明确有褚先生说,“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表明此篇为褚少孙所补。如此,较为可信的记录,只能出自汉代人的著述了,这也许就是很多人相信桓谭《新论》的原因:“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之也。”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司马迁跟东方朔的关系应该非同一般,不过,事实究竟如何,恐怕谁也无法确知了。除了东方朔,还有一个跟司马迁的关系究竟存不存在还有疑问的,是挚峻。司马迁写给他的信,存在《高士传》里——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大,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巳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高士传》作者皇甫谧,字士安,《晋书》称他“素履幽贞,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皇甫谧生活于魏晋之际,看到过一系列残酷的政治事件,感受到当时社会上因避世而流传的隐逸之风,难免会对高士(隐士)情有独钟。《高士传》的标准极高:“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孔子称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两龚是汉代的龚胜、龚舍两兄弟,王莽篡位后,二人以不事新朝而名于世。他们未能入选,当然是因为曾屈于王公,名耗于始。那么,入传的挚峻是什么情况呢?“挚峻,字伯陵,京兆长安人也。少治清节,与太史令司马迁交好。峻独退身修德,隐于岍山。迁既亲贵,乃以书劝峻进。……峻报书曰:‘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游余齿耳。’峻之守节不移如此。……峻遂高尚不仕,卒于岍,岍人立祠,号曰岍居士,世奉祀之不绝。”

《高士传》这类作品,《隋书·经籍志》称为杂传,“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这是说杂传的流行和内容。《文心雕龙·史传》分析了其流行的原因:“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刘知幾《史通》则有对具体作品的批评:“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不管这些评价是否公允,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知道,人们很早就怀疑杂传的可靠性了。不过,可靠性大概并不是评价这类作品的唯一标准,著述者的目的或许原本就不为记录史事,而是为写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正因如此,人物只要有一点点文献依据,就可以写进作品并借机发挥自己的想法。比如《高士传》里,既有见于《史记》的黄石公和商山四皓,也有出自《庄子》的王倪、许由,还有传说中的汉阴丈人、披裘公等,都是借以写皇甫谧心目中的高士形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些不属于高士行列的著名人物,偶尔也会作为对比出现在行文中。上面引到的这篇,司马迁其实就是作为挚峻“高尚不仕”的反面存在的,所谓“迁居太史官,为李陵游说,下腐刑,果以悔吝被辱”。

“太上立德”云云,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引完这段话,信中没有特别的发挥,而是描述了挚峻的高洁性情,随后就劝他出仕。这其实只罗列了两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没有确立共同的认知基点,因此并无劝服的可能性。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认为此信“直恐是赝作耳”的原因之一?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却觉得信的出现顺理成章:“所谓迁既亲贵者,当其为太史令时也。迁虽与峻善,而志在立德、立言、立功,与峻之消极退隐行径大不相同。”随后,年谱引《报任安书》中的话,来对应信里的意思:“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戴盆望天句,《文选》李善注云:“言人戴盆则不得望天,望天则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也。言己方一心营职,不假修人事也。”更何况,报书还提到,任安提醒司马迁“推贤进士”,不正好符合他给挚峻写信的意图和心态?不过,与《报任安书》的高度一致,非但无法确证信的真实性,甚至恰恰说明信非常可能是作伪者根据《报任安书》的倒推。然而,“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即便《与挚伯陵书》为赝作,是不是也说明作伪者把握住了司马迁某个阶段的心态呢?他可能的热衷、激进和虑事不周,是不是在这封虚实未知的信里透露出来了呢?

司马迁身后不久,就有关于他和《史记》的批评之声,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奇”。扬雄《法言·君子》云:“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晋李轨注:“《史记》叙事,但美其长,不贬其短,故曰多爱。”同书《问神》又云:“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班彪则谓,“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更后来的《文心雕龙·史传》,也说《史记》“爱奇反经”。“爱奇”对比的是“经”,恰如扬雄言辞中“爱奇”对比的是“爱义”。推敲这些议论,大体可以明白,“奇”,就是不纯,不正,“爱奇”并不是(或不只是)喜爱非常可怪之事,而是美长而不贬短,不能像孔子或经书那样以义为断,因而导致《史记》裁剪不够,驳杂不纯。宋咸注《法言》提到,“迁之学不专纯于圣人之道,至于滑稽、日者、货殖、游侠、九流之技,皆多爱而取,不忍弃之”。这话透露出来的意思,仿佛司马迁“爱奇”并非只因对经书的理解不足,还有他性情趋向的选择。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应该都不是单一因素的推动,而是先天性情和后天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结果一方面决定了写作者能达到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暗暗伏下了自己的命运线索。下面即将写到的“发愤”,其性情根源,可能已经深深埋在“爱奇”这里。

无论性情如何,人面对的社会总体情形和思想的普遍状况,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来选择。无法自主决定的外在环境,某种意义上就难免会构成迫害。迫害并不只有某种意义上的强力,照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里的说法,“迫害这个概念涵括了多种多样的现象,从最残忍的类型(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到最温和的类型(如社会排斥),应有尽有。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些从文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类型”。这些重要的类型,有人举出了一些,包括民族意识形态、神话以及象征,要求团结一致、遵守法律以及适应集体思维模式的政治德性,信仰、意见和偏见,民族竞争造成的尚武德性,公民权利习传性的平等,僭主的猜忌,群氓的嫉妒、仇恨和嘲笑。对照以上的条件,司马迁几乎具备了一个被迫害者的诸多特征不是吗?不只是司马迁,一个卓越(aretē)的人,几乎无往而不生存于迫害之中。当然,并非具备了被迫害特征,迫害就接踵而至,任何迫害的出现,仍然需要一个触发条件。

真正让司马迁陷入迫害泥潭的,是著名的“李陵之祸”。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善骑射,对人仁爱,曾与司马迁同为郎中。据司马迁观察,李陵“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进击匈奴,李陵自请率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为单于所率八万余骑包围,因粮尽矢绝,救援不继,投降匈奴。投降引发了汉武帝的怒火,于是“群臣皆罪陵”。后来,汉武帝意识到李陵败降的原因是救援不继,心下有了悔意,于是派公孙敖带兵去匈奴处接李陵。公孙敖没有完成使命,就谎称李陵在为单于练兵,“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此举彻底堵死了李陵的归汉之路,空留下千古遗恨。司马迁受此事牵扯,是他在群臣罪陵的情况下,说了几句话:“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

从《汉书》的记载看,司马迁对这件事的判断,没有明显失误。并且,虽然曾与李陵同为郎中,但司马迁所有的言辞都不是出于私情:“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由此可见,卫宏《汉书·旧仪注》中所谓司马迁“坐举李陵”并不属实。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哪里管得了这些,尽管是他主动问司马迁的意见,最终仍然“下迁腐刑”。《报任安书》说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能够见到司马迁的悲愤之情:“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入狱之后的情况,简直无法描述,“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身遭腐刑之后的情况,更是苦不堪言:“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这段描述,无论说的是心理还是生理,对一个心气极高的人来说,都是完全无法忍受的耻辱。如此情形下,司马迁能告愬的,差不多也只能是自己心目中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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