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新一辈

1

1980年7月，我在老家“和平中学”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够进“技校”，却因为体检不合格而失之交臂，只得去铜陵市第一中学（简称“一中”）再读两年高中，看能否碰运气考上大学。

本年一件大事，是“人民公社”重新改为过去的“乡”。做了许多年“社员”，村民们一时还不太适应，起初仍叫“公社”。在我之前，本公社高中生考大学尚无零的突破，所以全家都不抱希望，只觉得放弃机会怪可惜的。

熬两年吧。考砸了，大不了回家务农。

不料我还没开始“熬”，父母就提前煎熬起来。他们嘀嘀咕咕好几天，还是向铜陵市的三姑妈开了口，希望能让我寄宿在她家。住校两年，食宿开支太大，照我家当时的收入，根本承担不起。二哥特地去了趟三姑妈家，得到肯定的答复，这才最终决定让我去“一中”读书。

三姑妈在五十年代后期随姑父“招工”去了铜陵市，她平时操持家务，没有正式工作，两位表哥和表妹都在念中学，五口之家全靠姑父一人拿工资，并不宽裕。我们半年才送去一点大米和土产，当然不够吃喝用度，这就势必要给姑妈家增添负担。虽是姑舅关系，毕竟寄人篱下，刚满十四岁的男孩，硬推给亲戚家，能吃得下这苦吗？

但事情并不因人们怎么思虑，就会朝更好的方面转变。条件如此，别无选择。无论怎样尴尬勉强，我还是跟父亲和二哥一道，扛起行李，赶在1980年9月1日开学前三天，踏上了去铜陵市的道路。

母亲一贯视我为“子壳里的鸡”（尚未钻出鸡蛋壳的小鸡），她自然很伤心，但第一次离开家乡进城读书，我除了一点惘惘的惆怅，以及几分好奇和激动之外，倒也并无怎样的依依惜别之意。从家到铜陵市，直线距离三十公里，本来可以走过去，但二哥挑着几十斤重的粮食，长途太吃力。“擦黑”赶到姑妈家，他和父亲不能当天往返，也有诸多不便。所以还得坐公交车。

那时的交通实在不便。先要步行两小时左右，走到我们“圩区”和西边（长江上游）另一个“圩区”的交界处，等候一天只有上下午两班的公交车。邻居“学庆你”家有一座基本当摆设的吊钟，不能靠它掌握时间。保险起见，我们必须一大早就出门。

赶到公交车站，原来就是隔壁“乡”的供销社。经人指点，知道上车后才买票，并非预先买好票，再笃笃定定“等车”。这就意味着如果人多，必须尽量挤上去，否则等下午另一班，二哥和父亲就得在姑妈家过夜了，那是万万不可的。

好在阳历八月底仍是农忙季节，赶上午这班车的人并不多。然而等到一辆摇摇晃晃的老旧公交车开到，还是发生了好一阵拥挤和忙乱，二十多位乘客及其难以描述的各种行李（包括我们的粮食和土产）总算全部塞进汽车。

车子开动不久，“圩区”熟悉的风景很快被抛到后面，迎面而来的是以红壤为主的皖南丘陵地带。闻着浓烈的汽油味，看着陌生的景物，这才意识到真要出远门了。

全程无柏油马路，“公路”尘土飞扬，十分颠簸。到了铜陵市“城关”（铜陵市治所“城关镇”渐渐成了县城的代名词），再换乘另一路公交车，才能进入铜陵市区。其间周折不必细述，反正敲开姑妈家的门，正是吃午饭的时候。

2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节奏加快，几年前国家已撤销铜陵县建制，变成铜陵市下辖的“义安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经确立了市管县的行政框架，但历史上铜陵市与铜陵县的隶属关系极为复杂，迭为主客。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县、市日常工作实际上长期分立，铜陵市仅限铜官山矿区及其下辖的其他若干厂矿企业，铜陵县则主管全县农业。前者工业地位重要，后者土地面积和人口又大大超过前者。

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跟铜陵市相隔一个“天井湖”，规模小，但毕竟是一县的治所，农民们绝不会随便转悠到“县里”，除非青年男女相亲成功，婚前由媒人领着去县里“扯布”（男方给女方买布作嫁衣），或青壮年得了急病或受了重伤，赤脚医生宣告束手，只好抬着去“县人民医院”（老年人就不折腾了）。总之那时候农民进铜陵县城可真是一件大事。

至于铜陵市，就更加遥不可及了。这座黄山山脉北麓的山城素有“铜都”之称，据说铜矿开采可上溯至商周两代。西汉元丰二年（前109年）在铜官山设铜官，东汉更置“铜官镇”。唐时已因铜矿冶炼而名震遐迩，诗仙李白途经此地，先后写下《铜官山醉后绝句》《与常赞府游五松山》《宿五松山上荀媪家》《赠刘都使》《记南陵题五松山》等诗，所记皆是他在铜陵的真实生活经历，包括对冶炼现场的描写。李白提到的“铜官山”“五松山”“南陵”都在当时的铜陵市境内，也都可作古铜陵的代称。

唐宋以下，历代经之营之，未尝停歇，但大规模建设还是在“一五计划”推行之后。三姑父就是那时“招工”进城的。此后铜陵市境内陆续发现其他矿藏，都纳入铜官山矿区统一管理。四面八方建设大军蜂拥而至，人口剧增，很快形成一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中型城市，经济地位与繁华程度后来居上，远超铜陵县“城关镇”及其下属的各乡镇。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继续发展支柱产业（有色金属开采与冶炼）的同时，又通过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一大批高考落榜的城市待业青年经过又一轮考核选拔，纷纷进入新建的毛纺厂或绢纺厂，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在我读“一中”的八十年代初，铜陵市商业还不甚发达，中心城区只有“举市闻名”的一条贯通东西的主干道“长江路”，商业区就在“长江路”跟另一条主干道“东风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俗称“十字街”）。“十字街”附近有全市唯一的百货公司、工人文化宫、长江剧院、医院、银行、少年宫、火车站。

当然也有一家门面不大的新华书店。1980年秋，我跟着大表哥逛街去过这家书店，看到一本《李家庄的变迁》摆在橱窗显要位置，不知是何名著。1984年大二暑假回乡，路过这家书店，这本书过了四年还纹丝不动摆在原处。尽管流行音乐时髦服饰早已在这座城市四处开花，却完全不见那个时代为人所称羡的排队抢购文学名著的景象。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冲动，我不假思索买下了赵树理这本小说。暑假结束回上海，正好在火车上一口气读完。

“一中”就位于百货公司和工人文化宫背后一个小山坡上，闹中取静。从“长江路”正门走进学校，迎面是大操场，就着山坡底部挖建而成，与街道保持在同一平面。其他建筑，教学楼、住校老师宿舍、行政办公楼、食堂（带澡堂）和临时加盖的一栋专供不能走读的学生住宿的平房，都沿着操场东西两侧，像梯田一样逐级向上，依山而建。

学校主体建筑是盘踞半山腰的教学楼，坐北朝南，青砖木结构，上下两层，据说建于五十年代后期，是学校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物。站在二层阳台凭栏眺望，半个铜陵市和更远处的山峦尽收眼底。周围陆续建造的其他校舍就没有这种气魄了。

除了一些必要的道路，所有空地都被不知是这座小山原有还是后来栽植的大量树木所占据。整个学校隐藏在一片茂盛的树林中，甚是清幽。

本届（1980年）高中有四个平行班，近两百名学生。第一学期结束前举行摸底考试（也参考入学时的初中毕业成绩），本着教师评估和学生志愿相结合的原则，我被安排在唯一的文科班。

毕竟刚从闭塞的乡下出来，我不可能像城里同学及其家长们那样，根据丰富而灵通的信息，反复斟酌文科与理科的优劣。况且我生性中有一个很矛盾也很没出息的地方，就是在小事情上挺认真，逢到大事反而随波逐流，甚至可说是任人摆布。文科就文科吧，况且学了一学期的物理化学，也实在太难。专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和政治，对我来说也还算相宜。

我的高中生活，这就算正式开始了。

3

“一中”的前身，乃是创办于1938年春的“国立第十六中学”。抗战八年间，共有二十二所收容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以数目字顺序统一命名。“十六中”校址在今重庆市永川区，不知哪位作者撰写了校歌《北山之歌》——

北山何苍苍，花木何芬芳。黉舍嵯峨接大荒。

弦歌永不辍，蔚为邦国光。生聚教训忆越王。

出中序，入大庠。此何时，君莫忘。

山河半壁，家沦亡。大地豕蛇正跳梁。

北山何苍苍，花木何芬芳。步趋我国父，收复我国疆。

大仇未报寇未灭，志士无颜归故乡。

1946年秋，学校迁至铜陵市西南临江的“大通镇和悦洲”，改名“省立铜陵中学”。这可是一处水陆交通要津，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和悦洲”为中心发展到鼎盛期，人口七万，大小商号一千二百余家，“四大银行”在此都有分行。1954年“发大水”，学校一度转移到附近的长龙山，1955年夏再迁至铜官山。初名“铜官山中学”，1958年正式确立“铜陵市”市名，学校也随之更名为“铜陵市第一中学”，一直沿用至今。

从国立到省立再到市立，招牌越来越小，学校的实体内涵却越来越大。

但高中两年，关心母校历史的同学并不多。文科班来自“大通和悦洲”的陈姓两同学也从未炫耀过他们家乡与母校的因缘，只有饱学的地理教员“周老夫子”隐约提过一笔。这固然跟人们历史意识向来淡漠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两年制高中始终以“高考”为目标，时间金贵，即使周老夫子肯讲校史，听众也不会太多。

1978年，我还在乡下“和平中学”念初二时，母校就已经被确立为省属重点中学。当时师资力量应该有过一番优化调整。等到我们这届高中生入学，教学质量已稳居铜陵地区十几所中学之冠，任课老师也皆一时之选。

这里首先要说到吕达贞老师。她是个杀伐决断的重庆女汉子，担任文科班班主任，当时只有三十七岁，精力充沛，乐观开朗，工作投入。她不仅督促同学们珍惜每一分钟，也为文科班不断“拉”来她心目中最好的老师。

吕老师196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分配到“一中”，教我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绰绰有余。那时还没有猜题押题的说法，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教材和教学大纲之外的内容，她也尽可能让我们有所接触。上她的历史课，真要“开足马力”。她讲完每个单元，都有当场提问环节，拼的全是记忆力。

同桌一位来自凤凰山煤矿的“复读生”特别卖力，他偷偷告诉我，每天早饭前喝半碗盐开水，可以长记性。我倒用不上他这件独门暗器，吕老师课堂所讲内容都写在教科书上，我只要认真听讲，再看两遍教材，基本上就能背诵了，而且还记得背诵的内容在第几页第几段，着实令这位“复读生”惊叹不已。其实并非因为我记忆力超强，实在当时的教学资源有限，少年人的大脑就像刚启用的新电脑，内存足够，不会因为输入信息太多而影响运转速度。抱怨“记不住”的同学，或是课堂听讲不够专注，失去了第一时间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良机，事后“炒冷饭”，注意力难免分散，自然就事倍功半了。

为了让同学们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吕老师用尽浑身解数。她十分强调形象思维的重要性，除了绘声绘色讲好中国和世界史上那些有名的人物与故事，还充分利用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上的插图，或者从家里带来大幅绘画作品。仅“斯巴达克起义”一节，她就结合插图、绘画和意大利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差不多将“状如皮靴”的意大利半岛地理形势说了个遍，以至于引起教地理的“周老夫子”善意的“抗议”（抢了他饭碗）。

撰写这篇不成样子的小文之前，我从“中国知网”特地下载了吕老师刊登于《安徽史学》1984年6期的《就〈斯巴达克起义〉教学谈课本插图的运用》一文，认真拜读。此文虽在我高中毕业两年后发表，但显然是她长期教学经验的总结——

《斯巴达克起义》一节教学，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让学生认识起义的原因，二是让学生了解起义的过程，三是让学生理解起义的意义。

多使用挂图，一是符合人们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二是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能加强教学效果。

读到这两段，我心头一热，不禁泪目。所谓“学生”“青少年”，不也包括当年坐在“一中”课堂上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听吕老师授课的那个“我”吗？

4

吕老师亲切地称周学夫老师为“老夫子”，但她告诉我们，别看“老夫子”头发花白，一派蔼然长者的儒雅风度，其实也就四十来岁，“跟我差不多”。吕老师这样说，主要出于对周老师的敬重，其实他们至少相差十多岁。