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对位之下的变化和复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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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贵州六盘水的青年作家熊生庆，近年常将他的故乡作为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除却《气味》一篇直接采用现实里也惯用的简称“水城”（今日的六盘水由钟山、六枝、盘州与水城四地构成），其余作品中的命名往往指涉故乡的不同侧面：六盘水夏日凉爽，宜人的避暑胜地，是为“凉城”（《荒野甜心》）和“凉都”（《巴纳巴音》）；曾经的“三线”重镇，矿产丰富，钢业发达，是为“钢城”（《闯江湖》）；有适于鹤群栖息的生态环境，是为“鹤城”（《你到底想说什么》《文峰塔》），等等。小说家以故乡为背景，这可能是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但对近年的熊生庆而言，当他直接说出故乡的名字或持续地寻求某个恰切的命名，并非仅出于简单的个人情结，其中隐含着小说家的关切以及关切中的热切：试图聚焦小城的故事与小城人物的命运，在边缘与中心的参差对位中，捕捉时代变迁对于生活方式、内心世界的影响。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参差对位，在熊生庆笔下常呈现为以贵阳为原型的“省城”，因其各方面的优势和魅力，不断对以六盘水为坐标的“地方”发出召唤。而这召唤好像类似于荷马史诗中塞壬的歌声，迷人却致命。

比如，《晚照》一篇，渐入老境的秋萍，常去省城照顾儿孙，从总怀念住了大半生的“杨柳街”到“慢慢习惯了，慢慢发现了那座城市的好”。在秋萍正经历的蜕变中，与中医馆黎医生相遇并暗生情愫，成了她重审生活的契机。秋萍一面“意识到那个人正频繁地闯进心里来”，一面忆起曾给她造成无尽痛苦的婚姻。整篇小说的气质始终对应着主人公秋萍的心境，隐忍，克制，这点在小说最后得到了最为集中的显示：作者用一句“小家伙突然哭了起来”宣告了一段可能的黄昏恋尚未开始便已结束。孙辈的哭声，像一声声悲凉的暮鼓，突然响彻于秋萍生命中的十字路口。秋萍对黎医生的试探的拒绝，直接但也含蓄，这过程亦是主人公对女性主体性的判断和抉择：秋萍终归抑制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意愿，选择严格地忠于母亲和外祖母的角色。小说中女性生存图景的展现，乍一看像是将个人幸福与照护后代对立了起来，若是顾及这二者之间早已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便很容易对作者的性别意识进行宣判，指控一个青年小说家竟如此守旧。但只要理解了《晚照》的主题之一是变化，上述宣判与指控便恐难成立。

变化，这是熊生庆近年的小说创作中频繁触及的命题。他笔下的人物，或是积极甚而急切地渴求变化、拥抱变化，由此遭遇因变化而上演的悲喜剧；或是在变化到来时感到犹豫、不安与恐惧，被动地渴盼着变化的降速和可逆，悲伤地承受着变化的表象下某种宿命的循环。具体到《晚照》一篇，如上文所述，主人公秋萍虽怀旧，但并非抗拒变化，是旧日的经历迫使她对变化保持必要的审慎。这便引出了熊生庆近年小说中“地方”与“省城”之外的第二重对位，即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将来”之间的纠葛。《晚照》里的“过去”之于黎医生，有明有暗。明的是他接手了姐姐开的医馆，缘自姐姐“家里出了变故”；暗的是他对过往的感情生活讳莫如深，就像医馆暗藏的茶室中“浅浅浮了灰尘”的沙发和茶具。与之相对，秋萍的“过去”则随情节的推进愈发清晰，直至小说行将结束，往事已由常年沉入心底的隐痛变成了坦白的话语。以平静的口吻和直截了当的姿态，秋萍向黎医生讲述自己婚姻的失败以及春节期间如何给前夫扫墓。虽然她感慨“没想到，我还是这个样子”，看似委婉地回绝了黎医生的善意，但又何尝不是向对方发出质询：进一步的变化的前提，是接受一个人的“过去”，以及“过去”对于“现在-将来”宿命般的浸透，你是否能够接受？

结果便是：“黎医生很认真地听着，不时报以礼貌的微笑，只是，这微笑，渐渐就有些僵硬了。他轻轻拍了拍腿，顺势站起来。//阿姐，他说，时辰不早了，我该走了。”因此，熊生庆对于主人公的书写并不保守陈旧。与黎医生相比，在面对变化的预兆、想象变化的前景时，秋萍无疑更有勇气。为前夫扫墓的决定让她的女儿感到惊讶，这说明主人公长久以来不愿提及往事。扫墓并向黎医生坦白“过去”，或许也意味着秋萍不再回避旧日的伤痕。她在墓前“蜷着身子，抱住双膝，紧紧缩作一团”，在黎医生看来可能是旧情难忘，这终归是种粗浅的认知，误判了“过去”之于“现在-将来”的复杂性，低估了“过去”本身的明暗交错和爱恨交织。秋萍深知，即便是被命运祝福的“现在-将来”都无法与“过去”发生断裂。据此而论，黎医生的世界观或现实感，与前夫一样，都与秋萍的内心体验存在落差与错位。秋萍选择“缓缓离开，像一段戏曲的谢幕”，不是消极地逃避变化，而是主动规避了覆辙的重蹈。

变化作为主题，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过去”与“现在-将来”的对位，是熊生庆近年小说中重要的亦是常见的叙事动机。比如《荒野甜心》[1]一篇，主人公苏影因“一点点积攒起来”的“不甘心”选择离婚；本以为新的邂逅和恋情是积极的变化，以为“过去”中被舍弃的那一部分自我将复苏于“现在-将来”，但最终仍是宿命般的轮回：新的爱人与前夫一样，都难以真正理解自己，都会问出那句噬心的“你到底想要什么”。这种轮回的设计蕴含着熊生庆对于变化及其积极一面所持的保留态度，正如他在《凝注不去——〈荒野甜心〉创作谈》[2]中所声称的那样：“她是县城过客，终将离开。她不属于县城，也不属于别的任何地方。残酷在于，离开也只是另一段生活的开始，预示着未知和不确定，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与《荒野甜心》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你到底想说什么》[3]一篇。小说中，“我”希望通过退出乐队的方式使生活发生变化，但老钟的处境却令“我”对“现在-将来”感到迷茫。“我”的友人和乐队队友宗译，与老钟的女儿小卫（小卫并不知道老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有了孩子；基于宗译过往的坏名声（“花花公子”“浪荡诗人”），老钟不相信对方能够变成能给予女儿幸福的人。老钟不信任宗译，或许是对自己年轻时亦未能履行父亲职责的省视、否定和悔恨。对此，李晁在《“答案在风中飘”——读熊生庆小说〈你到底想要说什么〉》[4]中予以过准确的分析：“小说讲述的是两代文艺青年陷入的雷同处境。这处境已经带来了一次伤害，而这种伤害很可能再次重演，或者说它天然地带着伤害的前景。”

小说的一个重要伏笔是老钟的变化：从喜欢诗歌的文青变为圆滑的中年商人。这过程中更为紧要的，则是老钟人到中年后对于爱的认知，他朝“我”冷笑着声称：“爱，什么是爱？活了大半辈子，如今在我看来，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东西。多少人打着爱的幌子为所欲为，借爱的名义疯狂索取？对大多数人来说，爱不过是一种幻觉，他们在幻觉的外衣包裹之下满足自己的私欲，逃避本该承担的责任，留下的除了伤痛，还能有什么？”这种悲观的态度，导致了老钟对宗译缺乏信任，对女儿的幸福缺乏信心。正如题目《你到底想说什么》所示，老钟找到“我”是想通过“我”这个中间人来了解宗译和女儿小卫的生活，却又不敢立刻说明来意。老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成了推进小说情节的核心要素；但谜团的揭开并不意味着豁然开朗，文本以一种迷茫的气氛结束：“走到离家不远的三岔路口处，我停下了脚步。”本质上，“我”、老钟与宗译都在渴盼变化，以自己的经验去想象或实践一种所谓更理想的生活，但“过去”认知中对理想生活的定义及其脆弱的质地，给人物的“现在-将来”投下了难以回避的阴影，这正是小说中迷茫气氛的源头。同时，叙述两代人的困境，也似乎是在有关变化的命题之下提出了一个问题：试图将想象中某种更好的生活变为现实，是否必须以当下的瓦解、重构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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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作品外，在熊生庆近年创作的另一些小说中，变化既是命题，同时又显著地对叙事产生出枢纽般的作用。比如《巴纳巴音》[5]一篇，“我”的妻子冉丽丽企求的变化是怀上孩子，为此她积极寻找各种方法，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叫巴纳巴音的地方，寄托于那里一位传说中能助孕的神人张阿婆。“我”消极地配合妻子的愿望，为此“戒烟、戒酒，从一百八十斤的大胖子硬生生减到一百三十斤”。同时，“我”意识到并克制着内心隐秘的变化，那就是“我”在与妻子“无休止的争吵、冷战”中已将耐心、爱意消耗殆尽。小说中的夫妻面临着婚姻危机这一变化，而“必须有个孩子”则是他们暂时想到的解决危机的方式。期待中的变化（怀孕生子）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已发生的变化（婚姻危机），这是《巴纳巴音》触及的命题。如何使期待中的变化由理想变为现实，便变成了小说中戏剧冲突的策动点。小说家通过意外的发生阻止了理想变为现实：驱车前往巴纳巴音的途中，先是遭遇堵车，尔后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坡路上为暴雨所困；明明已抵达目的地，却因巴纳巴音已改名六盘山，将目的地错判成了途经的地点；明明遇到张阿婆并与之交谈，却浑然不知，最终只能在阿婆棺材前绝望痛苦。这些意外是一次次计划无法涵盖的变化，变化在作为主题之余也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因素。意外，是主人公不曾料想也不愿面对的变化。但在《巴纳巴音》最后，正是意外使人物认清了曾期待的变化绝非最终目的，想解决婚变或其他生活里的困境、危机，与其向超现实的力量祈愿，不如好好面对并珍惜彼此——这也正是变化中不应更变的部分。

《巴纳巴音》中的意外此起彼伏，它们构成一种重复式的叙事结构。因此，小说中的世界如同循环往复的漩涡和迷宫，暂时地将人物困住，也指示出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巴纳巴音》类似，《格凸之旅》[6]一篇同样将意外作为情节发展的助燃剂，只不过这次的意外更像中国古典小说里富于传奇性的巧合。小说前三分之一部分耐心地叙述着主人公肖南与小安从相识相恋到准备结婚的过程。小说交代了不少围绕婚恋展开的琐碎细节，如毕业找工作、见家长、装修婚房等，由此营造出平凡而幸福的氛围，一切似乎都在正轨上平稳地运行。但从人物决定去风景秀美的格凸（“格凸，就是苗语里‘圣地’的意思”）拍婚纱照开始，意外便在冥冥之中开始了。先是“天气预报明明都是晴天”却“冷不丁下起雨来”，继而在“先去格凸看看，提前熟悉路线和环境”的时候，险些撞上一个因车祸受伤的老者。主人公试图搭救老者，却被错认为是肇事人，作者写道：“老人斜靠在小安拿来的抱枕上，一手拽住肖南裤腿，一手捂着胸口，有气无力地说，小伙子，你开车怎么不看路呀，我的牛还在家等我呀，我得把草背回家喂牛呀……老人一会说他的牛，一会说自己该走小路回家，一会说都怪该死的车开得那么快。肖南明白了，他以为是肖南开车撞了他。”情急之下，肖南“一狠心，挣开老人，拉上小安飞快跳回车上。他猛踩油门，一声轰响，巡洋舰如咆哮的野兽一般往前奔去”。这件事成为人物的心病，但对小安的影响更深，她梦见老者已死，不愿再去格凸拍照；而肖南再赴格凸，确认老者正如小安所梦，已在前夜亡故。

《格凸之旅》中老者对事实的错认，不论是无意间的误会还是有意的栽赃，都有其现实的依据，近年来类似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但老者在昏暗间的突然现身，被迅速处理掉的现场血迹，以及小安最终被确证的梦，加之出现“鬼架桥”这般地名，种种要素交错起来便有种魅影重重的气氛，仿佛主人公遭遇的意外只是梦魇。小说结局处，此前意外发生时的鬼魅气息变成了凝重的阴影，小安被它一下子击垮，逃离般地回了家乡。一句“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后，小说在不祥的氛围中戛然而止。至于小安是否回到肖南身边，他们的婚恋是否会摆脱意外造成的心病，则留待读者想象。若继续深究这篇小说中变故发生前后的鬼魅感所产生的原因，除了环境营造和细节设计外，想必还缘自意外事件的叠加已超出人类理性的认知——换言之，一切难以得到科学的解释。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人类社会也持续地经历祛魅：以往众多无法被认知和解释的事件或现象，因理性和科学的澄清而不再被归于奇迹或神明使然。人们相信，只要足够理性，只要不断发展科学，任何混沌不明的事物都将有迹可循，意向中的远景和愿景都将沿着清晰的规划逐步得以兑现。熊庆生近年的创作有股与祛魅相对的、复魅的劲头，除了《格凸之旅》外，在《气味》《隐疾》《西陵渡》等作品中，都出现了一时难以被理性认知、被科学解释的事件或现象。比如，《气味》一篇，主人公老余在妻子素雯去世后总感觉杨柳街的家里有股气味“就是洗不净，擦不掉，透不出去”，而“当他意识到那气味只自己一个人在家才能闻到时，他被吓了一跳”。为了逃避这种会引发思念亡妻之情的气味，老余决定恢复在老家建房子的工程，由此引出小说中另一个带有复魅色彩的情节——搬回老家居住的老余梦见了父亲：“临近天亮，老余猛然惊醒。他做了个梦。梦里，算盘先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站在新居门前的香樟树下，连连叹道，不对，不对。老余问他，爹，哪儿不对啊？算盘先生背对老余，掐了掐指头，幽幽道，这树不对，不是这个味儿。老余伸出手，想搀住父亲，父亲化作一缕青烟，倏然而逝。”从后续情节便可知此梦有着与祛魅水火不容的神秘主义色彩。经由梦境的指引，老余先是发现院子里种下的并非他想要的香樟树，儿子买错了；继而，他开始怀念杨柳街家中的气味。在小说的结尾，儿子未经准许便将杨柳街的房子装修一新，“原来那股特殊的气味再也没有了”；最终，老余就像他梦里的父亲一样茫然若失，在熟悉的地点再也找不回熟悉的味道，梦境与现实残酷地重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